評論｜葉蔭聰：香港身份新認同——當「香港認同」變成權力意志

【編按】：本文為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葉蔭聰，為其新書《香港身份新認同》撰寫的書介。

幾個星期前，一位BBC記者找我聊天，他認為他的西方媒體同行太膚淺，把香港的街頭抗爭只視為爭取民主自由反專制的運動，沒看到身份認同的運作。他有這種視角，當然跟他自己的身份有關，他是一位在中國大陸長大的華人，當然深深感受到這個位於中國之內及之外的城市裏，「認同」問題正沿著中港之間的某條裂痕撕開；他每隔幾年來香港一次，想必百般滋味在心頭。

身份認同是全世界自稱做文化研究的共同課題，我們系（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的前講座教授墨美姬（Meaghan Morris）曾說過，身份認同不是用來解釋各種現象，相反，它要「被解釋的」。按照她的理解，在如今的香港，把街頭響起的「香港人，加油/反抗/報仇」及「光復香港」的口號，視為香港人身份認同的反映，是沒有意義的。相反，我們要理解，這是一種怎樣的認同宣稱（identity claim），關鍵不在「香港」二字的內涵，而是之前及之後的一切——即「加油」、「報仇」及「光復」，這些政治新詞、以及掀起的情緒到底是什麼，如何至今仍讓不少老一輩的人感到不適。

Hong Kong\”s New Identity Politics: Longing for the Local in the Shadow of China

作者：葉蔭聰

出版社：勞特里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年12月

大概在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香港開始討論身份認同、本土意識。社會學家如呂大樂、吳俊雄，以至搞傳播學的馬傑偉，都把這起源追溯至六七暴動之後、七十年代中的經濟繁榮期。今天人們念茲在茲的文化濫觴，正始於當時的香港電影、電視、粵語流行音樂，因此要說與中國大陸的文化差異，那時才是絕對與全方位的。

當時關口對岸的深圳河，還是文革晚期或後來的開放改革初年，而所有「西方的」、「摩登的」東西，則由香港這邊說了算。當年香港的年青人有一半以上已是香港出生，雖然也知道這個城市是英國殖民地，對岸是共產中國，手上拿著「回鄉證」感覺有點怪怪，對深圳河以北有點好奇，但是，大概沒有人說「Hong Kong is NOT China」。

倒是四十年後的今天，香港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區之一，北上廣的日常生活與香港愈來愈像時，身份認同的問題開始越加明顯。我有一位學生，也去過深圳唱卡拉OK，跟家人回過鄉，但他很認真地向我宣稱：「我們真的不是中國人」。這充份說明，文化差異是其次，認同宣稱才是關鍵。

以上就是拙作《香港的新認同政治：在中國的陰影下追求本土》（Hong Kong’s New Identity Politics: Longing for the Local in the Shadow of China）的背景及問題意識。我在書中的結尾總結為：香港的社會文化認同漸變為一種「權力意志」，一種掌控自己、周遭環境以至他者的集體渴求，認同宣稱背後就是意志。它有點像哲學家盧梭說的普遍意志，一種不可分割的共同體的想像，每一個人感受到自身的自由只能體現在這個共同體的自由之中，也有點像尼采說的克服困難、摧毀敵人、爭勝成為主人的渴求。我想問的是，這種意志從何來？

香港的社會文化認同漸變為一種「權力意志」，一種掌控自己、周遭環境以至他者的集體渴求，認同宣稱背後就是意志。

讀者大概期望我給出一目了然又全面的答案，但很抱歉，全書比較像是一篇又一篇的觀察、思考、回顧的筆記，有點雜亂，但希望還是對讀者有點意義。

「自由」神話殞落

我回顧的第一點是「香港神話」的隕落。這個「神話」的用法，是來自巴特（Roland Barthes）的符號學。神話原來是用人的語言來解釋神秘大自然，但現代社會反過來把人為現象視作自然不過，恒久不變的存在。它並不以一種官方理論的面目存在，而是散播在常識、規範、俗見之中，人們要不斷重複，以不同方式表述它，來維繫我們視之為「自然」的秩序。

長期研究香港的社會語言學家 John Flowerdew 用這個概念，為英國殖民統治香港最後三十年的主導意識形態冠以「香港神話」四字。它指的是，香港被視為體現自由市場、個人自由、法治的城市，而她也被想像為漸漸邁向民主的城市。神話沒有因為香港政治前途大定後而消失，相反，北京及特區政府要在「維持現狀」又「平穩過渡」的漸進主義大旗下，延續這個神話，否則無以掩蓋過渡期以來產生的種種政治恐懼與創傷。

許多人大概也會說如今香港神話不再，神話破滅，也是漸進主義的失落；我在書中則解釋為威權色彩濃厚的新自由主義的敗績。

威權色彩濃厚的新自由主義的敗績。

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曾說過，英國及殖民政府在香港扮演「管家」角色（stewardship），當管家的，起碼要讓被統治者覺得自己是主人，即使是虛假的感覺。但回歸後，在特首的政策或政治修辭中，連虛假主人的感覺也在漸漸消失。在北京政府的口吻中，人們更感到愈來愈熾熱的由國家、中央主導的氣焰：在經濟上要把握中國機遇，融入崛起的大國；特首靠保留殖民者留下的體制管治（如功能組別），不單開展不了政治改革，習近平上台後還說要「全面管治」香港。

歷屆特區政府，靠著一種中港特色的新自由主義來經營自由港，希冀可以不斷神話再現，這一切盡體現在「機遇」二字。昔日戴卓爾夫人（撒切爾夫人）與鄧小平擕手以「安定繁榮」的話語企圖穩住全球資本家的信心，及勉強安定當年的民心，以達到漸進過渡。在這樣的想法下，用今天的話來說，香港就是一個「模式」。

回歸後特區政府遇上經濟危機，總覺得這個模式欠缺了甚麼，於是，一邊不斷創造機遇（連續不斷的大型基建即為明證），一邊勸說市民把握機遇，北望大灣區，用好國家機遇；不管是自由行旅客，還是大陸資本、市場，只管吞下，定必繼續安定繁榮。

但這套混有國家主義色彩的務實理論，對大部份香港人愈來愈起不了規訓作用。例如，在幾次調查中，活在中港兩邊跑的一小時生活圈的港人始終有限，更不要說高唱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了，它可能只在08年奧運時有過短暫提振作用。

以上一切皆迴避了香港的自治承諾，掩蓋因為前途問題已漸激起的香港政治主體及期望。相反，在經濟上，大陸的發展主義狂飆為香港帶來巨量的人流及資金流，激化城市本來便嚴重的階級不平等和土地問題；在政治上，大國與小城之間始終是不成比例的地緣政治關係，當中共在六四後關上政治改革大門，試圖在「一國」中實現一地的政治改革的努力，便幾近緣木求魚。中國內地政治專權，加大力度撲殺維權運動、公民團體、工人運動及少數民族反抗，年青一代民族自豪感相繼上升，更激發民族主義衝突，這都使得香港人對法治、自由等信心日漸消散。

「漸進」不再，族群衝突愈激

對不少人來說，只有如此勇武，或只有支持這種勇武，才能彰顯對香港這個疆域的忠誠（territorial loyalty）。

宏觀複雜的政經大勢，在香港普通老百姓心目中被感受為「邊界問題」。中港融合帶來的社會亂象，例如本土主義起源的「雙非」事件、反蝗情緒、水貨問題等等，與政治問題及事件（如銅鑼灣書店事件等）在2013-14年後混合在一起，令社會瀰漫著恐懼、焦慮與失落感。

邊界問題伴隨的是對現狀、體制認同出現偏差的整合性危機，政治實踐愈來愈偏離既定常規，就如今天黑衣青年已大大偏離曾經二十多年不變的由維園走到政總的路線，以及和理非的行動風格。因為「漸進」不再，過去幾年，香港要麼在沉鬱悶局中嚷著死亡或移民，如2014年雨傘運動或2016年一連串「DQ事件」後的情況，要麼便是情緒及行動的大爆發，高舉「焦土」或「攬炒」，正如過去半年的光景。如是，香港困在兩種迴異的時間之間。

拙著近結尾有三章跟過去半年的抗爭最為相關，也都與右翼本土主義有關。雨傘運動後，跟這個派別有關的政治語言及行動方式，例如「勇武」、「光復」、「焦土/攬炒」，又或脫胎自光復行動的散落社區行動及衝突，如今已成全民浸淫其中的政治文化、感覺及慣習。當然，這些本土派政治修辭與行動的語意也變得更複雜，不為一派所壟斷。

我做研究時已發現，不少本土派年青人在2016年或以前，可能還只是捲進反對派內泛民與本土派的黨派爭奪之中，但在之後，他們漸漸成就了一種新政治參與及衝突模式。在雨傘運動期間的佔領，以至反自由行、水貨客的光復運動、旺角騷亂等等，他們想像及實踐著一種族群味道更濃的政治，我在書中稱之為族群統治（ethnocracy），以族群之名守護邊界。它不再是遵循規範的倡議、競爭及協商，雖然它有時亦尋求政策及體制制度的改變（例如阻止「雙非」、限制自由行旅客），但在修辭及行動上卻變得愈來愈強調你死我亡，對抗「存在式威脅」（existential threat）。

「官逼民反」成為最方便及通俗的說辭，各類難以清晰界定及限定的復仇、革命、暴動、恐怖主義想像也自然而來。去年夏天以前，這些都可能流於「FF」（網絡用語，即幻想），如今已部份化成了現實，擴散及融和在其他背景不一的政治行動者之中。這些轉變並沒有形成一個系統及組織化的運動（沒有大台），卻摧毀漸進、持續、規範化的政治時間觀及感覺，把香港拋入各個斷裂的政治衝突時刻，每一刻都仿如最後一場保衛戰（想一想十一月兩間大學的圍城之戰）。

這些戰鬥在想像中為的不是接下來、不久將來的部署，而是「即時的生存」，以及未可知的遙遠未來，而且兩者之間是斷裂的。正如2019年的「攬炒」，它除了有時是策略性恫嚇及自我激勵，更多的時候並沒有想下一步，卻渴望一切崩潰終局重新再來，所以論者如梁文道質問的「然後呢？」顯得無效甚至可厭。對不少人來說，只有如此勇武，或只有支持這種勇武，才能彰顯對香港這個疆域的忠誠（territorial loyalty）。

政治現代性的開端

我自己並沒有全盤擁抱以上描繪的共同體意志，也同意要認真回答梁文道的「然後」問題。面對現代性，不應只是熱情擁抱，也應有自我批判意識。

借用哈伯馬斯的說法，這種意志標誌了政治現代性的開端，就如法國大革命帶來了一種使當下與過去脫勾的意識，一種自決及自我實現的政治活動。但無論是盧梭的普遍意志，或尼采的權力意志，這兩個政治或哲學理念，在十九及二十世紀也被多番曲折地借用及實踐，為世界帶來過希望、絕望及災難。我自己並沒有全盤擁抱以上描繪的共同體意志，也同意要認真回答梁文道的「然後」問題。面對現代性，不應只是熱情擁抱，也應有自我批判意識。

我在書的最後這樣說：

「作為支持社會改革的一員，我對現況感到不滿之處，在於我們遠未能發展一種進步的香港及中國視野，能刺激人們追求日常生活所需及渴求的改變，創造及塑造體制，促成一個有活力的領導權，實現自由及民主的價值。對支配著當下政治衝突場面的眾多情感及發言位置，我們需要另類視野去回應，而不是全盤肯定或否定。」

（葉蔭聰，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