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和平的持續，友善的終結——中美貿易協議意味着什麼？

如果後人要記錄歷史的話，2019年的十二月註定是一個關鍵的轉折點。實際上，在過去的一週，在北京，一些大國的外交官們就發現了一些詭異的跡象：中國外交部官員們的傲慢似乎一夜間消失了，代之以少有的不自信和退縮。在這些戲劇性的表情變化背後，中華帝國的內核似乎正在發生着某種坍縮，北京的政治氣氛發生着微妙的變化，而在京的外交官們、知識界、和公民團體也在一週以來密集的聚會中感受到一種久違的勝利。

這一「勝利」，指的是十二月初以來，美國國會先後通過有關香港和新疆的人權法案，繼而北約峰會發表聲明定義中國為「挑戰」、美國年度國防授權法案通過高額預算明確地將中國列為目標，由此意味着中國自1989年以來最大的外交挫敗。

因為香港和新疆的兩部法案，分別代表着中美關係回到了1989年之後對中國人權的年度審議，以及《馬格尼茨基人權法案》在未來更大範圍的擴展，這是國際人權政治之於中國的一個關鍵性作用。

另一方面，瀕臨「腦死亡的」北約因為發現了新的「對手」而復活，令曾經從冷戰高潮的1969年開始轉向（與蘇聯交惡，與美國重新接觸）而倖存下來、享受了半個世紀之久冷戰紅利的中國政權，首次直接面對一個龐大的「冷戰組織」。

而美國國防預算則以發展針對中國的「壓倒性優勢」為目標，不僅幫助美國軍工聯合體實現從「反恐戰爭」向以中國為假想敵的正規戰爭的轉型，而且讓中國被迫重新面對一個不對稱的競爭或戰爭力量的對比，使得中國迄今為止所有戰略計劃、撒手鐗武器和龐大軍備都可能失去意義。

戰爭與和平

今天的人們在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之後，越來越難以想像在兩個核大國之間爆發一場新的太平洋戰爭，這可能低估了中國民族主義的危險性和大國崛起的非理性。

正是在這一連串衝擊下，中國的宣傳系統仍然執意製造不同聲音，不僅以「十二連發」和「七連發」的「九評」套路對美國的香港和新疆人權法案展開宣傳戰，而且在中美貿易談判進程中持續製造着煙霧彈，甚至在大限前的最後一週，拋出中國貿易談判代表將以美方停止所有加税作為達成協議的前提條件。

這種讓對方不可能接受的追加條件，和推翻談判桌並無差別。無論是否代表中國高層的真實意思，中國宣傳部門不啻在為新太平洋戰爭的爆發興風作浪，剎那間，二十一世紀的和平似乎只剩下最後十天。

這就是中美最終達成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前夕的危險氣氛，貿易協議是否達成關係着世界的戰爭與和平。只是，一旦協議達成，人們就可能忽略或者忘記了世界與一場可能的、險些爆發的戰爭擦身而過。如果做歷史回想的話，非常接近1914年的情形，直到戰爭爆發人們還沉浸在不可能的驚愕之中，發現理性的蒼白，各方都以沒有最愚蠢只有更愚蠢的決策共同發起了一場戰爭。

但是，這種幸運並不等於、也不表明和平主義者是永遠正確的。無論是一戰爆發前安傑爾（Norman Angell）基於相互依賴的和平主義「大幻覺」，還是今天的人們在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之後，越來越難以想像在兩個核大國之間爆發一場新的太平洋戰爭，都可能低估了民族主義的危險性和大國崛起的非理性。

不同於上兩次分別以中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為基礎的右翼和左翼的極權主義運動對世界的挑戰，中國此番治理現代化模式所代表的新極權主義運動卻有着鮮明的義和拳色彩，一種新毛主義的全球擴張。

只是，毛時代的中國擴張是以向第三世界輸出革命和城市游擊戰為主要方式，而「一帶一路」戰略卻是以資本、勞動和威權主義治理模式為輸出物，同樣以世界範圍的「農村包圍城市」的戰術佔領民主陣營之外的廣大邊緣和半邊緣地帶、迫近美歐中心，正在將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1.0逆向改造為中國化的全球化2.0。

相較之下，中美雙方談判代表們能夠在大限到來前最後兩天達成妥協，或許有着微小卻不失根本的意義，可以讓人們對中國未來的發展保持一點最後的信心和樂觀。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在於傳統儒家理性尚未泯滅。雖然過去七年，中國新政府以「習躍進」姿態，推動了一系列從內政的壓迫性政策到全球性的擴張政策，特別是2018年初修憲確立了元首終身制從而否定了共和制、否定了鄧小平的温和路線，一個月前剛剛結束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則通過了一個以「治理現代化」之名的極權主義路線決議，中共黨內幾乎沒有什麼可見的力量能夠阻止一場瘋狂的繼續。但是，在中美貿易談判進行一年多以來，到2019年12月15日大限到來前夕，國務院官僚們開始在不同場合強調經濟下行，呼籲避免中美間的熱戰爆發。

在這意義上，12月12日深夜，中方聲明所載「滿足中國居民美好生活需要」所意味的，是四中全會治理主義路線對十九大路線的偏離，經由中美貿易戰而被糾正，殘存而頑強的儒家理性最終佔了上風。以李克強、劉鶴等為代表的技術派官僚在接踵而至的格局變動下，面對國際社會的聯合抵制和帝國基礎的動搖，並沒有如同任正非一樣發出「他們要消滅華為」的悲鳴，而是做出了正確的努力，挽救了中美關係，也挽救了中國和西太平洋的和平，整個人類共同體也避免了再一次分裂和對抗的命運。

義和拳路線的高層政治

當虛假的意識形態部門一家獨大之時，雖然短期內對於公共輿論控制相當有效，卻也屏蔽和扭曲了幾乎所有行政部門的認知，弱化了行政部門的權力，造成最高層的認知混亂。

相對的，宣傳機關、安全和外交部門卻構成了一個黨內的義和拳堂口，其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泛善可陳、僵化陳舊，也是過去七年來壓迫性內政和擴張性外交之政策組合的推動者，代表着中國最為保守和強硬的政治力量。

關鍵的，他們作為國安委體制的核心，也是所謂治理主義路線的核心部門，相互間卻很難切割宣傳與情報、意識形態與社會科學的界限，幾乎從一開始就在所有問題上混淆宣傳和情報、混淆宣傳與現實，從而誤導了所有安全相關的決策。

特別在與實用主義的改革開放路線發生衝突時，基於穩定和安全第一的黨內原則，他們往往主導決策，同時扮演者吹鼓手和執法者的角色，凌駕於國務院和職能部門之上，譬如作為香港問題的始作俑者難咎其職，卻很輕易地將責任推卸在所謂外國勢力的操縱上。

其根源就在新生的國安委機制。跨部門的國安委與其說功能僅局限於情報彙總，不如說只是因為該機構滿足了最高領袖的威權焦慮，心理意義大於實際效能。雖說協調性不足，在放大安全威脅方面卻效能顯著，很容易將所謂分裂主義、公民社會和香港抗議運動等放大為顏色革命、或獨立運動，等同於顛覆性的政權危機，而且能夠通過操縱宣傳和情報將和平抗議與不滿轉化為自我實現的政治危機 。

因此，在這個有關戰略設定的機構內，恰恰最為缺乏理性和長期性的戰略設定。英國國際關係學者科克爾（Christopher Coker）曾經將之形容為堪比一戰前後德國的「戰略自閉症」，近年來更因狹隘的民族主義和非理性的義和拳模式，嚴重扭曲了他們對外部世界的戰略認知，徒剩空轉的政治強人，面對美國和全球社會的壓力而進退失據。

在實際工作中，國安委的運行平行於習近平個人所領導的十餘個非正式領導小組。這些小組絕大部分交匯於習近平個人，類似納粹德國期間最高元首依賴小圈子和非正式小組的統治模式，從頂層高度將整個政黨機器轉為專為元首個人服務。僅因其非專職小組成員保留了些許儒家官僚空間，類似清朝雍正年間開始形成的軍機處，在保持元首個人指揮私密空間的同時，也為殘存的儒家建言和官僚輪換保留了某種可能。

但是，當虛假的意識形態部門一家獨大之時，雖然短期內對於公共輿論控制相當有效，卻也屏蔽和扭曲了幾乎所有行政部門的認知，弱化了行政部門的權力，造成最高層的認知混亂，酷似文革後期1975到1976年間毛派四人幫主政期間。其結果，不僅嚴重耽誤了當時由周恩來和鄧小平先後推動的中美建交進程，也帶來嚴重的國內混亂，例如悼念周恩來的「四五」抗議事件的發生。而今天意識形態部門所製造的，是五十年來所未見的國際孤立和對峙，包括國際社會對新疆問題的抗議。

另一方面，帝國根基的鬆動不在於這些核心部門官員「四個自信」的崩塌，也不意味着猶如文革結束後啟動改革開放，或者庚子事變後預備憲政，而是當儒家理性最後以所謂底線思維的形式僥倖地維繫了中美間貿易關係之後，卻觀照出中美間幾乎所有其他領域和關係的崩塌。

但所幸，儘管中美間關係全面惡化的速度和程度超乎想像，全面脱鈎的浪潮下唯剩貿易談判尚可妥協，哪怕不惜讓步引入可執行的監督機制，而重新定義了主權，卻可能成為中美關係最後的一個錨點。雖然協議和妥協對黨內一些保守派來說不啻為一大恥辱，但貿易談判和貿易協議其實從一開始就挽救了中美關係，當然也在黨內義和拳的隆隆炮聲中挽救了儒家官僚集團自己。

換言之，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的達成其實代價巨大，在談判進程中，由於最高層的無謂反覆和背信加深了美國和國際社會對中國的不信任，換來了中美關係幾近全面脱鈎，較貿易戰之初大幅度的嚴重和惡化。

中國高層在所謂中美關係的管控方面是失敗的，甚至是災難性的，因其終止了1969年中蘇關係惡化以來中國轉向西方世界的緩和進程，而徹底瓦解了鄧小平改革開放路線的國際秩序基礎。

友善的終結

只要警治代替政治的極權主義路線還在繼續，起碼在不久的將來，人們就無力阻止香港或台灣問題的黎巴嫩化甚至敘利亞化。

這種深層的不信任最感性的例子，正是平行於貿易談判進程、始終無法與貿易談判真正切割的華為公司。特別在孟晚舟事件的一年裏，全世界看到了華為能夠輕易地將外交部變成自己的公關部，把宣傳和安全機關變成自己的人事保安部，只能得出華為不是那麼簡單地猶如跨國公司那樣綁架了國家，而是根本就等同國家。

事實上，此前鮮少公共發言的總裁任正非在過去一年的高頻發聲，始終一副「朕即國家」的派頭，也讓外界清晰地認識到華為-中國邏輯的霸道、強硬和對法律、對普世倫理的蔑視。

譬如他在最新接受加拿大《環球郵報》的長篇採訪中，堅持只有釋放孟晚舟才能「彰顯加拿大是法治國家」，拒絕了所有妥協和探尋真相的路徑。對民主世界來說，華為模式代表集高科技、廉價勞動力和威權主義治理於一身的科技苦力主義，也就是高科技版的中國工廠模式。猶如1870年代美國西部中國苦力的現代國家版，也最為積極踐行着世界範圍的「新農村包圍城市」的「一帶一路」戰略，佔領着所有電信基礎設施不發達的第三世界，幫助維持當地的威權主義監控，並向美、歐核心滲透，將所有「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的電信基礎設施與中國的局域網聯結，構成一個電信版的中國化的全球化，無法不令全球公民社會和國際政府感到懷疑。

而其背景，卻是從十九屆三中全會到四中全會之間，連續接近二十個月高層政治生活的不正常狀態，一連串近乎愚蠢的妄動儼然歷史回聲一般重現：三中全會上廢除國家領袖任期的最後限制形同廢共和、廢政治，而代之以一種混合君主制和一黨專政的「黨主立憲」，和四中全會所確立的警治主義的治理現代化路線，直接導致最高層和地方當局在處理香港和新疆問題上放任警治而回避政治解決。

他們沉迷於過時的反恐主義和顏色革命的迷思，以為無限制的內部反恐戰爭和治理方式符合民主世界的虛偽期盼，也以為對顏色革命的威權主義鎮壓不過是步烏克蘭、埃及、伊朗等國後塵而不至於激怒國際社會，卻讓民主世界以及歷史學家們都看到了，彷彿納粹德國在聲稱為解決猶太人問題和共產主義而肆意發動內外戰爭的翻版。

結果，當《紐約時報》曝出新疆文件後，民主世界的政府再也無法假裝他們的軍事和商業衞星在過去幾年沒有判明新疆再教育營的規模、沒有偵聽和攔截到相關信息和文件，只能在媒體和公眾壓力下做出集體反應，如同曾經面對納粹和蘇聯所採取過的集體行動，那就是北約的復活。特別當美國國會通過2020年度國防授權法案後，宣告了一個新戰略的啟動：那是反恐戰爭結束後為常規戰爭所做的準備，而且力圖確保對中國的全面壓倒性優勢。

美國中程導彈的試射，表明中國令西太平洋國家「芬蘭化」的危險會被壓制到最小，這對中國未來針對台灣和南中國海、甚至西藏-印度的軍事準備來說可能都是災難性的。而中國自改革開放伊始的現代化進程，持續四十年都在面對的友善外部環境，現在也正式終結。

在這個意義上來說，中美間的未來衝突，可能因為這種全面對立和美國所擁有的不對稱壓倒性優勢而避免，或為不幸中的大幸，二十一世紀的和平也得以在2019年12月15日後繼續維持。但是，只要警治代替政治的極權主義路線還在繼續，起碼在不久的將來，人們就無力阻止香港或台灣問題的黎巴嫩化甚至敘利亞化——這是新地緣政治格局下，面對美國絕對優勢且可能做出的干預，為了應對香港抗爭的長期化和台灣民主的頑強意志，中國可能會做出的選擇。

（白信，時政觀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