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書摘】王宏仁：越南台商如何利用「結構破洞」抵抗資本控制

【編註】：本文節選自台灣大學出版社的新書《全球生產壓力鏈──越南台商、工人與國家》的結論部分，本書是台灣中山大學社會系教授王宏仁的新作，書中以經濟社會學的觀點，來理解越南社會和台商的組織運作。

這裡我從三個面向來說明本研究的三個對話領域：越南的勞資關係模式、族群的生產政治，以及性別的生產政治。

《全球生產壓力鏈──越南台商、工人與國家》

作者：王宏仁

出版社：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19/10

跨國資本與第三世界研究

記得1999 年剛開始進行越南研究時，許多周遭的朋友都會好奇，為何去研究一個這麼陌生的地方。當時我輩之人，對越南的印象大概都還是停留在越戰獵鹿人、早安越南、現代啟示錄、戰亂、落後、共產獨裁。但當我慢慢進入越南台商研究之後，才發現本身視野之狹隘，也同時認識到，任何一個社會的發展模式並不會按照另一個社會的發展模式來進行，越南不是小中國，更不是小台灣，每個社會在特定的時空、社會條件下，以自己的方式來發展，雖然這個發展一樣受到全球資本主義發展的制約。

本書提出「全球生產壓力鏈」說法，從全球生產鏈的角度來思考越南的勞動情勢。過去討論全球化對於第三世界勞工的影響，多半討論跨國企業如何剝削工人（Chan 2001），或者全球化造成的社會分配不平等問題（(Bourguignon 2015），但是卻沒有人探討在實際的全球生產鏈運作過程中，為了符合西方買主的「低價位、高品質、交貨準時」要求，整個生產鏈如何被調動起來，以及這種生產鏈帶來的壓力，如何一層一層從西方買主往下傳遞到第三世界的工人身上，本書試圖將這個機制講述清楚，而這是過去相關研究沒有做到的。

此外，在管理學研究上，台灣管理學院所教授與傳習的那一套管理方法，基本上是從西方主流經濟學與管理學概念而來，思考邏輯是以如何獲取企業最大利潤或股東最大權益為主，所有在資本主義世界裡的企業運作，就只有這一套邏輯而已，也因此這些經常以量化研究為主的管理學，和台資一樣，到了異地就水土不服。從企業界在哀嚎「學用落差」，台灣的教育部也用盡各種方法要來「彌補」這種學用落差，這表示學校教的「理論」，和台灣企業界的現場實務，有相當大的差距。這是因為台灣的企業傳統落伍，跟不上最新的西方知識？還是這一套所謂西方知識體系，本身就是殖民的一環？我認為，只有放在非歐美地區的實際發展經驗脈絡來探討，才能看清楚西方理論提供的洞見以及其不足之處。而這也是本研究的貢獻之一：過去西方管理學研究都是討論第一世界的跨國企業如何在第三世界經營管理，但本書卻是以「南─南」的角度，來看來自半邊陲的資本如何在第三世界經營。

在台灣也會看到，雖然是研究本土企業組織，卻出現一種所謂的「儒家管理」論述，認為台灣的經濟發展或者台灣的企業組織，因為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而「到處都是中小企業」，或者採用「擬似家族連帶」的管理方式（陳介玄 1994），創造出台灣經濟奇蹟。我認為這是一種自我東方化的論述，透過這種文化論述而掩飾資本主義裡的勞資剝削問題，這個就如西方以「恆久不變的文化差異」而合理化西方霸權的支配一樣，在台灣，則是以華人家族／儒家文化來合理化資本的支配。

過儒家文化來幫資本塗抹胭脂的把戲，在越南的台資工廠就原形畢露了，那些在台灣所使用、且有效的管理手段，到了越南立刻失效，台灣資本遭遇到工人和越南社會的抵抗。

但是透過儒家文化來幫資本塗抹胭脂的把戲，在越南的台資工廠就原形畢露了，那些在台灣所使用、且有效的管理手段，到了越南立刻失效，台灣資本遭遇到工人和越南社會的抵抗。台資企業就是沒辦法把台灣的勞資關係與社會關係整個複製、貼上到越南社會，因此在台灣以親情、友情、愛情這種社會人情包裝起來的勞資關係，到了越南就完全失效。而台灣非常親資方、會和資方聯手打壓工人的政府，到了越南也轉換成並非親資方的政府，也因此勞動力的價值不受扭曲，工人以抗議、罷工的方式來和資方協商，讓其勞動價值可以在勞動市場充分展現。透過了解越南台商的勞資關係，讓我們回到台灣社會在黨國體制控制下發展出來的勞資關係，是如何的偏向資方，這可說是本研究在補充國內勞動研究上的一點貢獻。

勞動與族群關係

國內的勞動研究，除了移民研究外，過去也有學者討論「省籍與職業分布」（吳乃德 1997; Wang 2001），不過他們沒有探討到企業組織內部的族群分工問題。何明修（2015）的書籍，則深入探討了台灣公營事業裡的職位不平等族群分布，這樣的族群分工是來自於政治決定，該書也是從社會運動的角度來探討組織內部的族群分工，不過公營企業和一般資本主義體制下的營利企業相當不同，它可以將資本主義的營利邏輯排除，只專門針對政治邏輯來經營，也因此我們幾乎沒有在此書看到「資本主義對於勞動過程，進而對於族群分工的影響」。本研究所探討的台資企業內部族群分工，都是必須服膺資本主義的邏輯才能生存，也因此，如何透過不同族群的生產安排才能獲取最大的勞動剩餘，這可以補充目前台灣相關研究不足之處。

龔宜君（2002）對於馬來西亞台商工廠內部族群分工的研究，或者鄧建邦（2002）對於中國台商組織內部的族群關係研究，多少彌補了此方面研究的不足。龔宜君以「普羅化程度」來解析資本如何進行勞動控制，而鄧建邦則從「陌生」的文化概念討論台籍幹部和中國幹部之間的距離。在兩者研究的基礎上，本研究另外從「種族化」的概念，來探討資本如何合理化其明顯的不平等族群分工，和龔宜君不同之處，乃在於「種族化是一個歷史發展的過程」，會隨著歷史而改變，而龔宜君或鄧建邦所說的族群關係，比較是特定時間點的分析，少了時間向度，因此比較無法看到企業內部的族群關係，如何因著外在環境而變化。在陳志柔（2015）的研究中，也已經觀察到台資企業內部，台幹和中國籍幹部之間權力關係的消長，和本書的觀察非常一致，也就是生產過程中的族群關係必須放在社會歷史變化中來看待。

性別與勞動

大概十幾年前的一次越南女工訪談，我和陳佩華教授提及最近勞動研究的趨勢，非常注意女性勞工議題，她回說：「工人就是工人，都一樣受到壓迫，哪有區分男工女工的！」當時聽到時，還是相當訝異！不過在今日，應該沒有人會忽視勞動過程中的性別議題了。女性在勞資關係中必須面對資方的指揮，但是資方如何指揮、利用女性勞動力，卻和社會的政治經濟體制、性別文化、家庭再生產息息相關，這是勞動研究無法忽略的。越南的男性享有較高的父權紅利，越南女性則必須同時負擔生產與再生產的工作。過去對於台灣的女工研究，也說明了在1960-1990年代的工業化期間，台灣的父權體制如何收編女性來為資本服務，除了大型企業、外資之外，眾多的家族企業、中小企業，都是利用這樣的文化體系來進行資本積累（Hsiung 1996; Greenhalgh 1994; Lee 2004）。李安如研究和美的紡織業提到，任何的勞動其實都蘊含文化和社會的意義，特別是性別文化的建構，成為台灣經濟發展的重要分工支柱（2004: 159）。

但是我們也不應該把性別視為本質性的範疇，而應該視為一個動態的過程，且和不同的制度交織一起。離開家鄉出外工作，一方面要背負支持故鄉的家計支出，但是另一方面也進入現代化社會，希望學習現代摩登女性，脫離既有的性別文化結構，進入到另外的生活世界（Nguyen 2015）。這樣的動態經歷，涉及本書討論的「能動性」主題，在李安如（Lee 2004）的研究中，她也問了一個同樣的問題：在何種情況下，女性的能動性得以建構或實現？她引用Ortner（1996）的概念，認為霸權無法完全縫合（partial hegemony），必然有另類實作的空間而讓個人逃離、挑戰霸權。她發現在「環節脫落」（disjunction）的時刻，是最能夠展現女性能動性的時刻，以和美的例子來看，一方面家中的長輩希望可以繼續利用此勞動力，但是從社會文化的角度來看，女兒不出嫁則違反了父權社會的規範，女兒的父母需要擔心未出嫁女兒的未來生活，所以當書中的受訪者決定不結婚時，形成了文化越界，挑戰了父權社會的延續。

類似的概念也在駱明正和范雲的研究出現（Lo and Fan 2010），她們提出符碼混雜（code hybridization）的概念，來說明一些社會運動者如何在多重且可能是相互矛盾的文化傳承中，找尋可能的出路。此觀念也類似「霸權不會沒破綻」，認為有許多不同的文化符碼在相互競爭，弱勢團體的符碼也可能被使用來反轉主流的符碼。

多元競爭的社會結構力量，有時候會產生互相矛盾的情況，而只有在此互相矛盾的時刻，才會創造出一個讓弱勢者可以利用的空間，也就是我稱呼的「結構破洞」，來表現其能動性。

本書的結構破洞概念，和上述這些作者的認識論一樣，也認為社會不可能只存在單一的霸權意識形態，反而是多元存在的競爭關係。但是我更進一步提出，這些多元競爭的社會結構力量，有時候會產生互相矛盾的情況，而只有在此互相矛盾的時刻，才會創造出一個讓弱勢者可以利用的空間，也就是我稱呼的「結構破洞」，來表現其能動性。例如越南工人利用國家「不反對」罷工的環境，時常發動野貓罷工；越南女工也利用文化上接受女性是弱者的觀點，而透過集體昏倒方式來中斷生產流程；越南籍工人更藉著抗議中國在東海（中國稱南海）的行動，間接抗議工廠內部的族群分布不公。透過這樣的認識論觀點，對照目前台灣對於勞動女性的研究及其能動性的議題，從一個新的視角來觀看性別化的勞動過程，應是別具意義且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