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鄭煒、鍾曉烽：從零零後到銀髮族，反修例運動的不同世代想要什麼？

悠長暑假告終，政府撤回條例，但歷時三個月的「逆權運動」，卻未休止。這邊廂，大中學生以罷課、集會、築人鍊、流水式佔領和海外文宣等手法，持續抗爭，警民衝突也變得恆常化。那邊廂，以中老年人為骨幹的反向動員，以撐警集會、監察罷課巡視組或向政府部門投訴等方式反擊。前者批評「廢老」缺乏獨立思考，不懂得自由的可貴；後者喝罵「廢青」不思長進，破壞秩序。

除卻意識形態之爭，這場運動無疑有一定程度的世代鴻溝。但是，在一場持續動員的全民運動裡，年齡或世代的分歧是否那麼明顯？不同世代的示威者，在政治訴求、社運激進化、衝擊行動和政治參與的取態是否類同？持續的示威，有沒有產生某些共同經歷，楺合不同背景的參與者？整場運動又如何影響他們日後的行動意欲？過去三個月，我們聯同中大李立峯、嶺大袁瑋熙和恆大鄧鍵一等學者，一直追蹤這場運動。這些跨時序的現場數據，有助我們回答這些問題。

首先，單從參與的年齡組別的參與率來看，「生命週期」（life-cycle）的邏輯有一定的解釋能力。表一，列舉了八月份我們曾進行調查的大型集會和社區遊行，並按參與人數的年齡層分布。歷次示威的主體，都是年青人，30歲以下的參與者佔整體的六成多。當抗爭的形式或主題較為激進的時候，如8月13日機場的不合作運動或8 月16日的遮打花園「學界x攬炒」集會，七十後的中老年人的參與比例下降到不足一成。但到了8 月底以「和理非」為主調的集會，中老年人的參與率又回復到約兩成。

以生命週期來分析政治行為的理論，認為不同年齡層有著不同的生理需求和社會心理特徵。年青人開始確立價值觀和認知能力，普遍有較多空餘時間和熱情，故傾向參與社會運動。人到中年，多了生活的牽絆、家庭的責任和利益的計算，便會日趨保守。

（表一的樣本量分別為：717、554、366、1905、412、485、627、801、395、527人）

可是，生理週期的說法其實很粗疏。自十年前「八十後」成為香港抗爭青年的代名詞後，坊間盛行一種以出生年份劃分社群的世代論述。當然，這種世代論述同樣宏觀，難以深入解釋社會現象的底因。但無可否認，這種論述可能是不少政府官員和市民，用作說明以至解釋社會深層次矛盾的框架。那麼，借用這種世代劃分切入，依然有助我們拿捏這場運動的細節。正如表一顯示，示威群體主要集中在九十後（20至29歲），佔整體一半。屬於這個年齡階段的人主要是大學生及初入職場的人。而不再「年青」的八十後以及更年長的人士，其實也絕不在少數。

關於世代，社會科學界有一套理解政治行為的理論框架，稱為「世代效應」（generational effect），回應生命週期說法。世代效應指出，政治行為形式主要是由同代人的年輕時期的社教化過程，譬如是教育和社會流動所塑造。按此思路，近日楊凡導演的得獎感言，就很具代表性。對於這群逃避新中國成立移民南來的「五十後」，他們的個人發展固然得益於邊城的自由，但他們對社會失序的恐慌，時移世逆五十載，依然根深柢固。所以他們可以一邊批判左派，又一邊指責今天的自由派。因為「六七暴動」和「逆權運動」即使千差萬別，對這群人而言都是動盪。然而，世代效應卻未能充份說明，為何香港年長者，甚至是銀髮素人，會持續參與這場社運。

這裡「時期效果」(period effect) 的框架，則嘗試修正世代效應。研究時期效果的學者指出，某一時期所發生的歷史或環境鉅變，不單止對年青人有影響，對不同年齡層的群體，都有持續而廣泛的影響。最明顯的例子是經歷了民權運動和越戰的幾代美國人。透過參與社會運動的共同經歷，他們渴求個體自由，追逐公平社會，骨子裡也傳承了集體的公民意識，不斷守護他們的民主制度。

以下我們會分析8月10日香港機場「萬人接機」集會的調查數據，試圖探討這場「逆權運動」會否存有世代差異和時期效果。必須指出，現場調查只可以勾勒一些相關的初步觀察，若要揭示時期效果的運作機制，我們還需要透過其他質性研究方法，進入不同世代參與者的生活世界（life world）。由於問卷設計會依據事態發展而調整，我們在8月中開始的調查並沒有同時追問受訪者的遊行或集會目的、社運激進化的態度，以及受訪者日後的行動意欲。在這組題目上，8月10日的調查數據較為完整，同時樣本數量較多，適合作多個組別的比較分析。

第一步，我們測試了示威者的遊行訴求和年齡組別之間的關係。結果顯示，「表達對警方處理示威手法的不滿」和「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是示威者參與運動的最重要原因，略高於「全面撤銷逃犯條例修訂」。值得注意，雖然要求特首或主要官員問責下台明顯不是他們的主要訴求，但不同年齡的示威者只在這個選項有統計學上的顯著差異。對於年長的示威者，也許政府官員問責下台多多少少能回應他們的部分訴求。可是，當這場跨世代的社會運動高舉「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的旗幟，同時關注警權問題成為示威者持續參與的主因（參見註一），特區政府始終沒有對準問題核心。

（表二至表四的樣本量分別為：1898、212、1016、412、258人）

至於在激進化的態度上，最年長的組別相比起其他三個較年青組別，傾向不接受激進的手段可以逼使政府聆聽民意，也較不認同「和平集會和衝擊行動互相配合才可以達到最大效果」（表三）。這個結果並不令人意外，反而有趣的是兩組年青人之間的態度分野。相比起九十後，零零後的受訪者其實相對溫和，比前者更傾向認為激進的手段會令社會上其他人反感，某些取態甚至比「八十後」保守。如果單從學校和家庭社教化的角度來看，八十後、九十後和零零後的生活經驗其實相當接近。出現這種態度分野，其中一個合理的猜想是，零零後大多沒有經歷雨傘運動的內部分裂和失敗記憶。相反地，不少八、九十後示威者經歷社運創傷，甚至回憶起自身的傘運經驗，因而更傾向要不計代價，抱著「背水一戰」的心理準備。

「逆權運動」相信難在短時間來告終，此刻論成敗絕對言之過早。作為社運研究者，我們更關心的是過去三個月的社運經驗，會怎樣影響參與者的後續政治參與。所以自今年七一遊行的調查，我們加入了一系列有關行動意欲的問題，涵蓋選舉、示威、公民社會組織以及日常公共討論等。

表四數據顯示，不同世代的示威者都認為，這場運動整體上增加了自己日後的行動意向，當中「參加各種爭取普選的行動」、「跟身邊的人討論政治事務」和「鼓勵其他人參加政治事務」是最受歡迎的選項。尤其在爭取普選的意向上，不同年齡組之間並沒有統計學上的差異。可以這樣說，爭取普選是不同世代參與者之間最強烈的共同行動意欲。當參與或旁觀抗爭成為香港人的日常，日常社交難免會提及政治。積極的政治討論和人際間的微動員（micro-mobilization），會怎樣形塑香港的公共文化和政治生態，有待進一步考察。區議會選舉在即，雖然有一定受訪者表示願意助選，可是較少人願意參與民間團體和政黨，而選擇參與後政黨的平均值，更是所有行動意欲中最低。身處「無大台」的抗爭年代，這種傾向其實不難明白。對於支持社區、環保和保育議題等，以至投身組織方面，零零後的示威者比其他年齡組別較願意行動。可以想像，不論這場「逆權運動」最終能否回應五大訴求，年青一代的示威者都準備參與建設香港的公民社會，相信會形成不容忽視的民間力量。

隨著時間流逝，政府也許能夠有效約束激進示威者，但如果這場運動塑造了的集體經歷和身份，不見得會輕易磨滅。社會運動也許會因為經濟環境和政治打壓而轉變形式，就算往後真的出現了短暫的民意逆轉，卻不代表得當權者嬴得民心。事實上，雨傘運動以來，政府已經錯過太政治和社會改革的機會，如果仍然盲目相信整場社會抗爭是純粹的青年燥動，忽略那些很有可能「有建樹」的中老年示威者，當權者所放棄的將會不只是一代香港人。

（鄭煒，香港浸會大學國際關係學系助理教授；鍾曉烽，香港浸會大學國際關係學系高級助理研究員）

註一：李立峯、鄧鍵一、袁瑋熙、鄭煒，《「反逃犯條例修訂示威」現場調查報告》，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2019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