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陳純：舉報、粉紅狂潮，與體制外的極權主義

【編按】：內地學者陳純7月中來香港觀察反修例遊行，回去後，於8月初在微博上被大V舉報和起底，並被迅速頂上微博熱搜，舉報理由是「支持港獨」，「證據」是他的微信朋友圈截圖。他當晚被請進派出所審問，在派出所過了一晚，隔天早上才被釋放，出來後又兩度因大V追擊和朋友聲援而再上熱搜。本文為陳純對當日經歷的自述，及對中國大陸目前的粉紅狂潮之機理的分析。他認為，對這股粉紅狂潮，「洗腦說」已經欠缺解釋力，更深層的問題是，極端政治何以在當下產生，又會在哪裏發力。

8月5日從派出所出來，我感覺自己已經跟不上世界的變化。

我在7月14日去香港觀摩傳媒遊行，其實就很簡單，一些當地的媒體工作者沉默黑衣遊行，合法活動，除了走路什麼都沒發生。參加完後我在朋友圈發了兩張與此相關的照片，不過過了幾個小時後我就鎖掉了（設為自己可見，我一直有這個習慣）。然而，就在這幾個小時內，有人將這兩張照片保存了起來，並對我的朋友圈進行截圖。

8月4日中午12點左右，一個叫「孤煙暮蟬」的微博大V將我這兩張照片和朋友圈的截圖發了出來，並貼上「港獨博士」的標籤，呼籲人迅速轉發。很快，一個小時內，我的微博大小號、我以前刪掉的言論、我出版的書，都被人肉出來。眾多別的大V號也跟風轉發了這些照片和信息，無一例外都打着「港獨」的噓頭，其中一個大V還加了一句：「治不了洋人，還治不了你一個土博士？」

一開始我並沒有把這種抹黑放在心上，依舊出門會友。但傍晚的時候我上自己的小號看（我的大號已經被禁言），才發現各條微博下面已經彙集了幾千條惡毒的評論，我一個師長關注了事件發酵的整個過程，私下叫我不要打開微博看，否則將「極度不適」。與此同時，有數十個未曾打過交道的人發微博私信給我，其中除了辱罵，最頻繁出現的就是人身威脅，甚至威脅要禍及我的家人。

這些人見罵我沒有效果（我沒有理會），開始在微博上@深廣兩地的執法部門，包括@深圳公安、@深圳網警 和@廣州公安，我後來還看到有人自己留言說，還專門打了電話去報警。一些朋友勸我趕緊出國避避風頭。我自問不曾發表過支持港獨的言論（在「港獨」這種主張剛出現的時候，我還對其進行過批判，認為其無助解決香港的任何問題，只會引發進一步的陸港對立），也不相信公權力會把這種舉報當回事，於是既沒有回家拿護照，也沒有聯繫任何律師。下午5點左右有公安去我家找我，但我不在。晚上8點多的時候，一位市局的警官打了我的電話，我們說好9點在我家附近的派出所見面。

當時我並不是那麼擔心，因為我並不支持港獨，並不覺得會被故意冤枉。

結果後來證明這個事情比我想的要嚴重，即便其實也並沒有到我朋友擔心的「直接拘留」。我提前了10分鐘左右到了派出所，在等那位市局的警官時，我和派出所接待我的警員聊了幾句，大概講述了我的情況。聊天過程中，這位警員還感慨了一句說，現在有的人閒得沒事幹，就在網上到處揪人的小辮子。我正要接話，他繼續說，就算你是港獨又怎麼樣呢？你是港獨，你的合法權利一樣要得到保護。如果裏面有人泄漏了你的個人隱私，你有權利依法追究他們的法律責任。

當然，這位接待我的警員先生並不知道這件事具體的性質，所以只是就案情本身來談。只是我自己知道，事情涉及兩岸政治，我又是個曾經被有司找過的人，也是他們認為的「有一定影響力的人物」，所以這件事不會那麼簡單。但我當時還不覺得會像之後那麼複雜。

不過公平地說，在派出所的十幾個小時裏，我並沒有遭受什麼虐待，審問的時間總共不超過三個小時，審問的問題包括：大概是什麼時候去香港，什麼時候回來，中間做了什麼，有沒有去遊行（其實我也參加了沙田遊行），為什麼戴口罩穿黑色衣服，為什麼喝寶礦力，為什麼拍照上傳朋友圈，跟誰一起去，中間有沒有暴力行為等。其他時間都是在等我的手機裏面的信息拷貝完成。微信之類的社交媒體上的所有聊天記錄都被拷貝，但是裏面有七百萬條，技術人員和我說不會每一條都看，都是搜索關鍵詞。對於我個人的情況，我則幾乎沒有任何隱瞞，因為我相信他們就算不問我，那些事也一樣可以知道。

最後他們綜合了各種考慮，決定不對我進行處理，只是對我進行了警告，但對我進行警告的事項跟港獨和遊行沒有任何關係，只是警告我諸如不要在朋友圈發布港大學生罵校長的照片之類。

在手機拷貝過程中不能使用手機，不然會影響拷貝速度，而審問也在這期間斷斷續續地進行。這數個小時的漫長等待中，他們對我的行動基本不做任何限制，我在幾個辦公室進進出出，飲用水和盒飯隨便拿，還在其中一個沙發上睡了兩個小時。我跟派出所裏的領導、審問我的其中一個中年警官和負責技術的工作人員聊了不少家常，目睹了其他警員合情合理地辦理完兩個案子，還旁聽了幾位年輕文職人員相互打趣的玩笑。走前，一個長得有點像光頭強的警官，用粵語對我說，好好賺錢吧，政治這種事最好不要碰。

和網上那些舉報我的人相比，這些活生生的體制內暴力機器的組成部分，在我面前一點也不「暴戾」，儘管我一直懷疑一黨專政下的「法治」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能的，但從我多次與這些執法人員的接觸來看，他們是真心相信體制在往「法治」的方向前進，所以他們喜歡強調自己執法的法律依據，對自己辦事符合法律程序的那一面感到特別自豪。在某種程度上，他們非常符合韋伯對「合理化」的「科層制」的描述。

這並不意味着這些公務員是「政治中立」的。從派出所出來以後，我又被送上了兩次微博熱搜，第一次是因為孤煙暮蟬和其他大V繼續追擊我，第二次是因為我出來以後很多朋友出來聲援我，又激怒了那些不爽我的人，如此又引來了兩個部門的問詢；我的一些朋友、讀者和學生，因為幫我說話，自己的微博被攻陷，有的被人肉出相當詳細的個人信息，受到各種各樣的威脅。可是之前在派出所裏，我在交待完我的情況後，要求對那些網暴我的營銷號（其中「孤煙暮蟬」或許有體制內的背景）進行處理，市局警官的態度是這樣的：這是網友們自發的愛國熱情，你要理解一下，誰叫你撞槍口上了呢？而由於這些帳號沒有被取消，謾罵我的微博還在，攻擊我的人一直到今天都有。

在這半個多月來，我看到牆內外出現了越來越多被舉報的人：有一個人在跟他的同事爭論的過程中，對香港的年輕人表示了同情，同事馬上就報了警：有一位應該還在讀書的學生，在朋友圈轉發了關於香港警察濫用武力的文章，有學弟直接對她私下說，我和另外的同學一起舉報你了，我們不配有你這樣的朋友；還有一些倒黴的人，自己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的相關內容上，有一個轉發，或一個點讚，就被別有用心的「熟人」收集了起來，被當作「支持港獨」的證據曝光在牆內。這些因為被舉報，而被人肉和被網暴的人，不僅無法進行任何維權，還遭到公權機關的主動騷擾和懲罰，他們很多人受到的騷擾比我嚴重。如果家裏是體制內的或在開企業，那整個家庭都將面臨巨大的災難。

粉紅狂潮

有的人認為這說明經大陸年輕人被洗腦洗得太徹底。這當然也是一種解釋路徑，但在我看來，事情遠遠比這個要複雜。

在這一片「舉報狂潮」中，「飯圈女孩」的表現也頗為引人矚目。8月14日被稱為「814飯圈大團結」，因為在這一天，飯圈女孩拋開了自己愛豆之間的恩怨，翻牆出去在 Instagram 和 Facebook 為「阿中哥哥」（中國）作戰。

這次的「出征」得到了老牌遠征軍「帝吧」的支持，但飯圈女孩在歷次「護駕」過程中訓練出來的組織性發揮了極大的優勢：屠版、控評、反黑的手法，駕輕就熟；除此之外，還有專門為了翻牆和海外宣傳的技術指導和美術組、文案組、翻譯組。要知道，這是在歷次飯圈戰鬥中培養出來的素質。

其實，飯圈女孩在近年來的政治緊縮中，早就逐漸學會了對政治進行「借力」。比如因為「愛國」是底線，如果一個愛豆發表過「不夠政治正確」的言論，或在「國慶」、「建黨節」、「建軍節」的表現得不夠積極，那就有可能被對家的粉絲舉報。一個常見的操作是截圖大範圍傳播，大量@微博上的「共青團中央」、「紫光閣」和「人民日報」，或者弄成 hashtag，將那個藝人送上熱搜（很榮幸，我也享受了一回這樣的操作）。港台明星還不熟悉大陸的這一套「規矩」，偶爾會成為犧牲品，佘詩曼、楊千嬅和王祖藍都因為微小的「失誤」被頂上風口浪尖。其中佘詩曼迅速地發表道歉聲明得到諒解，而王祖藍沒有在微博上轉發「我是護旗手」，成為大陸網友認定他「不愛國」的重要證據。

「共青團中央」等官微和這些飯圈女孩處於一種非常奇妙的關係。一方面，打理這些官微的小編對飯圈生態和飯圈話語的熟悉程度遠超一般的官媒，使得這些微博發出來的一些內容，對飯圈女孩乃至於95後00後的年輕人來說顯得特別親切，因而也就更具動員力。另一方面，飯圈女孩對於這些官微也是又敬又怕，她們害怕自己愛豆的一些小小的失誤被「共青團中央」等盯上，也怕後者偶爾流露出的對「流量IP」的鄙夷。但更多時候，她們將這些官微視為可以信賴、倚靠、利用的對象。在「814飯圈大團結」以後，「共青團中央」在微博大張旗鼓地對飯圈女孩進行表揚，「人民日報」也在自己的微信公眾號圖文並茂地介紹了「814出征」的全過程。「飯圈女孩」迎來自己的高光時刻。

沒過兩天，澳洲和加拿大的中國留學生就搶了飯圈女孩的風頭。在澳洲的香港年輕人發起了聲援香港反送中的集會，有女生喊「Hong Kong Stay Strong！」另一邊人多勢眾的中國留學生則針鋒相對地喊出「CNMB」和「叫爸爸」。在加拿大，中國留學生在法拉利上插着中國國旗，對香港年輕人喊出了一聲聲的「窮逼」，盡顯暴發戶本色。

這兩件留學生風波雖然看起來無組織無紀律，丟人丟到家，但它們有可能並非完全自發。各國的中國大使館跟當地中國留學生有着密切的聯繫，這是國際上一個公開的秘密。這些大使館在給海外中國留學生提供生活和學習上的幫助之餘，也對其中一些留學生給予特殊關照。作為回報，這些留學生幫它們留意其他中國留學生的「思想動向」，記錄並定時彙報，一些大使館不方便出面的活動，也可能由這些留學生代為組織。

這兩個多月以來，體制內各種機器對大陸輿論的引導是相當明顯的：那些非建制派的香港人（所謂「黃絲」），被牆內（自）媒體描繪成得寸進尺、忘恩負義、好吃懶做、數典忘祖、勾結外敵、分裂國家的敗類，統統被叫做「廢青」和「暴徒」。舉報、人肉和網暴，這些在一般道德上都認定為卑劣的行徑，也得到體制的某種偏袒和維護。

然而光是體制的操縱和拉偏架，難以完全解釋這種「粉紅恐怖」：許多大陸人可以隨時翻牆出來，但他們依然不願意相信，來自香港和西方的媒體比內地媒體更真實地傳達了事情的原貌。當然了，外媒也確實存在一些對中國的刻板印象，或者有自己的議程設置，過往在一些有關中國的問題上有一些離地或偏離的表述，可能長期積累下來了一種不信任。但總的來說，在言論自由社會，這些問題既是可以被糾偏的，也不影響媒體傳達事實時的專業性。但現在更特別的現象是，許多人不看這些事實則以，在官微釋放緩和信號的時候，卻還會反過來質疑官微是否被策反。

有的人認為這說明經過多年「愛國教育」和國家主義薰陶，大陸年輕人被洗腦洗得太徹底。這當然也是一種解釋路徑，但在我看來，事情遠遠比這個要複雜——這一波「粉紅狂潮」，既有來自香港的原因（比如不少大陸人有在香港被歧視的經歷），也有愛國教育和體制操縱的原因，但究其根源，問題還是埋在大陸深層的政治文化結構和社會組織結構之中。

空心化，令極端政治化再有可能

穩定的「強制的虛無主義」不是一種可以長久維持的狀態，它要麼走向一種健康的「合理多元主義」，要麼走向一種「虛無主義狂熱」。很顯然，前者現在是根本不可能的。

改革開放的前三十年被，是被一些新左派稱為「去政治化」的時期。從如下方面來看，這種定義並非沒有道理：在這一時期，中國的政治運動急劇減少，領導人放棄以「階級鬥爭」為綱領，代之以「經濟發展」、「四個現代化」、「國家富強」和「民族復興」；中國體制的各種部門越來越「行政化」，對「績效」的推崇凌駕了對絕對「政治正確」的要求；共產主義信仰在中國迅速失落，大部分人以「過上好日子」作為自己的人生追求；隨着經濟制度的改革，中國人逐漸脱離了「單位」和其他基層組織對自己嚴密管控。

在這一趨勢下，「政治」在一般人的理解中開始喪失意識形態色彩，變成和「權力鬥爭」相近的意思。儘管近年來愛國主義教育在中小學有加強的傾向，社會管控因為政治風向和技術進步變得更加嚴格，體制內部越來越「講政治」，對民營企業的政策也如過山車一般，但整體來說，中國倒退回「共產主義」時期是不可能的。如果將「共產主義」這樣同時涵括政治制度安排和個人人生安排的觀念稱為「強意識形態」，中國目前不存在任何「強意識形態」，所以這一波「粉紅狂潮」，嚴格來說也不是「意識形態狂潮」。

然而，這並不意味着中國沒有任何機會回到「極權主義」。這種「去政治化」後留下的政治文化結構和社會組織結構的「空心化」，恰恰是「再政治化」、甚至是「極端政治化」的有利條件。

從這個政權建立的時候，它對除自身以外的組織就抱有強烈的不信任。從土改到文革，中國的傳統社會組織被盡數破壞，而1978年以後，中國零星地出現一些自發結社，但一直受到中國共產黨的監控，2015年「公民社會運動」劃上句號，社會組織也迅速萎縮。中國社會分化成兩部分人，有組織的人（體制內成員）和沒組織的人。以往中國的自由派與體制內的人發生較多的摩擦，但長遠來看，最危險的一批人不一定是從「有組織的人」中產生。

我們這個社會正在大量生產「原子化」的個人和沉浸在私人領域中的利己主義者。一些庸俗的自由派因此感到欣喜，似乎這使得集體主義的運動變得不再可能。然而他們忘記了，人是政治的動物，天生嚮往着在行動中與其他人建立聯結，尤其當原子化和私人領域中的生活不再能給他們提供意義來源的時候。這些人躲在自己的一方天地刷着綜藝節目、韓劇和追星的某個時刻，心中會突然升起一種對「崇高感」的追求。真正的崇高是一種自我選擇的「非如此不可」，它是基於自身認定的超越性信念，投身某種內在價值之中，並甘願為此付出代價。然而，對於一個沒有任何條件去追求真正的崇高的民族，唯一的崇高就是「愛國」。

在後天安門時代，國家對於日益增長的超越性精神需求有一個妥協，它默許各種「整全性學說」在不危害主流價值（「愛國」、「發展」和「穩定」）的前提下默默存在——自由主義、基督教、儒家、女權主義……但2012年以後，這種默契就被打破了。當局懼怕這個國家的人民通過一種和它的組織和宣傳無關的方式聯結起來，所以對於一切整全性學說一概打壓，包括原初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也就是說，當局不讓任何一種整全性學說獲得真正意義上的傳播，而它自己也不能提供一套有吸引力的整全性學說（如古代的儒家和毛時代的共產主義），這相當於將所有國民硬生生拋入一種「強制性的虛無主義」之中。而穩定的「強制的虛無主義」不是一種可以長久維持的狀態，它要麼走向一種健康的「合理多元主義」，要麼走向一種「虛無主義狂熱」。走向前者就要允許各種整全性學說和各種組織自由發展，很顯然，這條路現在是根本不可能的。

「虛無主義狂熱」不需要對內在價值有所認知，只需要「忠誠」。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寫到：「這類忠誠只能產生自完全孤立的人，他們沒有其他的社會聯繫，例如家庭、朋友、同志，或者只是熟人。忠誠使他們感覺到，只有當他屬於一個運動，他在政黨中是一個成員，他在世界上才能有一個位置。」（p421）當飯圈女孩說「阿中哥哥只有我們了」，其意思正好是相反的，阿中哥哥不只有她們，但她們只有「阿中哥哥」了。

這種「虛無主義狂熱」還需要一個敵人，或者一個仇恨的對象，這個仇恨的對象以前是模糊的，現在有了一個很具體的指向，那就是「廢青」。「廢青」和「猶太人」一樣，被認定為破壞經濟生產、出賣國家利益、吸本國民眾的血（香港獲得中央那麼多的優惠政策）。光是呼喚「愛國」，沒辦法召集那麼大的能量，只有當「愛國」有了具體的敵人，能量才能彙集起來。而樹立這樣一個敵人，並不需要體制費多大的功夫，這個敵人甚至不一定是體制選定的。7月14日過後，我們看到牆內一些自媒體在傳播「廢青鉗斷警察手指」的「新聞」，它不用體制自己編造，國人有源源不絕的怒意在支撐着這樣的「新聞」的製造和傳播。

讓人感到恐懼的是，就我和朋友最近的遭遇來看，「廢青」的外延已經在擴大，包括了所有同情香港示威者的大陸人，進一步地，所有曾經對中國共產黨提出過批評的大陸公民，也要成為打擊對象。考慮到「廢青」北上的可能性很小，政府也不鼓勵大陸民眾赴港與「廢青」開片，如果這場「粉紅運動」擴大化，不僅「大陸廢青」會全面淪為「政治賤民」，而且普通大陸民眾的生活也將受到重大影響——所有人都將被迫證明自己在香港問題上的立場，還要證明自己不曾對執政黨有過微詞，他們的社交賬號和即時通訊工具的聊天記錄會被嚴格審查，他們時刻懷疑身邊的人是否會去告發和舉報他們。那些不幸發表過「錯誤言論」的，生活會被輕而易舉地毀掉。

體制外的極權主義

我們如何正視越來越多年輕人比體制自身還要反動的現實？

體制和這股潮流的關係是複雜的：一方面，從許多種意義上來說，這股潮流都是這個體制催生出來的，儘管它未必有這個意圖。體制摧毀了任何社會組織的可能性，不允許任何整全性學說得到傳播，拒絕建立任何良性的公共文化，為這股潮流準備了必要的社會條件；體制建立了信息的防火牆，並且不遺餘力將在牆內傳播的真實信息全部刪除，對傳播這些信息的人進行懲罰；體制一直塑造着飯圈女孩的政治性，並在關鍵時刻對她們進行動員，對勇於出征的飯圈女孩不吝一切讚美之詞；體制賄賂、監視、要挾和操縱着留學海外的青年精英，使他們時刻保持着自己的忠誠，避免「被西方思想洗腦」；最後，體制還偏袒着那些舉報、人肉和網暴他人的小粉紅，為他們的狂熱活動保駕護航，免於遭到受害者的反制。

另一方面，體制對這場運動有許多不切實際的幻想，比如希望參與其中的小粉紅聽指揮，不要影響到社會穩定，也不要反過來將矛頭對着自己。

廣州有一位大學老師，因為發表「挺港「言論被自己的學生舉報，學校不予處理，學生感到憤憤不平，親自寫信給這個老師說：「我搞不倒你，我甚至沒有辦法讓你丟大學老師的工作，你不覺得真的很諷刺嗎？最後你卻是被這個你鄙夷的體制保護了。」這位學生，並非寫信給老師上一課：你看，這個體制還是有言論自由的吧？不要老說它壞話。從這個例子可見，這名學生認為「體制」（至少是這個學校）在庇護港獨分子，他認為「體制」已經不能代表愛國群眾的利益了。

這就是我們必須面臨的處境：我們如何正視越來越多年輕人比體制自身還要反動的現實？

一些研究者認為，只有當出現一種具有侵略性的意識形態、一個卡里斯瑪領導人（Karisma）和一個具備高度紀律性和動員能力的組織相結合的時候，極權主義才有可能。因為執政黨本身在改開前三十年的「去政治化」，許多自由派認為極權主義不再可能在中國出現。

然而，一種他們沒有想到的可能性是：極權主義運動也有可能在體制外出現。它可能是由體制孕育而成，最後卻反過來吞噬體制，同化這個體制，變成一部更加喪心病狂的機器。

我們不要以為這種可能性是天方夜譚。幾天前，「人民日報」的官微想要緩和矛盾，發了一個「你好我的香港朋友」，留言中的小粉紅並不買賬，質疑「人民日報」立場不夠堅定，最後官微只能拉來水軍變成滿屏的「張國榮」。這說明這種「粉紅運動」開始擁有了自己「生命」，在不遠的將來有可能不受控制。在體制之外，小粉紅已經有了自己的組織模式，他們在飯圈和「出征」所習得的那一套極度講究等級、紀律、分工和動員效率的機制，可以輕易地運用在下一次大規模的「獵巫」行動中。通過這次的「粉紅恐怖」，他們的意識形態和敵人已經逐漸被他們建構出來：「國族主義」、「反西方民主」和「反香港模式」的合流，離一種強意識形態只有一步之遙，而「廢青」和「西方民主的擁護者」，是他們永遠的敵人，是破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千古罪人，雖遠必誅。

至於這一場運動的領導人，他的出現並不是運動的先決條件，正如阿倫特所說：「極權主義領袖實質上不折不扣地體現受他領導的群眾的功能；他不是一個渴望權力的個人，對他的臣民不施加暴政和獨斷意志。他只是一個執行者，隨時可以被取代，他倚靠的正是他所體現出來的群眾『意志』，群眾也倚靠他。若沒有他，他們就缺少外在的代表，始終是烏合之眾；若無群眾，領袖就成為無足輕重的人。」如果這場運動持續下去，未來一定會有比小粉紅更具有「自覺性」的野心家，他們可能有一套自己信奉的整全性學說，從體制內或體制外冒出來，從小粉紅手中接過運動的指揮棒。

有的人會覺得我杞人憂天，認為這些小粉紅可能只是年輕人中的極少數，或者這個狂潮很快救會過去。老實說，對於一個能在幾天之內將我這種無名小卒兩度送上熱搜的群體，我不相信它的數量會小到不值一提，更不用說，這種狂潮在年輕人中是會互相感染的，在極端的環境中將會如燎原之火般蔓延。至於它是否很快會過去，這取決於香港這件事是否會很快結束，這不得不說是歷史的弔詭：一個地區爭取民主的抗爭，有可能引發另一邊極權主義運動的開始。

對於這樣災難性的運動，最有責任最有能力將其撲滅的是體制本身，只是處於經濟下行和貿易戰的外部環境下，體制的領導人不一定抵制得了飲鴆止渴的誘惑，也不一定敢去違逆這個比自己還政治正確的潮流。他們最有可能做的，倒是將禍水引向自由派和其他的進步派。在這樣的關頭，知識分子站出來抵制這個狂潮，既是自救，也是救這個國家。如果礙於身家性命，只求自保，那粉紅的潮水終將把這片土地全部淹沒。

這樣的「破局」，大概是我們能想像到的最糟糕的一種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