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朱學勤：在「之」字形百年曲折中，重新反思五四的歷史地位

【編者按】本文為著名歷史學者朱學勤在香港中文大學博群計劃思想沙龍「思托邦」的演講實錄，文字經作者審定，並有重要修訂。端傳媒經朱學勤先生授權刊發，以饗讀者。

每年到五四，會有三種聲音。

第一種當然就是官方的聲音，所謂「主旋律」。你去看人民日報、新華社、CCTV，它們會搶着說，五四的旗幟是「愛國」與「進步」，而不是其它。相信很多大陸學生，從中學到大學聽到的「主旋律」、讀到的教科書都是這樣說的。

每當這種聲音出來的時候，我們會聽到民間知識界的第二種聲音說：不對，當年五四運動的旗幟不是愛國與進步，是「德先生」與「賽先生」——「民主」和「科學」，明明是寫在五四歷史上的兩個口號，怎麼被改成「愛國」與「進步」？

我屬於第三種聲音，另類。這第三種聲音想表達的是什麼？首先，歷史不容篡改。從歷史事實說，肯定是「民主」與「科學」，而不是「愛國」與「進步」，其次，五四需反思，需超越。「民主」與「科學」，當年前者比後者影響大，後者且不論，我們今天只討論「民主」，當年追求的是哪一種「民主」？那時世界上有兩種民主，一是法國革命式、俄國革命式的所謂「大民主」、「直接民主」，還有一種是英、美式的代議制民主，香港因為有英國人留下的制度傳統，在座者可能比較熟悉，我們也可以把它稱為「小民主」、「間接民主」。

我所言這第三種聲音，首先要求恢復歷史的原貌，而不是任意扭曲，其次是要求反思，在反思中超越。

五四先賢他們要求的民主顯然是前一種，不是後一種。當年我們的初心要引進大民主，最後實現的是什麼？實際上很可能是和大民主完全相反的東西，是大專政、大專制，使中國社會出現了百年曲折。既然如此，我所言這第三種聲音，首先要求恢復歷史的原貌，而不是任意扭曲，其次是要求反思，在反思中超越。

「之」字形百年曲折

看中國百年曲折，我簡化為一個漢字——「之」。我們或許能在這個「之」字形曲折中尋找到五四的歷史位置。

「之」上面的這一點，跟香港跟廣東息息相關。那就是1793年馬戛爾尼訪華，用今天的話說，就是一個英國大型商業貿易代表團到中國來，他們對乾隆提出的談判要求，和今天的中美貿易戰有一種遙遠而切近的聯繫。

英國人首先提出五口通商，而不是僅僅通過廣州這一個小口岸上的十三行做貿易。其次要求租借一個沿海島嶼，以便晾曬貨物、安置女眷。一開始他們看中舟山群島裏面一個島，後來發現，在港島和九龍之間的這條狹長海灣，是亞洲少見的深水良港，於是把眼光放到了香港。最終清朝政府同意租借香港，然後再擴展到今天九龍、新界這些地方。沒有當年的中英貿易戰，也不會有今天的香港，也不會有新界，更不會有香港中文大學，也沒有諸位在這裏讀書求學。歷史就是這樣跟你們的生活發生切近的聯繫。

再看這個「之」字型「點」下面的空白。1793年馬戛爾尼訪華之後，歷史出現了將近50年的「空白」。47年以後，1840年炮聲響起，中英貿易戰從商業語言變成了炮艦語言，中國人把它稱為中英鴉片戰爭。這場貿易戰的結果大家都知道，簽訂了中英南京條約。

1840年始，「之」字從這一「橫」起步。這一「橫」從中英貿易戰一直發展到1919年五四運動，大致是80年，期間又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以英國為師，大約相當於我們今天的經濟體制改革，受戰敗刺激，當年的突出部位是國防軍事改革，追求「船堅炮利」。魏源在戰爭結束以後，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這個「夷」，指的是英國人。第二階段是以美國為師，同盟會綱領：「驅除靼虜，平均地權，建立合眾政府」，就是以美利堅合眾國的政治體制為參照，打倒帝制，走向共和，相當於我們今天講的政治體制改革。第一階段是學對方的技術，停留於器物層面；第二個階段引進普遍價值，進入政治層面，廢棄皇權，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共和體制。

「之」字這一「橫」從中英貿易戰一直發展到1919年五四運動，大致是80年，期間第一階段以英國為師，第二階段是以美國為師。

一「橫」80年，又是怎麼拐過來的？這就是1919年的五四運動。五四運動改變中國，至深且巨，以英美為師，變成了以俄為師。這個轉折非同小可，到什麼時候才能拐過來？一直到了1976年9月毛澤東去世第27天，懷仁堂發生政變，即這個「之」字下面這個拐點，百年曲折發生第二次鉅變。

華國鋒、汪東興、葉劍英三人聯手發難，在懷仁堂和釣魚台誘捕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江青和毛遠新，一口氣抓了五個人，他們稱「一舉粉碎四人幫」，歷史的道岔就在那個晚上扳了過來。在此之後，才有鄧小平復出的可能。1979年初，鄧對美國訪問，和卡特總統達成了默契，出兵打越南。這也是天地翻轉的大事，兩件大事合在一起，扭轉了大勢，也可說是扭轉乾坤。

為什麼說扭轉乾坤？此前越南曾是中國大陸傾全國之力支持抗擊「美帝國主義」的一個戰場，所謂「援越抗美」。1974年美國之所以從越南撤兵，並不是打不過越南，而是難以對抗越南後面有中、蘇兩個大國支持，三國「耗」一國，美國禁不起，1974年方宣布撤離。這是美國有史以來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失敗，創痛巨深。五年不到，當年越南後面的老大哥之一、中共的領袖鄧小平跑到白宮，口出驚人之語，對卡特說「我們要幫你們教訓一次越南」？而且不是說了一次，說了兩次。卡特從錯愕到聽懂，從聽懂到默契，以美國特有的戰略情報支援中共，打了一次1979年2月的所謂「對越自衞反擊戰」，這是不是天地翻轉？

鄧小平訪美期間，工作團隊有一個特殊人物李慎之，後來是中國社科院美國所創始所長、社科院主管外事的副院長。訪美期間，他聽到鄧小平說，「我們要幫你們教訓一次越南」，也很震驚。於是問鄧，「你這一路上一直強調，改革開放是向西方世界的排頭兵開放，我理解西方發達國家的排頭兵就是美國。為什麼你強調要向美國開放？」鄧小平回答：「戰後幾十年，我看了幾十年，跟蘇聯走的，都窮了，跟美國走的，都富了！」這話頗有（大陸地產商）任志強風格——話糙理不糙。這句話沒有進《鄧小平文選》，卻是李慎之親耳聽鄧言，李又親口對我說，不會有錯。上一句跟卡特說「我要幫你們教訓一次越南」，是進鄧選的，只是把「幫你們」三個字扣掉了，變成「我們要教訓一次越南」。

我們這代人應該感念鄧主掌中國外交大勢的這一歷史性貢獻。中美出現多次對抗，鄧在世的時候，對抗沒有引起分裂，更沒有走到今天這一步。我對鄧有很尖鋭的批評，看不上傅高義那類《鄧小平傳》，他加入了對鄧小平的歌功頌德，迴避了鄧小平此後的歷史性大錯，至少是輕描淡寫。但是，對鄧小平把握中國對美外交的方針大政，我是欣賞和支持的。

五四我們「以俄為師」，改變了此前80年「以英美為師」的歷史；轉到1976年、1979年，兩個關鍵事件又把「以俄為師」擰了過來。

總而言之，五四我們「以俄為師」，改變了此前80年「以英美為師」的歷史；轉到1976年、1979年，兩個關鍵事件又把「以俄為師」擰了過來，一個就是1976年10月6號的懷仁堂事變，一個就是鄧小平幫美國打了一次越南，重新在世界上站隊。毛在世的時候，站隊是站在了法、俄激進革命的這一邊。華國鋒、鄧小平扭轉航向，扭轉到以英美、主要是以美國為師這樣的一個方向。轉過來之後，「之」字形下面這一「捺」，就是我們當下走過來的歷史，40年上下踢騰，蜿蜒曲折。沒有那次轉向，沒有那次外部環境的變化，這一「捺」絕不可能走到今天。

在這個「之」字形曲折中，應該能找到「五四」的歷史地位？我們的反思，即從這一地位開始。

五四的文化決定論遺產

五四有很多正面的東西值得我們紀念，但是五四扭轉歷史的負面作用，直到今天都沒有得到正視，沒有反思——至少反思得不夠。五四從新文化運動而來，新文化運動和五四是什麼關係？新文化運動的發起者胡適，晚年有一個痛心反思。他說新文化運動是被五四運動「挾持」了。「挾持」是事實，胡適有此反思，很不容易。但是，他沒有回答新文化運動為什麼被五四挾持，兩者還是有內在聯繫的，否則不會這麼容易「挾持」。

新文化運動最正面的一個成果是什麼？說一千道一萬，最大貢獻是以白話文取代了文言文，類似馬丁-路德以德國民間俗語改寫拉丁文的《聖經》。胡適呼籲使用白話文，這是造福千秋萬代的事。一直到今天，我們從小學到中學到大學到研究生，都深受胡適之恩澤而不察。各位設想一下，從小學直到研究生，教科書如果全是文言文，是什麼圖景？文科勉強能對付，理科聲光化電各學科，全是文言文教科書，用中式「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拾零」，你開個平方試試？遑論其它。

新文化運動最正面的一個成果是以白話文取代了文言文，類似馬丁-路德以德國民間俗語改寫拉丁文的《聖經》。

但是新文化運動當中，也出現了一些隱患。患莫大者，是對辛亥革命持鄙薄、至少是輕視立場，用今天的話來說，那才是「歷史虛無主義」。他們認為，政治制度的變化是無足輕重的，甚至認為早就失敗了，不需要再去談論並鞏固辛亥革命了，最重要的是國民素質問題，文化改造問題。如果不把文化和國民性扭轉過來，那麼中國即便再發生十次辛亥革命，都沒有意義。故而新文化運動中後期出現了我稱之為「文化決定論」「國民素質論」「國民性改造論」這些偏差。

這些偏差諸位實際上是熟悉的，只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你們多半是從文藝作品如小說接觸新文化運動，比如魯迅的未莊系列。大家都熟悉阿Q、祥林嫂、吳媽、小T、趙老太爺這些人物，魯迅通過新文化運動中後期發表的這些小說，表達什麼想法？那就是辛亥革命無足輕重，用他的話來說，城頭變幻大王旗，把清朝的旗幟拔了，插上一個民國的旗幟，那有什麼了不起？重要的是，紹興城外有魯鎮，魯鎮附近有未莊，還有趙老太爺，趙老太爺還在統治着阿Q、祥林嫂這類人的靈魂。這些人思想不扭轉。城裏「柿油黨」（自由黨）的革命，是鬧劇，無足輕重。

魯迅的偏差在哪裏？在於他認為一個國家發生的制度變革，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文化改造、國民性改造。這個偏差貽害無窮。

不能說魯迅一無是處，他看到了中國文化落後、愚昧這一面。但是魯迅的偏差在哪裏？在於他認為一個國家發生的制度變革，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文化改造、國民性改造。這個偏差貽害無窮，直到今天還有人在說，要接着魯迅的這一言路往下講。講什麼？講的就是這個文化決定論與國民性改造論。這些「接着講」的人們在政治上是要民主的，但在思想上卻是糊塗的，他們要「接着講」的，恰恰是他政治上反對的。

毛澤東：五四的「精神逆子」

魯迅的思想影響了好幾代人，最重要的一個被影響者是毛潤之。他後來之所以要發動文化大革命，有政治、經濟、外交等很多原因。今天因為是說五四，只能講一點思想史的聯繫。

五四前後，毛作為湖南「憤青」不止一次去北京，深受新文化運動、五四之濡染。那一時期魯迅小說給他留下深刻印象，魯迅告訴他辛亥革命無足輕重，重要的是這個國家文化上的改造、國民性的改造。誰也沒想到這個「北漂憤青」後來掌握了軍隊，贏得了政權，此後做什麼？

毛要做的事出乎黨內所有人意料。所有人都認為你打下江山，坐下來好好建設，讓老百姓吃飽飯，這個民族要現代化。但毛認為這些都不重要。進北京之前1948年七屆二中全會，他有一段著名講話，已經潛伏有不祥之音。但那個時候人們對這段講話的理解是正面的，他告誡全黨不要驕傲自滿，要警惕糖衣炮彈。但他還說，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就是連我們的敵人都不否認的基本事實，如果連這樣的勝利都值得驕傲，那麼更值得驕傲的事業還在後頭。

進北京之前1948年七屆二中全會，他有一段著名講話，已經潛伏有不祥之音。但那個時候人們對這段講話的理解是正面的。

大家都沒想到，一個革命黨，一支革命軍隊，難道還有比奪取全國政權更值得驕傲的事情嗎？但對毛澤東來說，不重要，不值得驕傲。在拿到政權之後，全黨都認為要搞經濟建設，不，毛拿了這個政權，還要做兩件更大的事：第一是改造社會，要以革命的方式重新解構，重新組建。1959年到1966年這一段，毛澤東搞的是社會革命。在農村分田分地，在城市公私合營，用政權暴力來改造整個社會結構。這一步大致完成，全黨鬆了一口氣，他認為還有更重要的改造沒完成——這個民族的古老文化沒有改造，人性沒有改造，人性、人心裏盤踞著各種各樣腐朽的觀念。1966年他悍然發動「文化大革命」，初衷之一是想改造文化、改造國民性。1966年6月，《人民日報》號召「破四舊，立四新」，整個民族的傳統文化遭到了疾風暴雨的摧毀。人們要在靈魂深處鬧革命，要讓大大小小的吳媽、阿Q、祥林嫂改造成新型的革命者。這叫思想革命化、一顆紅心兩種準備、建設一顆紅彤彤的心，只有這樣，才能維持紅色世界永不墜落。

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讓全黨都出乎意料，但是熟悉中國近代思想史的人不應該意外。他這樣一種雄心壯志是哪來的？來源之一是當年這位「北漂憤青」在北京讀《新青年》、讀陳獨秀、讀李大釗、讀魯迅而確立起來的觀念：政治革命無足輕重，社會革命更重要；社會革命即使取得勝利，更值得驕傲的事業是文化革命。打倒一個民族的陳舊文化，確立這個民族的新型文化，改造人性。這才是他認為一個有遠大抱負的人能做的事。所以他非常準確地總結，自己一生做了兩件大事。一件大事叫「打倒蔣介石」。第二件大事叫「發動文化大革命」，後一件比前一件重要。他的自我總結沒錯，為什麼要打倒蔣介石、奪取政權？奪取政權幹什麼？改造社會，改造人，改造文化，改造國民性。在毛澤東眼裏，全中國不過是個放大的「未莊」、「魯鎮」，八億中國人不過是無數個阿Q、祥林嫂的集合體。因此，文革十年，中國大街小巷的書店裏，只有馬恩列斯毛的書，除此之外，只有魯迅的書可賣，這絕不是偶然的。

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雄心壯志是哪來的？來源之一是當年這位「北漂憤青」在北京讀《新青年》、讀陳獨秀、讀李大釗、讀魯迅而確立起來的觀念。他實際上是五四的「精神逆子」。

毛澤東實際上是五四的「精神逆子」。凡是從五四運動過來的知識分子、大學教授等等，都在文化大革命當中受到了衝擊。這些衝擊慘無人道，今天無論如何都應該徹底否定，不能再發生了。但是毛實際上是披着五四的叛逆外衣，來實現了五四的遺願，被迫害者也應該想到。他是以打擊五四型知識分子的方式，完成了被打擊者在五四前後他們共同呼喚的事業——改造文化，改造人性。所以晚年他一直說，「我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你們都不理解我啊，毛備感孤獨，故而給日本友人再次書寫魯迅的那首詩——「萬家墨面沒蒿萊，敢有歌吟動地哀。心事浩茫連廣宇，於無聲處聽驚雷。」

五四「以俄為師」的遺患

五四運動在政治上值得我們反思的是什麼？前已提及，它改變了此前80年「以美為師」，轉向了「以俄為師」。這一轉向的外部契機是一是巴黎和會，二是十月革命。

巴黎和會有關山東問題中國外交失敗，使得中國年輕的新型知識分認為所謂「好人威爾遜」為代表的美國政治，和此前的帝國主義是一丘之壑，英國是壞人，美國也是壞人，出賣了我們的山東。實際上山東問題上外交失敗是暫時的，1922年華盛頓重開對日和會，使日本把山東的主權權益還給了中國，間隔只有兩三年。但1919年中國新興的知識份子當時因所謂一戰勝利而虛驕，因巴黎和會的失敗而失去耐心，馬上就轉向批判美國的立場。你們去看看《新青年》雜誌：1919年五四以前，陳獨秀寫的文章都在高呼，美國是新型國家，是平等待我之民族，美國總統威爾遜是頂呱呱的好人。五四以後馬上就180度大轉彎。這是一個以拋棄英美傳統為標誌、同時也拋棄此前80年歷史的轉折。

第二件事情，俄國十月革命。列寧斯大林兩次頒布對華外交宣言，即此前沙俄政府簽訂的所有條約一律作廢。相對於英法美等發達國家，沙俄是債務國，他欠人家的錢；面對中國、印尼、越南這些東方不發達國家，它是債權國，放債給我們，收我們的利息。以前發生過很多革命，沒有一次革命政府說，此前政府簽訂的條約，我們「一風吹」，不承認。只有十月革命，他們說此前籤的條約作廢，父債子不還，這叫「革命外交」。

「革命外交」表面激進，實際是有非常精確的計算。後來從斯大林從中國或明或暗謀取的利益，遠遠大於當年虛情假意放棄的債務。

「革命外交」表面激進，實際是有非常精確的計算。他們「一風吹」吹掉的對西方發達國家的債務，遠遠大於對中國在內的不發達國家的債權，在經濟上是完全划得來，是一個現實主義外交，但是它披上了「革命外交」的外衣。他對西方賴賬的行為引來了14國武裝干涉，所謂干涉就是債權人上門來逼債：你可以革命，但父債子還，不能因革命而賴賬。對中國這種不發達國家來講，它放棄債權，收穫萬眾歡呼：他爹放的賬，他作廢了，這「革命外交」太好了！這就是陳獨秀他們五四以後急劇轉彎的原因之一，認為「俄國是唯一平等待我之民族」，卻未看到它包藏禍心，後來從斯大林從中國或明或暗謀取的利益，遠遠大於當年虛情假意放棄的債務。

另一方面，十月革命受到了14國武裝干涉，他們派出大量外交人員，到整個資本主義體系的後方——亞非拉地區來輸出革命，希望在這些地方點燃革命烈火，圍魏救趙。他們試圖把資本主義世界的正面壓迫吸引回去，緩解它的正面危機。那時候到中國來的共產國際代表，如過江之鯽，絡繹於途。他們一開始要跟張作霖合作，後來跟吳佩孚，最後找到了孫中山，都是和政治舞台上的頭面實力人物合作。 此外他們還有「風險投資」，尋找未來的利益代表者。今天不起眼的台下「憤青」，說不定哪一天他們上台成大事呢？他們投了很多，都失敗了，但最後一把投中，這一把能贏回此前所有的失敗。

1921年7月1日中共第一次黨代會為什麼會在上海？按黨史上說，因為上海是工人階級最集中的地方，資本主義和工人階級的階級鬥爭最尖鋭。但我們去看一看，那十來個青年人加上一個發路費的俄國人，沒有一個人會說上海話，沒有一個人出生於上海，更沒有一個人來自當時工人最集中的楊浦、閘北地區。反而是來自於兩湖這一內陸地區的代表佔了最大比例——5到6個人來自於湖南、湖北。所以中共一大在上海召開，跟上海的工人階級有沒有關係，別說「五毛」，連一毛錢的關係也沒有。如果說跟上海有內在相連，那是因為上海有租界，是國中之國，諸國租界裏，英租界法治森嚴，法租界擁有法國大革命留下的直接統治之傳統，鬆懈混亂。他們選擇的非常準確，第一上海，第二法租界。

中共一大參加者的平均年齡是21、22歲，就是今天所說的「憤青」年齡。毛澤東當年一個中專生，在湖南東奔西走，沒有正常收入，突然接到一個通知，去上海開會，發來迴路費，走的時候又能領一筆革命經費，這意味着什麼？故而毛澤東當年在五四之後，說出了那個時代最強烈的一個聲音，叫做：「北方吹來十月的風，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

一直到今天，中國大陸官史上有一句話，叫做「五四運動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準備了思想和幹部基礎」。這句話千真萬確，一點不假。我弄不懂為什麼在紀念五四的時候，知識界總是忘記這句話？

中國大陸官史上有一句話，叫做「五四運動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準備了思想和幹部基礎」。這句話千真萬確，一點不假。

俄國人這一把「風投」成功了，成功收益遠遠大於此前投在吳佩孚、孫中山這些枱面人物的收益。中國歷史由此發生一個大轉折，就是我剛剛講的「之」字型左上角那一「撇」，向左向下急劇一「撇」，直至1976年毛澤東去世。毛澤東到晚年，在意識形態上跟蘇聯發生了爭執，斥責蘇聯是修正主義，他並不是要反「以俄為師」，而是要比蘇聯更蘇聯，更忠誠於蘇聯的原教旨理想。別看他1960年代跟蘇聯發生了衝突，但是就他的精神信仰本性來講，他比俄國人還要俄國人，比斯大林還斯大林，他直言「列寧、斯大林那兩把刀子」不能丟，那才叫「不忘初心」。這個「不忘初心」給我們帶來了什麼結果？文化大革命被他搞起來了，中國文化遭到了從秦始皇以來2000多年沒有過的摧殘。

國民性改造與文化決定論貽害無窮

對於文化大革命，在官方否定之前，我已經從懷疑、不滿，走向否定。但我一直想揭示的一點是，文化大革命的迫害者和被迫害者，從歷史角度來講，他們有「精神共謀」的關係。我們應該控訴那些迫害，但不能停留在控訴迫害，還應該向歷史的縱深挖掘，這個「精神共謀」叫作「文化決定論」，而「文化決定論」正是從五四前後開始的。昨天的「文化決定論」助成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今天的「文化決定論」呢？它助成「國民素質落後論」，有意無意地遮蔽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這話可分兩層講。

前已述及，從新文化運動發韌，至五四時期幾成知識界共識的「文化決定論」，內在藴含是鄙薄辛亥革命。文化是一個大得不能再大的概念，如空氣須臾不可離，它可以繼承，可以改善，但絕不可以也不可能改造，更不應該革命。具體到與某一政治事件、政治過程如辛亥革命的關係，它是被動的，從屬性的。我們今天談辛亥革命成也罷，敗也罷，不能歸功或歸咎於當時的中國傳統文化。當時的胡適、陳獨秀、魯迅等人，因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而歸咎於當時的傳統文化，這是錯誤的。因政治上的人謀不臧而歸咎文化？文化如能言，一定會唱：三千男兒皆解甲，妾在後宮何能言？那種凡事都要追究到終極原因的思維方法，貌似深刻，其實是放過了人謀不臧，至少是邏輯思維訓練不夠。二十年前，我曾借悉尼·胡克（Sidney Hook）之言，揭示這種思維的錯謬：「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應該不難理解？

現在，我們結合當代政治與文化的實例，來反思當年這一時尚思維的錯謬。放眼世界，大凡同一個文化版圖上出現不同的制度選擇，必定是強調文化決定論，然後走向文化改造、文化革命的那一地區，必定輸給另一不強調文化決定、不搞文化革命的另一地區，如東西德，如南北韓。

把眼光收回中國，從文化而言，同一個漢語文化版圖，二戰後出現了三個制度選擇：大陸、香港、台灣，哪裏先進，哪裏落後？就對傳統文化的立場、態度而言，凡對文化要取革命態度的地區，制度越落後；凡維護乃至保護傳統文化的地區，制度越先進。這是張耳可聞、觸目可見的基本事實。

就對傳統文化的立場、態度而言，凡對文化要取革命態度的地區，制度越落後；凡維護乃至保護傳統文化的地區，制度越先進。

再把眼光收回中國大陸，大致可分兩個歷史時期，毛澤東時代是天天講、日日講文化改造、文化革命的時代，改革開放時代再不提改造文化，而是向既存文化言和、 與人心人性言和，但與毛時代相比，哪個優哪個劣？不難得出結論。我不是說改革開放沒有問題，問題太多太大。僅僅因為改變了經濟政策，改變農村經濟制度，局部觸動城市經濟的制度，大陸的貧困面貌即已扭轉，如果1980年代能深入到政治制度呢？逐步兑現鄧小平1980年8月18日文章的標題性承諾——「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今天的問題大多能迎刃而解。因此，若論文化與政治、制度的關係，我的看法是：第一是制度，第二是制度，第三還是制度。

至於「國民性改造論」，這是從屬「文化決定論」的二級論題，當年魯迅由日本引進，雜糅尼采的超人哲學。應該承認，到目前為止，我們的國民性還很差，差的不是一點，尤其與魯迅心儀的日本比，差得更遠。1959年，泰晤士報曾就西德經濟已經超越英國，發表社論「究竟誰是戰勝國？」今天我們更有理由再寫此一題目：「究竟誰是戰勝國？」

應該是政治選擇為國民性負責，而不是相反，國民性為政治選擇負責。

不過，我要說的是，國民素質與制度選擇，何為因何為果？不可因果倒置。先秦之前，我們的國民性不是這樣，正是因為以軍耕立國的秦，而不是以工商立國的齊，統一了中國，以《商君書》集大成的古代法西斯統一了中國，歷兩千年而不改，中國的國民性才壓彎了腰，壓駝了背，佝僂成這樣！日本的國民性從某種意義上說，是繼承了我們的先秦傳統，而不是秦以後傳統。抗日戰爭打成那樣，以致有戰國策學派的歷史學痛言：這是古代中國與現代中國戰，古代中國打垮了現代中國。若無美國參戰，變中日之戰為太平洋戰爭，古代中國很有可能戰勝當代中國！而就當代中國言，民氣之伸張，肯定超過文革時期；文革之後，1980年代的民氣之伸張，肯定也超過當下。因此，若論國民性問題，我想說的是，應該是政治選擇為國民性負責，而不是相反國民性為政治選擇負責，第一是政治，第二是政治，第三還是政治。

文革迫害者與被迫害者的精神共謀關係，就在這兩層——「文化決定論」和「國民性改造論」——達成可悲共識。讀五四之後的新知識群，幾乎無一日不在吶喊要改造社會，改造文化，改造國民性，故而我稱他們是「木匠造枷枷自家」。尤其讀1920、1930年代的左聯作品、左翼文學，不說不堪入目，至少是乏善可陳。這部文學史，如果還能稱作文學史的話，就是一部左翼話語史，與此後醜化它、否定它的文革極左話語是否有上下游關係？此後所謂「樣板戲」的結構性要素，如宣揚暴力，反智、反資、反文化、反市場經濟，鼓吹共產烏托邦，對工農兵底層人物無限拔高，主題先行等等，舉凡「政治正確」，在這裏應有盡有，一應俱全。它是一步步向着1966年發展，直至最後被反噬，那股比它更左、更極端的政治勢力將它宣判為」「三十年代文藝資產階級黑線」，一口吞沒。

1976年懷仁堂政變，一舉粉碎「四人幫」，當初的說法是「上海幫」，後來為政治策略考慮才改為「四人幫」，其實「上海幫」這一說法比「四人幫」更為準確。一個基本事實是：四人中除王洪文外，都是上海三十年代直接參與、或間接後續的左聯中人，改稱「四人幫」反而模糊了這一歷史聯繫。至於他們是否真能代表上海，並不是那麼回事。事實上，他們與真正上海的關係，是油水關係——油滴浮於水，上下兩張皮。張春橋、江青連一句流利的上海本地方言都不會說，姚文元其父為左聯常委，是這條「黑線」的第二代，還能說兩句，但日常口語、思維母語還是北京的普通話。

但在什麼意義上稱他們為「上海幫」是準確的呢？左聯、左翼文學基本是上海租界生活的產物，離開了上海租界，他們連一天都不能生存。魯迅後期雜文自選集，題為《且介亭雜文》，「且介亭」者，「租界亭子間」也，實在是再準確不過。當然，至於魯迅本人是否住「亭子間」，正如「上海幫」是否能代表「上海」，正如我們在開頭說的中共一大那些內地來的「憤青」，他們是否真正理解「上海」，那是另一個話題。

100年過去了，中國人為此付出了巨大代價。直到今天，我們雖然否定了文革，但還沒有走出五四的陰影。

概而言之，歷史脱位容易復位難。五四的歷史位置是在「之」字曲折的第一個拐點，經向左一「撇」，它與下面的第二拐點相對應。100年過去了，中國人為此付出了巨大代價。直到今天，我們雖然否定了文革，但還沒有走出五四的陰影。我們的前輩在「之」字形的向下向左的那一「撇」，付出了代價；我們這一代則在「之」字形向右拐過來的這一「捺」繼續付出代價。今天我們面對百年「五四」，第一要紀念，第二要反思，第三要超越。百年看似漫長，卻如白駒過隙，我們不能不紀念、不能不反思、不能不超越啊。

（朱學勤，上海大學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社會思想史，著有《道德理想國的覆滅》《思想史上的失蹤者》《書齋裏的革命》《風聲·雨聲·讀書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