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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純:中國自由保守主義的沒落(上)

這個體制既不滿足於「摸着石頭過河」,也不願按照「自由保守主義者」開出來的改革路線繼續前進,而是逐漸亮出自己的「中國道路」,這讓不少對漸進轉型心存幻想的人瞠目結舌。


2015年2月23日,北京,演員在天壇模仿清朝時期春節的儀式。攝:Kevin Frayer/GETTY
2015年2月23日,北京,演員在天壇模仿清朝時期春節的儀式。攝:Kevin Frayer/GETTY

要定義政治哲學上的「保守主義(conservatism)」,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亨廷頓的《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保守主義》是一個有益的澄清之嘗試。在亨廷頓那裏,存在着三種保守主義:貴族式保守主義、自主式保守主義和情境式保守主義。貴族式的保守主義,把保守主義作為貴族階級的一種意識形態,捍衞「封建制、特權地位、舊制度、土地利益、中世紀精神」;自主式的保守主義認為,保守主義是「一套普遍有效的、自主的觀念體系」,「以普適價值來定義自身,例如正義、秩序、平衡和協調」;而情境式保守主義,「是一種可以用來維護任何既定社會秩序的思想體系,無論何時何地,也不管出於何種角度,只要是對現存社會秩序的本質或存續提出根本性挑戰,它都堅決反對。」

不管是哪一種,在英美(和中國)談保守主義,都繞不過英國思想家愛德蒙·伯克(Edmund Burke)。亨廷頓所總結的「伯克信條」大概有:一、人根本上是一種宗教性動物;二、社會是一個自然的、在歷史中逐漸生長的有機體,權利是時間的產物;三、人是一種具有本能、情感和理性的造物,審慎、偏見、經驗和習慣比理性、邏輯、抽象和形而上學能更好地引導人們,真理存在於具體的經驗之中而不是普遍的命題之中;四、共同體高於個人,邪惡根源於人的本性而不是任何特定的社會制度;五、除了在一種最終的道德意義之外,人們都是不平等的,社會組織是複雜的,總是包括各種階級、等級和群體,差異、等級制和領導階層是任何公民社會都不可避免的特徵;六、試圖消除現有邪惡的努力通常會導致更大的邪惡。

亨廷頓認為,貴族式的保守主義和自主式的保守主義都和這些信條難以匹配,最後只剩下情境式的保守主義。只是這一種保守主義,亨廷頓說,「適於用來為任何現存秩序辯護」,「沒有什麼可稱之為實質性的理想」。

「保守主義」如何引入中國?

在晚清和民國,有許多被後世研究者稱為「保守主義者」的思想家和學者,比如嚴復、(晚年的)梁啟超、陳寅恪等,但他們並沒有如此稱呼自己。「保守主義」作為一種獨立思潮在中國被正式討論,還是和伯克的引介有關。

伯克所「保守」的傳統,是英國的自由主義傳統,最早一批自稱「保守主義者」的中國學者出現在改革開放後,當時也基本有自由主義的傾向。胡適在《自由主義是什麼?》一文中說:「自由主義的第一個意義是自由,第二個意義是民主,第三個意義是容忍反對黨,第四個意義是和平的漸進的改革。」

在所謂的「短二十世紀」,由於兩次「革命」在中國所具有的重要意義,「和平的漸進的改革」被視為一種右傾和反動。1978年以後,「改革」第一次具有了合法性。為配合這一進程,自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以來,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裏開始出現「告別革命」的論調,他們通過幾個方面的努力,為中國指出了一條新的發展道路:

首先,在哲學上,引入伯克的「法國大革命論」、以賽亞·伯林的「消極自由」學說、哈耶克的「自發秩序」理論和弗朗西斯·福山的「歷史終結論」。這種引入不一定是有意為之,這些思想家也並不都是保守主義者,但是告別革命論者將他們的思想的某些部分組合在一起,卻能很奇妙地拼出一套整全的「自由保守主義(liberal conservatism)」方案。

告別革命論者借助哈耶克和以賽亞·伯林的理論,在西方思想史上,重新把「啟蒙運動」區分為「蘇格蘭啟蒙運動」與「法國啟蒙運動」(以保留某種啟蒙的空間)。在他們看來,「蘇格蘭啟蒙運動」推崇「消極自由」和「演化理性」,而「法國啟蒙主義」推崇「積極自由」和「建構理性」。英美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實踐裏,藴含了對「消極自由」的尊重,以及對在經驗、傳統、慣例中所體現出來的「演化理性」的敬畏,因而英美社會不曾發生劇烈的社會革命,政治轉型的社會成本遠低於歐陸。而以盧梭為代表的法國啟蒙主義,拋開自身的經驗傳統追求「理性建構」,設想一種只有在「公意」中才能實現的自由——「積極自由」。這種瘋狂的理想主義,不僅導致了「血腥恐怖」的法國大革命,而且還是二十世紀極權主義的根源。

與此同時(在這個基礎上),他們對中國近代史進行全面反思,宣稱百年中國知識分子的過錯在於,從康有為之後就開始走向激進主義。清末的「新政」和「預備立憲」原本是穩定地走向憲政的大好機會,只是知識分子沒有給清王朝以足夠的時間。辛亥革命建立起來的民國政府,權威不足,根基甚淺,遂有後面的亂局。不惟如此,一九一五年的「新文化運動」,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全盤批判,從而摧毀了傳統中國的道德根基,並最終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發。

告別革命論者還研究了台灣、韓國和智利等國家地區的民主轉型經驗,得出結論說:一段時期的威權統治有利於促進經濟發展,等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再進行民主改革,社會發生動亂的可能性會更低,轉型後所建立的民主也不容易演變成民粹(像在大部分拉美國家所發生的那樣)。亨廷頓本人的《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有幾個公式,說政治動亂程度與社會動員程度成正比,與經濟發展程度、社會流動程度和政治制度化程度成反比,也被作為佐證。

在縱向和橫向的「經驗教訓」下,告別革命論者相信,當下的中國,應當是走漸進改良的道路。隨着經濟改革的深入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尤其是加入WTO以後),中國與西方國家的往來會愈益頻繁,中國的中產階級也將不斷壯大,與西方國家的各種往來,使得中國必須加快與國際社會接軌的步伐,中產階級的權益,也必須靠法治、憲政、自由、民主來保障,來自國際社會和國內中產階級的壓力,自然會推動政權走向政治改革。

福山的「歷史終結論」斷言,歷史將會終結於自由民主,所以新世紀的中國人切勿操之過急,任何鼓吹革命或激進改革的,都是在重蹈覆轍,自斷後路。

2015年12月9日,北京,工人下班後在地盤附近閒聊。攝:Kevin Frayer/GETTY
2015年12月9日,北京,工人下班後在地盤附近閒聊。攝:Kevin Frayer/GETTY

漸進改良圖景的破滅

這一套看似完美的圖景在近幾年遭受重大的現實挫折。

秦暉早在2012年就說過,不要老提什麼西方和平演變中國,中國也有可能和平演變西方。黨國的體制比想象中要更有「韌性」:中國並沒有被世界改變太多,反而在GDP躍居世界第二之後,開始試圖改變國際遊戲的規則,之前有一帶一路和亞投行,現在號稱要參與「建立多邊的全球互聯網治理體系」;中國的中產階級也比想象中要更加珍稀和脆弱,橄欖形社會遲遲沒有着落,今年六七月的一場股災,據說消滅了八百萬的中產階級。

最為糟糕的是,這個體制既不再滿足於「摸着石頭過河」,也不願按照「自由保守主義者」開出來的改革路線繼續前進,而是逐漸亮出自己的「中國道路」,把「中國模式」作為一種可與西方自由民主一爭高下的政治制度來打造和宣傳(頗為諷刺的是,福山這兩年的許多講座和訪談,也間接在為這種宣傳添磚加瓦),這種「制度自信」,讓不少對漸進轉型心存幻想的人瞠目結舌。

端傳媒最近的一篇文章寫道,僅三年時間,改革派幾乎徹底退場。自由保守主義,這層體制改革派與體制內外知識分子一起糊的窗戶紙,終於被徹底捅破了。

其實現存的自由保守主義者不必驚訝,因為這個政權走到現在這一步,即使不是自由保守主義方案的必然結果,也應該說後者「功不可沒」。

我們以往僅僅注意到在個體的層面上,一些曾經的自由保守主義者最終蜕變成了「中國道路派」,另一些則完完全全變成文化保守主義者,卻沒有想到在制度的層面上也是如此。

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從一開始,就是一種國家主義的籌劃。這並不是說,國家對市場化改革的方向和具體任務,從一開始就是十分明確的,而是說市場化改革最根本的目的,從來就不是以經濟發展來推動政治民主,而是延續毛時代對民眾潛能的開掘,來實現國家的富強。毛時代透支了民眾的「意識形態狂熱」,而改革時代,需要挖掘民眾的「私人慾望」。不管是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都是能量的再生產機制,歸根到底是為國家服務的。

在中國,從「新民主主義革命」結束之後,在國家與個人之間,就不存在「社會」,市場化改革,也沒有創造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公民社會」,而只有一個發育不良的市場社會。在一個後極權主義國家,「市場」不可能全部歸入「社會」領域或「自發秩序」,市場空間的擴大,並不意味着社會空間的擴大。至少有一部分市場是受到國家的嚴格控制,或者與國家保持着一種曖昧的關係。而那一部分沒有受到國家「染指」的市場,在多大程度上是真正的「自由市場」,也十分值得懷疑。

由於市場與國家、社會處於這樣一種微妙的關係,市場化改革的結果,不管成敗與否,與政治改革和民主轉型就沒有任何必然關係。市場化改革失敗,中國就淪為阿西莫格魯所說的「失敗國家」;市場化改革成功,中國國力大幅上漲,之後要做什麼,也不是自由保守主義者說了算的。

一些自由保守主義者在認清這個真相後,也隨着現實轉向,成為真正的「政治保守主義者」。

自由保守主義領袖甘陽的轉向

甘陽在八十年代是伯林的介紹者之一,也是最早提出「自由與秩序」優先於「科學與民主」的自由派領袖,在九十年代,曾經有過一段作為「自由左派」的歧出,但在2000年後,終於褪掉「自由」的遮羞布,露出「保守」的底色。甘陽的「通三統」,非常確切地把握到了當代中國的三種傳統:儒家的傳統、毛澤東的傳統、鄧小平的傳統。

嚴格來說,毛澤東的傳統不一定是「社會主義傳統」,但鄧小平的傳統肯定不算「自由主義傳統」,充其量只能算「市場化傳統」(柯小剛把「三統」定為「儒家、社會主義、自由主義」,相比甘陽對過去的毫不留情,但顯出一點天真和寬容)。

儘管甘陽是「自由保守主義方案」的奠基者,但他也是最早拋棄這個方案的:它不僅在政治實踐上是一廂情願,在學理上也是漏洞百出。所以自由保守主義的西方思想史、中國近代史、比較政治學研究,他一概沒有參加。

在九十年代末,他寫過一篇《自由主義,貴族的還是平民的》,對這種貶法國大革命和民主的自由主義進行了一番批判。在另一篇名為《自由主義何處去》的文章裏,他說:「英國保守派的理論家葛雷(John Gray)近年來即一直大聲疾呼,哈耶克式的經濟自由主義已經把美、英、法等西方各國保守派政黨都送上了政治自殺的道路,更把俄國東歐的市場改革變成罪犯型資本主義。這種經濟自由主義在葛雷看來可以稱為『右派毛主義(a Maoism of the Right)』,因為它相信可以用市場的不斷革命』來實現一種純粹的『市場烏托邦』,完全失去西方傳統保守主義的謹慎穩健。」

蘇聯戈爾巴喬夫改革和俄羅斯休克療法的接連失敗,中國改革所創造的巨大經濟奇蹟,撩起了甘陽內心深處的民族自尊心;王紹光和崔之元的「國家能力」研究,也給了他重大的啟發:市場經濟和自由民主也許都不是國家富強的關鍵;美國的謝淑麗(Susan Shirk)、弗朗茨· 舒曼(Franz Schurmann)讓他對毛澤東時期的經濟貢獻,以及毛鄧之間的「連續性」,有了更「深刻」的認識。甘陽的國家意識終於完全覺醒。

以甘陽在學術界的地位,就算要轉身,也不甘心做一個張維為這樣的角色。「自由保守主義方案」的失敗對於甘陽來說是一個重大的啟發:中國人對西方和中國的認識還停留在相當粗淺的層面;以西方(西學)的視角來看待中國,把西方的經驗、理論、制度照搬到中國,是一條死路。

他的雄心是「文明」高度的:建立一套獨立於西方標準的人文學術體系和教育體系、把中國共產黨納入幾千年的儒家道統、將「中國道路」樹立為可與「自由民主」相抗衡現代化範例、打破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秩序和世界體系。

甘陽的「通三統」,看似一種公羊學概念的當代濫用,實際上是一個野心勃勃的能量開掘計劃:民族自尊心、意識形態狂熱和私人慾望,他想一網打盡。

不管你是想實現中華文化偉大復興的文化民族主義者,還是想回到毛澤東時代的工人階級和農民,或者是只想滿足一己私利的資產階級和小市民,你都有理由為這個系統奮鬥。

以往我們調侃說施密特派之所以吸引到那麼多有「天賦」的年輕人,是因為它許諾了一種古典知識精英統治的「貴族制」圖景,這大概不是全部事實。全部的事實是:多少人幻想過的「歷史重來」,不就是現在嗎?現在中國有一個比清王朝更有組織力的政治體制,有一個比1840年更友善的國際環境,現在中國重新遭遇西方會怎麼樣?說不準。但通過「去西方化」,模擬一次「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再以更「健全」更「有底氣」的心態去應對,而非「揮刀自宮」以求生存,這不是多少讀書人夢寐以求的時刻嗎?和這個相比,所謂的以市場經濟走向自由民主,讓中國變成某個西方國家的一個拷貝,又算得了什麼?

如此「宏偉遠大的目標」、「系統全面的構想」、「千載難逢的時機」,不投身其中,簡直天理難容。甘陽在重印的《古今中西之爭》裏,用大字體突出「天不負我輩,我輩安負天」,就是這個意思。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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