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朱学勤：在“之”字形百年曲折中，重新反思五四的历史地位

【编者按】本文为著名历史学者朱学勤在香港中文大学博群计划思想沙龙“思托邦”的演讲实录，文字经作者审定，并有重要修订。端传媒经朱学勤先生授权刊发，以飨读者。

每年到五四，会有三种声音。

第一种当然就是官方的声音，所谓“主旋律”。你去看人民日报、新华社、CCTV，它们会抢着说，五四的旗帜是“爱国”与“进步”，而不是其它。相信很多大陆学生，从中学到大学听到的“主旋律”、读到的教科书都是这样说的。

每当这种声音出来的时候，我们会听到民间知识界的第二种声音说：不对，当年五四运动的旗帜不是爱国与进步，是“德先生”与“赛先生”——“民主”和“科学”，明明是写在五四历史上的两个口号，怎么被改成“爱国”与“进步”？

我属于第三种声音，另类。这第三种声音想表达的是什么？首先，历史不容篡改。从历史事实说，肯定是“民主”与“科学”，而不是“爱国”与“进步”，其次，五四需反思，需超越。“民主”与“科学”，当年前者比后者影响大，后者且不论，我们今天只讨论“民主”，当年追求的是哪一种“民主”？那时世界上有两种民主，一是法国革命式、俄国革命式的所谓“大民主”、“直接民主”，还有一种是英、美式的代议制民主，香港因为有英国人留下的制度传统，在座者可能比较熟悉，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为“小民主”、“间接民主”。

我所言这第三种声音，首先要求恢复历史的原貌，而不是任意扭曲，其次是要求反思，在反思中超越。

五四先贤他们要求的民主显然是前一种，不是后一种。当年我们的初心要引进大民主，最后实现的是什么？实际上很可能是和大民主完全相反的东西，是大专政、大专制，使中国社会出现了百年曲折。既然如此，我所言这第三种声音，首先要求恢复历史的原貌，而不是任意扭曲，其次是要求反思，在反思中超越。

“之”字形百年曲折

看中国百年曲折，我简化为一个汉字——“之”。我们或许能在这个“之”字形曲折中寻找到五四的历史位置。

“之”上面的这一点，跟香港跟广东息息相关。那就是1793年马戛尔尼访华，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个英国大型商业贸易代表团到中国来，他们对乾隆提出的谈判要求，和今天的中美贸易战有一种遥远而切近的联系。

英国人首先提出五口通商，而不是仅仅通过广州这一个小口岸上的十三行做贸易。其次要求租借一个沿海岛屿，以便晾晒货物、安置女眷。一开始他们看中舟山群岛里面一个岛，后来发现，在港岛和九龙之间的这条狭长海湾，是亚洲少见的深水良港，于是把眼光放到了香港。最终清朝政府同意租借香港，然后再扩展到今天九龙、新界这些地方。没有当年的中英贸易战，也不会有今天的香港，也不会有新界，更不会有香港中文大学，也没有诸位在这里读书求学。历史就是这样跟你们的生活发生切近的联系。

再看这个“之”字型“点”下面的空白。1793年马戛尔尼访华之后，历史出现了将近50年的“空白”。47年以后，1840年炮声响起，中英贸易战从商业语言变成了炮舰语言，中国人把它称为中英鸦片战争。这场贸易战的结果大家都知道，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

1840年始，“之”字从这一“横”起步。这一“横”从中英贸易战一直发展到1919年五四运动，大致是80年，期间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英国为师，大约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经济体制改革，受战败刺激，当年的突出部位是国防军事改革，追求“船坚炮利”。魏源在战争结束以后，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个“夷”，指的是英国人。第二阶段是以美国为师，同盟会纲领：“驱除靼虏，平均地权，建立合众政府”，就是以美利坚合众国的政治体制为参照，打倒帝制，走向共和，相当于我们今天讲的政治体制改革。第一阶段是学对方的技术，停留于器物层面；第二个阶段引进普遍价值，进入政治层面，废弃皇权，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共和体制。

“之”字这一“横”从中英贸易战一直发展到1919年五四运动，大致是80年，期间第一阶段以英国为师，第二阶段是以美国为师。

一“横”80年，又是怎么拐过来的？这就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改变中国，至深且巨，以英美为师，变成了以俄为师。这个转折非同小可，到什么时候才能拐过来？一直到了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第27天，怀仁堂发生政变，即这个“之”字下面这个拐点，百年曲折发生第二次巨变。

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三人联手发难，在怀仁堂和钓鱼台诱捕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江青和毛远新，一口气抓了五个人，他们称“一举粉碎四人帮”，历史的道岔就在那个晚上扳了过来。在此之后，才有邓小平复出的可能。1979年初，邓对美国访问，和卡特总统达成了默契，出兵打越南。这也是天地翻转的大事，两件大事合在一起，扭转了大势，也可说是扭转乾坤。

为什么说扭转乾坤？此前越南曾是中国大陆倾全国之力支持抗击“美帝国主义”的一个战场，所谓“援越抗美”。1974年美国之所以从越南撤兵，并不是打不过越南，而是难以对抗越南后面有中、苏两个大国支持，三国“耗”一国，美国禁不起，1974年方宣布撤离。这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失败，创痛巨深。五年不到，当年越南后面的老大哥之一、中共的领袖邓小平跑到白宫，口出惊人之语，对卡特说“我们要帮你们教训一次越南”？而且不是说了一次，说了两次。卡特从错愕到听懂，从听懂到默契，以美国特有的战略情报支援中共，打了一次1979年2月的所谓“对越自卫反击战”，这是不是天地翻转？

邓小平访美期间，工作团队有一个特殊人物李慎之，后来是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创始所长、社科院主管外事的副院长。访美期间，他听到邓小平说，“我们要帮你们教训一次越南”，也很震惊。于是问邓，“你这一路上一直强调，改革开放是向西方世界的排头兵开放，我理解西方发达国家的排头兵就是美国。为什么你强调要向美国开放？”邓小平回答：“战后几十年，我看了几十年，跟苏联走的，都穷了，跟美国走的，都富了！”这话颇有（大陆地产商）任志强风格——话糙理不糙。这句话没有进《邓小平文选》，却是李慎之亲耳听邓言，李又亲口对我说，不会有错。上一句跟卡特说“我要帮你们教训一次越南”，是进邓选的，只是把“帮你们”三个字扣掉了，变成“我们要教训一次越南”。

我们这代人应该感念邓主掌中国外交大势的这一历史性贡献。中美出现多次对抗，邓在世的时候，对抗没有引起分裂，更没有走到今天这一步。我对邓有很尖锐的批评，看不上傅高义那类《邓小平传》，他加入了对邓小平的歌功颂德，回避了邓小平此后的历史性大错，至少是轻描淡写。但是，对邓小平把握中国对美外交的方针大政，我是欣赏和支持的。

五四我们“以俄为师”，改变了此前80年“以英美为师”的历史；转到1976年、1979年，两个关键事件又把“以俄为师”拧了过来。

总而言之，五四我们“以俄为师”，改变了此前80年“以英美为师”的历史；转到1976年、1979年，两个关键事件又把“以俄为师”拧了过来，一个就是1976年10月6号的怀仁堂事变，一个就是邓小平帮美国打了一次越南，重新在世界上站队。毛在世的时候，站队是站在了法、俄激进革命的这一边。华国锋、邓小平扭转航向，扭转到以英美、主要是以美国为师这样的一个方向。转过来之后，“之”字形下面这一“捺”，就是我们当下走过来的历史，40年上下踢腾，蜿蜒曲折。没有那次转向，没有那次外部环境的变化，这一“捺”绝不可能走到今天。

在这个“之”字形曲折中，应该能找到“五四”的历史地位？我们的反思，即从这一地位开始。

五四的文化决定论遗产

五四有很多正面的东西值得我们纪念，但是五四扭转历史的负面作用，直到今天都没有得到正视，没有反思——至少反思得不够。五四从新文化运动而来，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是什么关系？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胡适，晚年有一个痛心反思。他说新文化运动是被五四运动“挟持”了。“挟持”是事实，胡适有此反思，很不容易。但是，他没有回答新文化运动为什么被五四挟持，两者还是有内在联系的，否则不会这么容易“挟持”。

新文化运动最正面的一个成果是什么？说一千道一万，最大贡献是以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类似马丁-路德以德国民间俗语改写拉丁文的《圣经》。胡适呼吁使用白话文，这是造福千秋万代的事。一直到今天，我们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到研究生，都深受胡适之恩泽而不察。各位设想一下，从小学直到研究生，教科书如果全是文言文，是什么图景？文科勉强能对付，理科声光化电各学科，全是文言文教科书，用中式“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零”，你开个平方试试？遑论其它。

新文化运动最正面的一个成果是以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类似马丁-路德以德国民间俗语改写拉丁文的《圣经》。

但是新文化运动当中，也出现了一些隐患。患莫大者，是对辛亥革命持鄙薄、至少是轻视立场，用今天的话来说，那才是“历史虚无主义”。他们认为，政治制度的变化是无足轻重的，甚至认为早就失败了，不需要再去谈论并巩固辛亥革命了，最重要的是国民素质问题，文化改造问题。如果不把文化和国民性扭转过来，那么中国即便再发生十次辛亥革命，都没有意义。故而新文化运动中后期出现了我称之为“文化决定论”“国民素质论”“国民性改造论”这些偏差。

这些偏差诸位实际上是熟悉的，只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你们多半是从文艺作品如小说接触新文化运动，比如鲁迅的未庄系列。大家都熟悉阿Q、祥林嫂、吴妈、小T、赵老太爷这些人物，鲁迅通过新文化运动中后期发表的这些小说，表达什么想法？那就是辛亥革命无足轻重，用他的话来说，城头变幻大王旗，把清朝的旗帜拔了，插上一个民国的旗帜，那有什么了不起？重要的是，绍兴城外有鲁镇，鲁镇附近有未庄，还有赵老太爷，赵老太爷还在统治着阿Q、祥林嫂这类人的灵魂。这些人思想不扭转。城里“柿油党”（自由党）的革命，是闹剧，无足轻重。

鲁迅的偏差在哪里？在于他认为一个国家发生的制度变革，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文化改造、国民性改造。这个偏差贻害无穷。

不能说鲁迅一无是处，他看到了中国文化落后、愚昧这一面。但是鲁迅的偏差在哪里？在于他认为一个国家发生的制度变革，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文化改造、国民性改造。这个偏差贻害无穷，直到今天还有人在说，要接着鲁迅的这一言路往下讲。讲什么？讲的就是这个文化决定论与国民性改造论。这些“接着讲”的人们在政治上是要民主的，但在思想上却是糊涂的，他们要“接着讲”的，恰恰是他政治上反对的。

毛泽东：五四的“精神逆子”

鲁迅的思想影响了好几代人，最重要的一个被影响者是毛润之。他后来之所以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有政治、经济、外交等很多原因。今天因为是说五四，只能讲一点思想史的联系。

五四前后，毛作为湖南“愤青”不止一次去北京，深受新文化运动、五四之濡染。那一时期鲁迅小说给他留下深刻印象，鲁迅告诉他辛亥革命无足轻重，重要的是这个国家文化上的改造、国民性的改造。谁也没想到这个“北漂愤青”后来掌握了军队，赢得了政权，此后做什么？

毛要做的事出乎党内所有人意料。所有人都认为你打下江山，坐下来好好建设，让老百姓吃饱饭，这个民族要现代化。但毛认为这些都不重要。进北京之前1948年七届二中全会，他有一段著名讲话，已经潜伏有不祥之音。但那个时候人们对这段讲话的理解是正面的，他告诫全党不要骄傲自满，要警惕糖衣炮弹。但他还说，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就是连我们的敌人都不否认的基本事实，如果连这样的胜利都值得骄傲，那么更值得骄傲的事业还在后头。

进北京之前1948年七届二中全会，他有一段著名讲话，已经潜伏有不祥之音。但那个时候人们对这段讲话的理解是正面的。

大家都没想到，一个革命党，一支革命军队，难道还有比夺取全国政权更值得骄傲的事情吗？但对毛泽东来说，不重要，不值得骄傲。在拿到政权之后，全党都认为要搞经济建设，不，毛拿了这个政权，还要做两件更大的事：第一是改造社会，要以革命的方式重新解构，重新组建。1959年到1966年这一段，毛泽东搞的是社会革命。在农村分田分地，在城市公私合营，用政权暴力来改造整个社会结构。这一步大致完成，全党松了一口气，他认为还有更重要的改造没完成——这个民族的古老文化没有改造，人性没有改造，人性、人心里盘踞著各种各样腐朽的观念。1966年他悍然发动“文化大革命”，初衷之一是想改造文化、改造国民性。1966年6月，《人民日报》号召“破四旧，立四新”，整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遭到了疾风暴雨的摧毁。人们要在灵魂深处闹革命，要让大大小小的吴妈、阿Q、祥林嫂改造成新型的革命者。这叫思想革命化、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建设一颗红彤彤的心，只有这样，才能维持红色世界永不坠落。

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让全党都出乎意料，但是熟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人不应该意外。他这样一种雄心壮志是哪来的？来源之一是当年这位“北漂愤青”在北京读《新青年》、读陈独秀、读李大钊、读鲁迅而确立起来的观念：政治革命无足轻重，社会革命更重要；社会革命即使取得胜利，更值得骄傲的事业是文化革命。打倒一个民族的陈旧文化，确立这个民族的新型文化，改造人性。这才是他认为一个有远大抱负的人能做的事。所以他非常准确地总结，自己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件大事叫“打倒蒋介石”。第二件大事叫“发动文化大革命”，后一件比前一件重要。他的自我总结没错，为什么要打倒蒋介石、夺取政权？夺取政权干什么？改造社会，改造人，改造文化，改造国民性。在毛泽东眼里，全中国不过是个放大的“未庄”、“鲁镇”，八亿中国人不过是无数个阿Q、祥林嫂的集合体。因此，文革十年，中国大街小巷的书店里，只有马恩列斯毛的书，除此之外，只有鲁迅的书可卖，这绝不是偶然的。

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雄心壮志是哪来的？来源之一是当年这位“北漂愤青”在北京读《新青年》、读陈独秀、读李大钊、读鲁迅而确立起来的观念。他实际上是五四的“精神逆子”。

毛泽东实际上是五四的“精神逆子”。凡是从五四运动过来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等等，都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受到了冲击。这些冲击惨无人道，今天无论如何都应该彻底否定，不能再发生了。但是毛实际上是披着五四的叛逆外衣，来实现了五四的遗愿，被迫害者也应该想到。他是以打击五四型知识分子的方式，完成了被打击者在五四前后他们共同呼唤的事业——改造文化，改造人性。所以晚年他一直说，“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你们都不理解我啊，毛备感孤独，故而给日本友人再次书写鲁迅的那首诗——“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五四“以俄为师”的遗患

五四运动在政治上值得我们反思的是什么？前已提及，它改变了此前80年“以美为师”，转向了“以俄为师”。这一转向的外部契机是一是巴黎和会，二是十月革命。

巴黎和会有关山东问题中国外交失败，使得中国年轻的新型知识分认为所谓“好人威尔逊”为代表的美国政治，和此前的帝国主义是一丘之壑，英国是坏人，美国也是坏人，出卖了我们的山东。实际上山东问题上外交失败是暂时的，1922年华盛顿重开对日和会，使日本把山东的主权权益还给了中国，间隔只有两三年。但1919年中国新兴的知识份子当时因所谓一战胜利而虚骄，因巴黎和会的失败而失去耐心，马上就转向批判美国的立场。你们去看看《新青年》杂志：1919年五四以前，陈独秀写的文章都在高呼，美国是新型国家，是平等待我之民族，美国总统威尔逊是顶呱呱的好人。五四以后马上就180度大转弯。这是一个以抛弃英美传统为标志、同时也抛弃此前80年历史的转折。

第二件事情，俄国十月革命。列宁斯大林两次颁布对华外交宣言，即此前沙俄政府签订的所有条约一律作废。相对于英法美等发达国家，沙俄是债务国，他欠人家的钱；面对中国、印尼、越南这些东方不发达国家，它是债权国，放债给我们，收我们的利息。以前发生过很多革命，没有一次革命政府说，此前政府签订的条约，我们“一风吹”，不承认。只有十月革命，他们说此前签的条约作废，父债子不还，这叫“革命外交”。

“革命外交”表面激进，实际是有非常精确的计算。后来从斯大林从中国或明或暗谋取的利益，远远大于当年虚情假意放弃的债务。

“革命外交”表面激进，实际是有非常精确的计算。他们“一风吹”吹掉的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债务，远远大于对中国在内的不发达国家的债权，在经济上是完全划得来，是一个现实主义外交，但是它披上了“革命外交”的外衣。他对西方赖账的行为引来了14国武装干涉，所谓干涉就是债权人上门来逼债：你可以革命，但父债子还，不能因革命而赖账。对中国这种不发达国家来讲，它放弃债权，收获万众欢呼：他爹放的账，他作废了，这“革命外交”太好了！这就是陈独秀他们五四以后急剧转弯的原因之一，认为“俄国是唯一平等待我之民族”，却未看到它包藏祸心，后来从斯大林从中国或明或暗谋取的利益，远远大于当年虚情假意放弃的债务。

另一方面，十月革命受到了14国武装干涉，他们派出大量外交人员，到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后方——亚非拉地区来输出革命，希望在这些地方点燃革命烈火，围魏救赵。他们试图把资本主义世界的正面压迫吸引回去，缓解它的正面危机。那时候到中国来的共产国际代表，如过江之鲫，络绎于途。他们一开始要跟张作霖合作，后来跟吴佩孚，最后找到了孙中山，都是和政治舞台上的头面实力人物合作。 此外他们还有“风险投资”，寻找未来的利益代表者。今天不起眼的台下“愤青”，说不定哪一天他们上台成大事呢？他们投了很多，都失败了，但最后一把投中，这一把能赢回此前所有的失败。

1921年7月1日中共第一次党代会为什么会在上海？按党史上说，因为上海是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资本主义和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最尖锐。但我们去看一看，那十来个青年人加上一个发路费的俄国人，没有一个人会说上海话，没有一个人出生于上海，更没有一个人来自当时工人最集中的杨浦、闸北地区。反而是来自于两湖这一内陆地区的代表占了最大比例——5到6个人来自于湖南、湖北。所以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跟上海的工人阶级有没有关系，别说“五毛”，连一毛钱的关系也没有。如果说跟上海有内在相连，那是因为上海有租界，是国中之国，诸国租界里，英租界法治森严，法租界拥有法国大革命留下的直接统治之传统，松懈混乱。他们选择的非常准确，第一上海，第二法租界。

中共一大参加者的平均年龄是21、22岁，就是今天所说的“愤青”年龄。毛泽东当年一个中专生，在湖南东奔西走，没有正常收入，突然接到一个通知，去上海开会，发来回路费，走的时候又能领一笔革命经费，这意味着什么？故而毛泽东当年在五四之后，说出了那个时代最强烈的一个声音，叫做：“北方吹来十月的风，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一直到今天，中国大陆官史上有一句话，叫做“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思想和干部基础”。这句话千真万确，一点不假。我弄不懂为什么在纪念五四的时候，知识界总是忘记这句话？

中国大陆官史上有一句话，叫做“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思想和干部基础”。这句话千真万确，一点不假。

俄国人这一把“风投”成功了，成功收益远远大于此前投在吴佩孚、孙中山这些枱面人物的收益。中国历史由此发生一个大转折，就是我刚刚讲的“之”字型左上角那一“撇”，向左向下急剧一“撇”，直至1976年毛泽东去世。毛泽东到晚年，在意识形态上跟苏联发生了争执，斥责苏联是修正主义，他并不是要反“以俄为师”，而是要比苏联更苏联，更忠诚于苏联的原教旨理想。别看他1960年代跟苏联发生了冲突，但是就他的精神信仰本性来讲，他比俄国人还要俄国人，比斯大林还斯大林，他直言“列宁、斯大林那两把刀子”不能丢，那才叫“不忘初心”。这个“不忘初心”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结果？文化大革命被他搞起来了，中国文化遭到了从秦始皇以来2000多年没有过的摧残。

国民性改造与文化决定论贻害无穷

对于文化大革命，在官方否定之前，我已经从怀疑、不满，走向否定。但我一直想揭示的一点是，文化大革命的迫害者和被迫害者，从历史角度来讲，他们有“精神共谋”的关系。我们应该控诉那些迫害，但不能停留在控诉迫害，还应该向历史的纵深挖掘，这个“精神共谋”叫作“文化决定论”，而“文化决定论”正是从五四前后开始的。昨天的“文化决定论”助成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今天的“文化决定论”呢？它助成“国民素质落后论”，有意无意地遮蔽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这话可分两层讲。

前已述及，从新文化运动发韧，至五四时期几成知识界共识的“文化决定论”，内在蕴含是鄙薄辛亥革命。文化是一个大得不能再大的概念，如空气须臾不可离，它可以继承，可以改善，但绝不可以也不可能改造，更不应该革命。具体到与某一政治事件、政治过程如辛亥革命的关系，它是被动的，从属性的。我们今天谈辛亥革命成也罢，败也罢，不能归功或归咎于当时的中国传统文化。当时的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因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而归咎于当时的传统文化，这是错误的。因政治上的人谋不臧而归咎文化？文化如能言，一定会唱：三千男儿皆解甲，妾在后宫何能言？那种凡事都要追究到终极原因的思维方法，貌似深刻，其实是放过了人谋不臧，至少是逻辑思维训练不够。二十年前，我曾借悉尼·胡克（Sidney Hook）之言，揭示这种思维的错谬：“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应该不难理解？

现在，我们结合当代政治与文化的实例，来反思当年这一时尚思维的错谬。放眼世界，大凡同一个文化版图上出现不同的制度选择，必定是强调文化决定论，然后走向文化改造、文化革命的那一地区，必定输给另一不强调文化决定、不搞文化革命的另一地区，如东西德，如朝韩。

把眼光收回中国，从文化而言，同一个汉语文化版图，二战后出现了三个制度选择：大陆、香港、台湾，哪里先进，哪里落后？就对传统文化的立场、态度而言，凡对文化要取革命态度的地区，制度越落后；凡维护乃至保护传统文化的地区，制度越先进。这是张耳可闻、触目可见的基本事实。

就对传统文化的立场、态度而言，凡对文化要取革命态度的地区，制度越落后；凡维护乃至保护传统文化的地区，制度越先进。

再把眼光收回中国大陆，大致可分两个历史时期，毛泽东时代是天天讲、日日讲文化改造、文化革命的时代，改革开放时代再不提改造文化，而是向既存文化言和、 与人心人性言和，但与毛时代相比，哪个优哪个劣？不难得出结论。我不是说改革开放没有问题，问题太多太大。仅仅因为改变了经济政策，改变农村经济制度，局部触动城市经济的制度，大陆的贫困面貌即已扭转，如果1980年代能深入到政治制度呢？逐步兑现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文章的标题性承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今天的问题大多能迎刃而解。因此，若论文化与政治、制度的关系，我的看法是：第一是制度，第二是制度，第三还是制度。

至于“国民性改造论”，这是从属“文化决定论”的二级论题，当年鲁迅由日本引进，杂糅尼采的超人哲学。应该承认，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国民性还很差，差的不是一点，尤其与鲁迅心仪的日本比，差得更远。1959年，泰晤士报曾就西德经济已经超越英国，发表社论“究竟谁是战胜国？”今天我们更有理由再写此一题目：“究竟谁是战胜国？”

应该是政治选择为国民性负责，而不是相反，国民性为政治选择负责。

不过，我要说的是，国民素质与制度选择，何为因何为果？不可因果倒置。先秦之前，我们的国民性不是这样，正是因为以军耕立国的秦，而不是以工商立国的齐，统一了中国，以《商君书》集大成的古代法西斯统一了中国，历两千年而不改，中国的国民性才压弯了腰，压驼了背，佝偻成这样！日本的国民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继承了我们的先秦传统，而不是秦以后传统。抗日战争打成那样，以致有战国策学派的历史学痛言：这是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战，古代中国打垮了现代中国。若无美国参战，变中日之战为太平洋战争，古代中国很有可能战胜当代中国！而就当代中国言，民气之伸张，肯定超过文革时期；文革之后，1980年代的民气之伸张，肯定也超过当下。因此，若论国民性问题，我想说的是，应该是政治选择为国民性负责，而不是相反国民性为政治选择负责，第一是政治，第二是政治，第三还是政治。

文革迫害者与被迫害者的精神共谋关系，就在这两层——“文化决定论”和“国民性改造论”——达成可悲共识。读五四之后的新知识群，几乎无一日不在呐喊要改造社会，改造文化，改造国民性，故而我称他们是“木匠造枷枷自家”。尤其读1920、1930年代的左联作品、左翼文学，不说不堪入目，至少是乏善可陈。这部文学史，如果还能称作文学史的话，就是一部左翼话语史，与此后丑化它、否定它的文革极左话语是否有上下游关系？此后所谓“样板戏”的结构性要素，如宣扬暴力，反智、反资、反文化、反市场经济，鼓吹共产乌托邦，对工农兵底层人物无限拔高，主题先行等等，举凡“政治正确”，在这里应有尽有，一应俱全。它是一步步向着1966年发展，直至最后被反噬，那股比它更左、更极端的政治势力将它宣判为”“三十年代文艺资产阶级黑线”，一口吞没。

1976年怀仁堂政变，一举粉碎“四人帮”，当初的说法是“上海帮”，后来为政治策略考虑才改为“四人帮”，其实“上海帮”这一说法比“四人帮”更为准确。一个基本事实是：四人中除王洪文外，都是上海三十年代直接参与、或间接后续的左联中人，改称“四人帮”反而模糊了这一历史联系。至于他们是否真能代表上海，并不是那么回事。事实上，他们与真正上海的关系，是油水关系——油滴浮于水，上下两张皮。张春桥、江青连一句流利的上海本地方言都不会说，姚文元其父为左联常委，是这条“黑线”的第二代，还能说两句，但日常口语、思维母语还是北京的普通话。

但在什么意义上称他们为“上海帮”是准确的呢？左联、左翼文学基本是上海租界生活的产物，离开了上海租界，他们连一天都不能生存。鲁迅后期杂文自选集，题为《且介亭杂文》，“且介亭”者，“租界亭子间”也，实在是再准确不过。当然，至于鲁迅本人是否住“亭子间”，正如“上海帮”是否能代表“上海”，正如我们在开头说的中共一大那些内地来的“愤青”，他们是否真正理解“上海”，那是另一个话题。

100年过去了，中国人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直到今天，我们虽然否定了文革，但还没有走出五四的阴影。

概而言之，历史脱位容易复位难。五四的历史位置是在“之”字曲折的第一个拐点，经向左一“撇”，它与下面的第二拐点相对应。100年过去了，中国人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直到今天，我们虽然否定了文革，但还没有走出五四的阴影。我们的前辈在“之”字形的向下向左的那一“撇”，付出了代价；我们这一代则在“之”字形向右拐过来的这一“捺”继续付出代价。今天我们面对百年“五四”，第一要纪念，第二要反思，第三要超越。百年看似漫长，却如白驹过隙，我们不能不纪念、不能不反思、不能不超越啊。

（朱学勤，上海大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思想史，著有《道德理想国的覆灭》《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书斋里的革命》《风声·雨声·读书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