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白信：凍結的堡壘城市，與消失的人——新疆紀行之一

當我去年冬季進疆考察歸來，很長一段時間裏無法跟朋友們解釋清楚，新疆到底正在發生什麼，雖然從全疆各地形同戒嚴的態勢已經足夠震撼，踏出烏魯木齊地窩堡機場、看到持槍武警站在裝甲車頭那一刻的心情，也一點不亞於乘火車進入新義州車站、然後湧上無數朝鮮軍官檢查行李和電腦時感受到的緊張。

今天的新疆，無法不令人百感交集、心情複雜。但是，或許只有將視野從表面向制度、向歷史拉得足夠深，才可能理解我們看得到的和看不到的一切。

這就是新疆，一個帝國的新邊疆，一場戰爭的新前線。

凍結的城市

冬季的新疆，大地冰封，零下20度的空氣彷彿凍結了。然而，整個新疆社會似乎也處在凍結狀態。

烏魯木齊街面多鋪大塊石板，結冰以後走上去光滑、危險，需要十分小心。據說這是自治區黨委書記陳全國到任後下令更換的，免得重演暴亂民眾撬起小塊地磚當武器。沿着這些街道，進入天山區的老城，傳統熱鬧的大巴扎（集市）裏面人流並不多，位置稍微偏僻一點的店面都關門了。城市建設似乎也陷入停滯，1950年代那些刷着黃色、基面用石頭裝飾的老建築（如人民劇場和郵局），在周圍高樓的映襯下竟然輝煌仍在。

新建的地鐵線路據說遇到資金困難，被發改委勒令停工（而出租車司機則補充說，回填停建線路的成本比新建投資還高）。市民出行依賴的公交車，絕大多數都老舊不堪，屬於高底盤的過時車型，而乘客則以中老年人、特別是婦女居多，不知道市政當局是沒有錢還是其他原因，不願意改善公交。

在這些公交車內，經常能看到「車隊招司機」的小廣告，這在其他城市並不多見。類似的小廣告在烏市幾乎隨處可見，連街頭每隔幾十米就設立的警亭外也總有「招聘協警」的貼紙，條件都是「有五險一金、月薪3000起、不限戶口」等。

「人都走光了」——這是在烏魯木齊市最常聽到、用來解釋各行各業蕭條的原因。

烏市的夜生活也變得分外蕭條，幾處著名酒吧街尤其明顯，我為了聊天不得不轉場幾次，因為都遇到店鋪打烊趕人，只有當地朋友回憶起幾年前「維吧」的繁榮、哼起作為當年夜店主旋律的烏茲別克流行曲的時候，我才相信烏市大概真的應該算是「一帶一路」的起點。

「人都走光了」——這是在烏市最常聽到、用來解釋各行各業蕭條的原因。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資料和新疆公安廳的人口年報，2014到2016年間烏市人口為350餘萬，而根據2018年自治區的人口統計公報，此前一年的烏市人口突然降到了222萬。

到底發生了什麼？當地人都說，過去一年人口減少了一百萬，其中大約40萬是漢人，還多是有高等教育背景的適齡勞動人口，部分原因在於他們被西安這樣開放戶口的城市吸引過去；另外60萬（以維族為主）則回到了南疆。但是，還有多少人進了「學習班」？並沒有人知道。

當地人說，過去一年人口減少了一百萬，其中大約40萬是漢人，另外60萬（以維族為主）則回到了南疆。

喀什的情形更糟，雖然氣温高過烏魯木齊，但是半露天的大巴扎裏照樣顧客稀少。美國漢學家比爾·波特（Bill Porter）1990年代中期到訪喀什的時候，每個週日大巴扎的人流已經達到5到10萬之多，可是今年冬天的週日，我目測後再計算一下，或許稍稍過萬吧。可能因為處於淡季，但是對於喀什這個位於地中海東岸到太平洋的中間點、因此成為絲綢之路上最重要的貿易城市，這麼蕭條實在有些特別。連著名的艾提尕爾清真寺前廣場也人跡罕見，最多的大概就是三個一組、背靠背執勤的輔警。進入喀什老城，或許因為煤改氣的緣故，更見冷清，街道上不多的行人也以老人和婦女為主。當然，據說眼下也是最近幾年治安最好的時期，漢族遊客可以放心地四處溜達。只是，城市似乎已經凍結。

凍結的當然不止是天氣和人口，還有工資。早些年間，例如1990年代庫爾勒石油大開發的時候，那裏曾經是全國通脹指數最高的地方，羊肉也貴到全國矚目。今天，烏市的羊肉還是一公斤60多元，但是收入水平卻一落千丈。官方公布的2017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7028元，合月均3085元，基本上符合當地的消費感受，也是街頭無數協警、輔警的入門工資水平。不過，此行聽到不少「單位人」抱怨，他們作為工作時間超過20年的資深中層，月收入不過四五千，更慘的是許多年輕人，月薪普遍只有兩千多，還不如邊境牧民參加「護邊」領取的補貼金。離開新疆，幾乎就是這些「底層」青年的心聲。

畢竟，如果按薪資水平算、不計年資的話，新疆的收入結構從高到低依次是軍人、警察、公務員、普通企業員工和事業單位職工，一些特殊行業如電力、石油等的收入水平與軍人相當或略高。這是新疆本地民眾的收入分層感受，更折射了新疆的政治生態——軍警享有最高地位，是地方統治集團的主體。

本地民眾的收入分層折射了新疆的政治生態——軍警享有最高地位，是地方統治集團的主體。

儘管如此，公務員和基層警察的抱怨還是有所耳聞：已經幾個月沒發工資了。當然，協警、輔警和一線警員等屬於財政優先保障對象，不存在「停發」問題，可是苦了那些年資較高的資深警察和公務員。他們不僅要忍受財政困難下的工資停發，還必須以一週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時的全時狀態繼續各種值班、執勤、駐村、開會、「結親戚」等日常工作之外的「全員維穩」，像極了文革時期各單位「早請示晚彙報」、幹部們總是晚上開會、時常下鄉的狀況。尤其晚上值班的工作人員，必須面對遠程攝像頭正襟危坐，不得打盹、看書、玩手機，第二天仍然要正常上班，真是「苦不堪言」。

而且，全疆所有的幹部調動和辭職都被凍結，士氣低落，不僅日常工作事實上處於半癱瘓狀態，外來人員到政府機關聯繫不到對口辦事人員已經是常態，行政人員泰半都被抽調駐村；即使不駐村的幹部，也要與鄉村維族居民「結對子」，除了每月下鄉探望、記錄探望日誌，還要每三個月一次招待「結對子」的維族老鄉全家進城、住家。透過當事人描述和手機照片，不難感受到那種兩家人相對無語的無奈。

日常生活的堡壘化

大概任何人都很容易發現，這種「結親戚」式的漢維團結是強制的、彆扭的。但幾乎沒有人敢於違反這些強制性政策，從個人收檢家中藏書到各單位、大學審查藏書，剔除任何「極端化」內容，到禁穿布卡（蒙面罩袍）、限制禮拜，殺牲時連行一個伊斯蘭手勢也可能被檢舉，然後送進「學習班」。

所有這些都是在「維族離不開漢族」的口號下進行的，一種新的隔離在團結的名義下建立起來：城市化潮流下維族向大城市的流動被干預，留在烏市的維族被要求回到南疆原籍；國家補貼新建大批定居安置點，要求半遊牧狀態的牧民定點集中居住；自治區幹部要求下鄉駐村，2014年起20萬幹部駐村計劃啟動，駐期三年一輪換，多數擔任行政村的「第一書記」；為了解決駐村幹部流動問題，自治區還向河南、山東等地招募曾經在新疆服役的退伍軍人，擔任鄉村幹部，長期定居南疆農村。

同時在「反極端化」政策下，全疆範圍內所有阿文招牌都被拆除，阿文誦經更是禁止。阿拉伯文字和「沙利亞法」（Sharia，即伊斯蘭教法）已經被等同於極端主義，維族被重點貼上了不信任的政治標籤，不僅無法申領護照，而且區內旅行也受到限制。強制要求各穆斯林民族採集生物特徵的計劃早已開始，至於媒體新近披露的針對維族的人臉識別計劃雖然無法證實，但是在全區的「雪亮工程」覆蓋下，大概沒有人能夠逃脱全域監控。

維族被重點貼上了不信任的政治標籤，不僅無法申領護照，而且區內旅行也受到限制。

這就是新疆的堡壘化，從烏魯木齊到喀什，從城市到鄉村，幾乎完全改變了原先的景觀，而頗有置身以色列的錯覺。

以烏市為例，每一個單位，無論政府機關，還是企事業機構，或者住宅小區，都實行全封閉管理，圍牆上架設鐵絲網，門口外安裝防撞欄杆，出入則實行人臉識別；中小學校的管理更為嚴格，每逢上下學或者午休外出時間，中學門外就有約十餘名保安在各個方向把守，禁止市民靠近、穿越；小學放學時間則通常將整條道路封閉；賓館、商場、快速公交站台等公共場所則實行進入安檢；每一個公交站台都有保安和戴袖章的街道「志願者」全天守候警戒；加油站和公路關卡都需要對司機進行身份證和人臉識別，乘客也需要走專門通道接受檢查。

除了這些表面可見的，據當地人介紹，其實每一幢居民樓都要求該樓居民代表24小時輪換值班，每一個機關、企事業單位同樣要求領導層級輪流值班，保證24小時響應。

更可觀的還在於「屯警」的堡壘化，除了每個現有警局都加固，屯警還屯到了街面：每一個路口必有一座兩層或更高的「便民警務站」小樓，使用鐵柵欄、鐵絲網和攝像等安防設備強化，作為警力屯在街面的據點。此外，任何地點的目視距離內，一定還有更小型的單間警亭，供協警、輔警等輔助人員休息。某種意義上，這讓人想起日據時期的「華北治安戰」模式，以固定據點屯守少量兵員，以機動力量控制交通線路和進行支援。

為了解決警力上街問題，烏市將屯警於派出所和分局，改為直接屯在街面。但這並非巡警體制，基本上難以看到正規制服警察的步行巡邏。街面警力的存在仍然以三人一組背對背、或者手持棍棒盾牌、或者手持槍械在固定崗站立，明顯缺乏信心和信任來要求警察在劃定區域裏隨機巡視。以單位控制面積的效率而論，相當浪費警力。

「雪亮」的鄉村與半軍事化管理

這些物理性的堡壘化只是一方面，另一面則是2017年之後加速的「雪亮工程」。這一計劃始於2007年4月，烏魯木齊被列入第三批「網格化管理」試點城市，但尚未完工就於翌年發生了大規模族群衝突。截至2010年7月，烏魯木齊已經安裝4萬套攝像監控設備，包含8370個「防砸鷹眼攝像頭」，覆蓋3400輛公交車、200個重點公交車站，4400處街巷，270所學校、幼兒園，和100家大型商場超市。

從2015年後，這一計劃升級為九部委聯合發起的「雪亮工程」，所謂「雪亮」，取自中共政治話語中常見的「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只是工程和群眾的眼睛並無關係，而是以「縣-鄉-村」三級行政區域為重心，以攝像頭網絡監控鄉村群眾。到2017年，新疆的雪亮工程投資規模開始領先其他省市，成為全國最「透明」的省區。

只是，這些監控的民族指向非常明確。在喀什老城，幾乎沒有一個小巷沒有攝像頭。在南疆村莊，攝像頭同樣密集，從村口到村內道路，也難有遺漏。而防範最嚴的大概就是各村的村委會，一般都進行了改擴建，不僅作為村幹部的辦公場所，也作為駐村幹部和值班保安的住宿點，劃有單獨的生活區。而村民則被要求每週一早晨到村部參加升國旗儀式，點名並且接受政策宣導。而村部大院守備森嚴，除了鐵絲網、防撞欄杆、阻車水泥墩等，還都設有警報裝置，日常不定期地進行防恐演習，要求值班保安和村裏的治安志願者，必須手持木棒和鐵製水管削尖的長矛及時趕到現場參加衝突處理。

就在我們離開某個村部的時候，駐村的第一書記大概為了表現指揮有力、訓練有素，突然無預警地拉響了警報，果然全村動員起來，扮演「恐怖分子」的村民被狠狠地打倒在地。

半軍事化的管理模式已經成為全疆農村的標準治理模式。駐村的「第一書記」擁有最高權力，可以隨時把有任何「極端化」表現的村民送到「學習班」。

這種半軍事化的管理模式，已經成為全疆農村的標準治理模式。駐村的「第一書記」擁有最高權力，可以隨時把有任何「極端化」表現的村民送到「學習班」。當然，第一書記也擔負着扶貧、反腐等多重使命，節制原有當地民族村長通常會有的「多吃多佔」的「村霸」行徑，也會努力籌款改善村莊基礎設施建設、為村民新建安居房，並以爭取「護邊員」、「安全員」名額的方式直接增加村民的收入。

南疆農村由此連普通民眾的日常收入也與「維穩」體制掛鈎，生活和生產方式也向聚居和定居化鞏固，並且被引導「向黨感恩」，這種模式也因此被稱作「要穩定不要發展」的政策實踐。雖然偶爾聽見一些漢族幹部對此路線的議論，但是並沒有人敢公開批評，也沒有人敢於談及前任自治區書記張春賢「以發展促穩定」的路線。

然而，如果把「新疆模式」僅僅歸結為上述堡壘化的監控，可能真的過於簡單了......（見本系列之二）

（白信，時政觀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