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徐賁：從「列寧神話」到「列寧笑話」，看紅色教育如何戕害心智

多年以來，如何處理列寧遺體的爭論在俄國成為一年兩次高峰的週期性問題，在列寧的生日（4月22日）前後通常會出現一個高峰，而在1917年十月革命的週年紀念之前則會出現另一個高峰。但今天，這樣的爭論已經不再是高度意識形態的「政治事件」，而更像一個是否應該安葬列寧遺體的實際考量。

主要有兩種不同的意見。一種意見認為，應該讓列寧入土為安，妥善安葬列寧的遺體，這符合東正教基督教的傳統，也符合逝者個人家庭的意願。現在維護遺骸和陵墓建築的費用非常高昂，部分由國家預算承擔，部分由非營利基金捐贈。 有人提出，共產主義已經成為俄國的過去，安葬列寧有助於俄國翻過這一頁歷史。當然，也有人認為，保存列寧陵墓是一個國家的羞恥，是無視布爾什維克犯下的罪行。

另一種意見認為，應該維持現狀。列寧建立的國家是以一個史無前例的平等夢想為基礎的，雖然這是一個沒有實現的夢想，卻迫使資本主義國家推進有利於勞工的改革，讓社會變得更公正。而且，他們認為，不安葬遺體也並非不可以的，且有先例可循。世界聞名的俄國外科醫生尼古拉·皮羅戈夫（Nikolay Pirogov），他的防腐屍體自1980年代以來一直在現在的烏克蘭文尼察市（Vinnytsia）展出，保存在東正教教堂的一個地下室中，被一些教會觀眾視為聖人遺物。

多年來，俄羅斯政府一直試圖與辯論保持距離，認為是否安葬列寧沒有什麼實際意義，可能會傷害許多老年人的感情。政府也試圖避免與列寧遺體有直接關聯。近年來，在勝利日的閲兵儀式時（這是俄羅斯最重要的公共事件），列寧陵墓已經不再出現在公眾視線中，這與共產黨時期領導人站在列寧紀念館頂部檢閲遊行是完全不同的。

列寧身後事：從遺體到雕塑

列寧剛去世的時候，他本是一個凡人。由於後來陰差陽錯的歷史原因，列寧由一個真實的凡人變成了一個虛假的神。他的遺體也就是在這個過程中被當作革命聖物保存下來，並被當作偶像接受萬眾崇拜。路透社專欄作家謝爾蓋·卡普京（Sergei Karpukhin）在《革命的屍體》（Revolutionary Corpse: Why and how Russia still Preserves Lenin in Its Heart ）一文中稱此為列寧變成「活雕塑」的過程。

列寧剛去世的時候，他本是一個凡人。由於後來陰差陽錯的歷史原因，列寧由一個真實的凡人變成了一個虛假的神。

在痛苦掙扎兩年後，列寧因為嚴重的健康問題而在1924年1月去世。 布爾什維克領導最初只打算讓他的遺體保存幾天，以供民眾瞻仰。但是，列寧臨時陵墓前等着與他告別的民眾隊伍在幾天後沒有任何減退的跡象。 於是便需要一個臨時解決方案。幾天後通過的臨時方案決定對列寧遺體進行防腐處理，以便再保存兩個月。這一年的冬天異常寒冷， 到三月份解凍時，共產黨領導人又再討論如何讓列寧遺體保存更長的時間，有幾個供考慮的不同方案，包括固體冷凍遺體、將遺體存放在甲醛中，或放在充滿氮氣的密封容器中。

在當時，這些都不是無限期維持遺體的計劃。伏羅希洛夫元帥（Kliment Voroshilov）的意見就是， 「我建議什麼都不做。 如果身體沒有改變再堅持一年，這已經夠好了」。最終，實驗性的防腐程序由醫學教授伏洛別也夫（Vladimir Vorobiev）和生物化學家澤巴斯基（Boris Zbarsky）負責執行。 該程序開始了長達十年的實驗，將科學、藝術和神秘主義融合在一起，不斷使用專門開發的人造材料，對列寧遺體進行「重新防腐，重新雕塑和替換」。

當然，瞻仰列寧遺體的民眾是不會知道這些的。他們以為看到的是列寧的本尊面目，不知道那只是一具唯有手和臉沒有被遮蓋的「屍體雕塑」。對此，卡普京寫道，「對列寧遺體的關心遠不止是簡單地防止分解。 一個擁有數十位專家和豐厚經費的特殊研究機構，正在努力研究使身體看起來和感覺像新鮮死亡一樣的新方法。 他們設計了特殊的液體來保持皮膚的彈性和正確的顏色。 將少量的基於石蠟的物質注入皮下，以補償體內脂肪不可避免的退化損失，並找到了保持小關節靈活的方法」。

列寧遺體的真實情況成為蘇聯的「國家機密」，管理人員擔負的是「重大政治任務」，最細小的情況他們也必須「定期報告給黨的領導層」。儘管他們的工作經常受到內部表揚，「但有時候事情卻發生了嚴重的錯誤。 例如，在1945年3月，在皮膚增強手術後，列寧右腳的一塊表皮失蹤了。 儘管做了所有的努力，但它從未被發現，後來只能用移植物來替代」。

最早致力於保存列寧遺體的科學家沒有想到的是，他們的科學研究開創了一個嶄新的「共產主義傳統」，創造了一種只有某些最高領導人才可以享受的、名副其實的「神聖待遇」。除了列寧，還有九位其他國家領導人享受到這一待遇，八位是在蘇聯幫助下完成的，另一位雖然也運用了蘇聯技術，但卻是在 「反修精神」指導下，「獨立自主」地完成的。

政治停滯時期的「列寧笑話」

雖然列寧的遺體一直被當成是革命的道身真神，但其神聖光環早在勃烈日涅夫時期就已經開始消退，這主要是因為以列寧為象徵的那個革命意識形態，在經過斯大林時期的恐怖統治、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對斯大林的批判、赫魯曉夫本人「20年實現共產主義」的失敗、勃烈日涅夫的重新斯大林化和政治停滯之後，已經喪失了真實的信仰感召力，變成了同列寧一樣的一具殭屍。

勃烈日涅夫時期是「列寧笑話」盛行的時代，一下子出現了許多關於「革命導師」的玩笑，這在以前是從來沒有過的。1970年蘇聯官方隆重慶祝列寧誕辰100週年紀念，為了頌揚這位偉大的領袖，政府建立博物館，樹立列寧塑像，頒發歌曲和詩歌獎，出版了許多書籍和紀念文冊，廣播和電視不斷推出各種節目。官方宣傳重新啟用革命時代的口號，並以列寧的名字命名許多工廠、農莊和新產品。雖然有的蘇聯人仍然對列寧懷有敬意，但是官方無休無止、狂轟濫炸、鋪天蓋地的宣傳，效果卻適得其反，令人生厭，簡直成了對列寧的「高級黑」：

– 一對新婚夫妻去傢俱店買了一張三人床，因為「列寧永遠和我們在一起」。

– 新建的紀念噴水池叫「列寧溪」，香水叫「列寧味」，化粧粉叫「列寧的骨灰」，乳罩叫「列寧山」，雞蛋叫「列寧球」，孩子玩具是裝有按鈕的列寧陵寢，一按開關，就會蹦出斯大林的棺材。

勃烈日涅夫時期出現大量關於列寧的政治笑話，標誌着蘇聯人與蘇聯政權的徹底疏離。列寧是蘇維埃革命和文化傳統的開創者和奠基者，而勃烈日涅夫時代蘇聯的權貴精英政權，已經完全背離了列寧當年對普通大眾富有號召力的革命理想和道德價值。但是，只要蘇聯政權還打着「共產主義」旗號，它就不得不把列寧作為其合法性的最重要支柱，列寧的誕辰和忌日也就必然是重要的官方紀念日。

勃烈日涅夫時期出現大量關於列寧的政治笑話，標誌着蘇聯人與蘇聯政權的徹底疏離。

但是誰都知道，對列寧的紀念是一種政治儀式和政權合法性象徵，而不是真的要回歸他所代表的革命理想和價值。對列寧的政治玩笑針對的往往並不是列寧本人，而是官方對他的利用、和政治宣傳的虛偽和欺騙。詩人馬雅可夫斯基的著名詩句「我們說『列寧』，指的是黨。我們說『黨』，指的是列寧」被加上了一句，「五十年來，我們總是說東，指的卻是西。」

– 一位學生鬍子拉碴地跑進教室，教授問，你怎麼這個樣子？「我害怕。我打開廣播，廣播裏說『列寧活着』。我打開電視，電視裏說『列寧活着』。嚇得我都不敢再開我的電動剃鬚刀了。」

– 勃烈日涅夫要為列寧紀念日定製一幅「列寧在波蘭」的畫像。蘇聯藝術家都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學派的傳人，沒法用一個從來沒有發生過的題材作畫。最後，勃烈日涅夫只得請一位老畫家來完成此項任務。畫作完成後舉行揭幕典禮，只見畫上是一個男子與一個像是列寧妻子的人躺在床上。勃烈日涅夫怒不可遏地問：「這個男人是誰？」畫家回答：「是托洛茨基。」「那個女人又是誰？」勃烈日涅夫又問。「列寧的太太。」「那麼列寧呢？」「列寧在波蘭。」

– 學校的孩子們訪問列寧的遺孀娜蒂亞·克魯普斯卡婭。「娜蒂亞奶奶，請給我們講一個列寧的故事。」「孩子們，列寧是一個很有愛心的人。我記得有一次一群孩子來訪問伊里奇，列寧正在刮鬍子。孩子們說：『和我們一起玩吧』。列寧眼裏充滿了慈祥地對他們說：『你們這些小畜生，他媽的滾！』——他沒有動刀子。」

– 莫斯科舉行一項報時鐘的製作比賽，三等獎得主的鐘每到整點就出來一隻布穀鳥，叫着「列寧，列寧」。二等獎得主的鐘出來的一隻布穀鳥叫着「列寧萬歲，列寧萬歲」。頭等獎得主的鐘會有列寧跑出來叫着「布穀，布穀」。

新的列寧笑話與舊的列寧笑話不同，尤其是笑話的「妙語」（punch line）部分。舊列寧笑話的妙語明顯是諷刺共產主義的，但對列寧還抱有敬意，並不直接侮辱列寧。但是，新列寧笑話與許多後期的勃烈日涅夫笑話一樣，往往是對列寧本人進行粗魯的嘲弄，經常運用污言穢語、髒話和性幽默。例如一則1920年代的列寧笑話說：

– 有一個人去拜偈列寧墓，守衞對他說，「列寧死了，但他的理想永遠還在。」這個人說：「我倒希望列寧還在，死的是他的理想。」

而斯大林時代的列寧笑話實際的是他與斯大林的關係，嘲笑的對象是斯大林，列寧只是附帶的。這是一則1950年代的列寧笑話：

– 一個人入地獄見到希特勒和斯大林所受的刑罰並不一樣。他問，「為什麼希特勒站在齊脖子的燙屎尿裏，而斯大林只到腰部？」「因為斯大林站在列寧的肩上。」

與這樣的舊式列寧笑話相比，1980年代勃烈日涅夫時期的列寧就不再是蘇聯共產主義理想的化身或是斯大林主義暴力統治的始作俑者，而是小丑、布穀鳥時鐘、被老婆戴綠帽子的人，具有更明顯的鄙夷不屑意味。列寧被拉下了神壇，不僅成為一個凡人，而且是一個滑稽可笑的凡人。

黨國將亡之際的列寧惡搞

蘇聯解體前不久，列寧不僅仍是「惡搞」的對象，而且惡搞已經公然發生在電視上。這雖然有點像勃烈日涅夫時期的「列寧笑話」，但性質完全不同。

此前所有的列寧笑話（與其他政治笑話一樣）都是口耳相傳的，沒有人知道誰是笑話的作者。官方雖然可以懲罰說笑話和聽笑話的人們，但卻無法追究笑話的「事主」。但公開的惡搞就不同了，「事主」明擺在台面上，要是他不覺得有相對安全的說話大環境，絕對不敢輕易暴露自己。而且要追究的話，公開惡搞是比說笑話遠為嚴重的「政治事件」。敢於公開惡搞列寧這件事情本身就說明，蘇聯的政治環境已經發生了重大改變。

敢於公開惡搞列寧這件事情本身就說明，蘇聯的政治環境已經發生了重大改變。

最有名的一次公開惡搞列寧，要數俄國前衞藝術家謝爾蓋·古廖金（Sergey Kuryokhin）的電視亮相。然而，今天回顧這個事件，重點不在於古廖金到底說了什麼，而在於觀眾的反應讓我們看到，幾十年的僵化思想統治，如何讓幾乎整個俄羅斯民族失去了正常思維的能力。

1991年5月17日，距離引發蘇聯解體的「8.19」政變還有三個月，當天列寧格勒電視台的晚間談話節目《第五個輪子》（意為：多餘的人或物）有兩位交談人物：一位是三十多歲的主持人肖洛霍夫（Sergey Sholokhov）；另外一位就是古廖金。 肖洛霍夫是一個新媒體人，他的節目很受歡迎，許多人都相信像肖洛霍夫那樣與蘇聯舊媒體無關的年輕記者。

這兩位年輕文化人的交談背景是一個學術氣息濃郁，但顯得有點雜亂的書房，他們討論的話題是「感覺與假設」（Sensations and Hypotheses）。觀眾認為交談正在慢慢展現一個文化謎題，交談者是值得信任的。他們完全不像是製造膚淺故事的那種人，而是嚴肅、深刻的問題調查型思考者。

在談話中，扮演「嚴肅學者」角色的古廖金提出了一個理論性假設，那就是列寧有好幾年都在消耗穩定劑量的迷幻蘑菇，在此後某個時刻，列寧自己變成了蘑菇。 而且，這種轉變可能引發了讓他執政的布爾什維克革命。古廖金以一個「親身實地考察者」的身份說，他曾經在在墨西哥旅行，見到一些與20世紀初工人革命有關的藝術作品，發現這些革命幾乎是1917年十月革命的複製品。這兩種革命雖然遠隔重洋，但有着思維形式上的高度相似。他推論說，這不是巧合，會不會是因為有相同的作用原因？那就就是迷幻劑。

古廖金的「研究」發現，在西伯利亞中部地帶有一些特別的植物，他們具備和「烏羽玉」以及墨西哥蘑菇同等的功效。眾所周知的一種就是毒蠅蕈 （又名蛤蟆菌，一種毒蘑），幾個世紀以來，這種植物一直被用作麻醉藥和致幻劑。食用毒蠅蕈後能產生異常和長時間的欣快感，併產生視聽幻覺，這使之成為倍受世界上許多原始部落推崇的宗教儀式用品。

古廖金將俄羅斯和墨西哥的致幻蘑菇的存在和使用聯繫起來，認為毒品最終激發了俄羅斯革命的成功宣傳。 事實上，列寧消耗瞭如此多的蘑菇，以至於毒蘑菇的真菌「意識」完全侵耗掉了他的健康。 最後，古廖金說，「我十分確定，十月革命是由多年來一直食用某些蘑菇的人進行的。 這些蘑菇在被這些人消耗的過程中，已經取代了他們的個性。 這些人正在變成蘑菇。 換句話說，我只是想說列寧是一個蘑菇」。

古廖金還用列寧和斯大林之間的一些通信來作為他推論的證明，在有的信件裏，列寧說，他吃了一些蘑菇後感覺很好。而且，還在列寧的書房照片中發現了蘑菇狀物體，到底是什麼至今都不清楚。還有一份比較分析，比較列寧站在上面發表著名演說的那輛裝甲車和迷幻蘑菇的根部結構，二者非常相似。 古廖金展示了一系列的檔案照片和舊紀錄片，用作支持他理論的線索。

古廖金還指出，如果把列寧的名字Lenin從右往左讀過來，就是Ninel，「懂了麼？這個Ninel並不是一個隨便的什麼，而是一道法國名菜，而這道菜就是由蘑菇做成的，用一種特別的方法」。另外，「列寧曾經對貝多芬的「熱情」協奏曲這樣評價：『神聖的，非人間的音樂。』他為什麼對貝多芬的音樂有這種感覺呢？同理，如果把貝多芬的名字拆開，在德語裏面Beet是蘑菇的意思，hoven是精神的意思，貝多芬的名字的含義就是『蘑菇精神』。這和列寧之間同樣也是有某種關聯，對吧？」

古廖金思維連貫、語詞縝密，加上專有名詞和原文引用。對談人肖洛霍夫一臉嚴肅地專注傾聽，還穿插了一個預先錄製的訪談材料，是他與一位真的迷幻學專家討論致幻蘑菇問題的。這個訪談雖然沒有涉及列寧，但在這個場合播放，起到了巧妙的移花接木效果。在他們嚴肅的表情和學究般的氣場裏，電視機前的蘇聯觀眾被引入了一個迷幻語境，如墜雲霧之中。

俄裔的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尤恰克（Alexei Yurchak）於1990年代早期採訪了一些當時的觀眾，他寫道：「很少有人當時就能看出這是一個惡作劇節目，但是大多數人都記得自己困惑，動搖的感覺，不知道要做什麼」。 人們不知所措，是因為從來沒有碰到過這樣的事情，它發生得太突然了，人們根本就不知道如何對之作出反應。這一事件後來被視為蘇聯（和俄羅斯）文化的特徵標誌，用來證明蘇聯群眾的輕信，其實對今天的互聯網文化也具有普遍的意義。

我們準備好運用自由了嗎？

就蘇聯的語境而言，古廖金發表「列寧是蘑菇」的高見，根本不像蘇聯人所熟悉的那種蘇聯「政治笑話」，而是以非常認真嚴肅的「學術探討」和「調查研究」面目出現在電視觀眾的面前。這種全新的諷刺和嘲笑手法，讓幾乎所有人都不知如何應對。他們錯愕不已，陷入一種幾乎是集體性的認知和判斷休克。一直到今天，上了年紀俄國人都還記得這件事，就連年輕人也都知道「列寧是蘑菇」這個說法，雖然他們不一定知道這個說法是從哪裏來的。

這種全新的諷刺和嘲笑手法，讓幾乎所有人都不知如何應對。他們錯愕不已，陷入一種幾乎是集體性的認知和判斷休克。

共產極權幾十年統治下的蘇聯人，早已習慣於把電視當作可靠消息的來源，被動的信息接受慣性使他們非常輕信易騙。更何況，他們根深蒂固地相信列寧是革命導師，雖然有的人以前開過無傷大雅的列寧玩笑，但那只是消遣娛樂和尋開心而已。誰也不敢想像有人會如此肆無忌憚惡搞列寧。當然，也有人馬上意識到這是一個大膽又挑釁的惡作劇，並且笑了起來。但是，許多人都不知道該如何作出反應，他們陷入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困惑之中，尤恰克回憶道： 「幾個星期後，數百萬人陷入了困境，像是『發生了什麼事？』」

今天回想起這件古怪的往事，人們也許會聯想到1957年愚人節在英國發生的 「意大利麵」事件。那一年，一向頗受推崇的英國廣播公司（BBC）在4月1日的新聞節目裏報導，由於冬季氣候温和，可怖的象鼻蟲已經消滅，瑞士農民正享受着麵條大豐收的喜悅之情。與這條消息同時播出的，是瑞士農民從樹上「採摘麵條」的一組鏡頭。一大批觀眾居然上當，向電台詢問如何在自家後院裏栽培他們的麵條樹。對於這個問題，BBC非常巧妙地回复說，他們應該「將一根麵條放在番茄醬錫罐中，然後期盼好收成」。

相比之下，蘇聯人對惡搞假新聞的反應可沒有那麼簡單，根據肖洛霍夫在2008年接受俄國女性雜誌《農婦》（Krestyanka）採訪時所述，在古廖金節目播出後的第二天，一群布爾什維克老兵去找列寧格勒地區黨委，要求組織告訴他們——列寧是否真的是蘑菇？ 難以置信的是，黨委人員回答他們說，這個故事必須是錯誤的，「因為哺乳動物不能是植物。」 老兵們問黨部的固然是一個愚蠢的問題，黨部官員的回答則同樣愚蠢，給出了一個不是解釋的解釋。結論「列寧不是蘑菇」似乎是正確的，卻是用一個不相干的、因此是錯誤的解釋來論證的，而錯誤的理由是得不到正確結論的。

一旦專制社會開放起來，對習慣於思想統治和灌輸的民眾來說，開放社會中的那種自由媒體究竟有多大的意義和作用？即便自由來了，那些一輩子生活在紅色神話中，或是正在接受其教育的人們，已經準備好運用自己的自由了嗎？

與所有的惡搞一樣，「列寧是蘑菇」只是一個玩笑，並沒有觸及列寧主義的本質和一個多世紀以來對人類世界的嚴重政治惡果。但是，古廖金節目那種始料未及的觀眾效應卻讓我們看到，真正重要的問題當然不是「列寧是不是蘑菇」，而是：一旦專制社會開放起來，對習慣於思想統治和灌輸的民眾來說，開放社會中的那種自由媒體究竟有多大的意義和作用？即便自由來了，那些一輩子生活在紅色神話中，或是正在接受其教育的人們，已經準備好運用自己的自由了嗎？如果沒有，自由會給他們帶來一個比神話更好的現實世界嗎？為更好地準備這一天的到來，我們今天又該做些什麼？

（徐賁：旅美學者，著名評論人，著有《走向後現代和後殖民》、《文化批評往何處去》、《知識份子和公共政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