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胡泳：愛，通過黑暗的故事——讀阿莫司·奧茲

【編者按】對於兩岸四地的華人世界來說，春節是闔家團圓的歡聚時刻。然而對很多人而言，在短暫的歡愉之後，往往會陷入到「為何家會傷人」的惆悵與苦惱當中，甚至對「愛」本身的信念亦會隨之動搖。阿莫司·奧茲（Amos Oz，1939-2018）的作品，儘管出自於與華人世界迥異的猶太文化傳統，卻訴諸於人性本身，或許會讓我們在節日濃情之外，更加清晰地理解自身的處境與責任。

一

「我親愛的父親阿莫司·奧茲，一位出色的家庭男性，一位作家，一位和平温和的人，今天在與癌症的短暫戰鬥後平靜地離世。他被愛他的人所環繞並且直到生命的盡頭都清楚這一點。願他的美好遺產繼續修正世界。」

2018年12月28日，打開推特，奧茲的女兒範尼婭·奧茲-薩茲伯格的一段話赫然映入眼簾。由於這位偉大的以色列作家的離世，進入新的一年顯得格外苦澀。

來自世界各地的悼念在新年前後匯聚成兩個主題：以色列痛失其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同時，主張巴以「兩國方案」最強大的左翼活動家之一也再不能發聲，以色列因此失去了在中東和平問題上最有說服力的對外發言人。

奧茲是不多的用兩支筆寫作的人——真的是筆，不是計算機。用他自己的話說， 「我的桌子上有兩支筆。 一支黑色，一支藍色。我用一支來講故事，另一支告訴政府見鬼去——我從不混淆這兩支筆。對我而言，小說從來不是政治工具。當我想發表某個聲明時，我寫文章。」

話雖如此說，在以色列寫小說，恐怕由不得小說家完全換上另外一支筆。奧茲自己就曾數度對小說的重負發出微詞。一次他說：「你知道，如果你在世界上某個陷入困境的地方寫作，一切都會被附會。如果《白鯨記》（The Whale，美國小說家梅爾維爾發表於1851年的小說）今天以巴爾加斯·略薩（Vargas Llosa）的名義在南美寫成，人們會說它是關於獨裁統治的。如果它是由納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在南非寫的，會被解釋為黑人和白人之間的衝突。在俄羅斯，鯨魚將是斯大林。在中東，小說將被描述成以色列人追逐巴勒斯坦人，反過來也成立。這就是你在麻煩地點寫作所付出的代價。」

在另一次，奧茲抱怨那種堅持要小說家扮演先知的「猶太-斯拉夫傳統」：「這可能是一個可怕的負擔，因為與先知不同，我並不能聽到來自上面的聲音，我認為我沒有能力預見未來或成為人民的良心。然而，就像在俄羅斯或波蘭一樣，以色列對作家懷有巨大的期望。」「沒有人期望維珍尼亞·吳爾夫（Virginia Woolf）觸及慕尼黑協定，但每個人都認為我的小說是關於巴勒斯坦新起義的寓言。」

其實，奧茲某種程度上是樂於接受這種重負的。以色列是一個政治的國度、歷史的國度、也是一個宗教的國度。這三種力量，不僅時常以奇特的方式迫使作家於其上調色，而且也滲透到文學讀者生活的方方面面，用奧茲的話說：鏡子無處不在，歷史存在於家庭中，政治存在於夫妻間。

在20世紀80年代，奧茲在以色列和約旦河西岸旅行，對來自不同社會和政治背景的猶太人和阿拉伯人進行了一系列採訪，結集為採訪錄《在以色列的土地上》（In the Land of Israel），於1983年出版。為此書收集材料時，奧茲自己都震驚於以色列街頭的人在多大程度上痴迷於公共事務。他說，整個以色列國家像一個關於政治、意識形態、形而上學和「上帝的真正意圖」的激情研討會，有幾百萬公民，就有幾百萬總理——如果不把他們當做幾百萬自封的先知和彌賽亞的話。

上世紀70年代中期，美國猶太裔作家索爾·貝婁（Saul Bellow）初次踏上耶路撒冷的土地，立即愛上了以色列生活的「英勇」：長期在刀鋒上生活的人們，哪怕距離災難只有一英寸，也兀自在那裏爭論不休。他一邊諷刺地指出，「如果你想讓每個人都愛你，就不要在以色列討論政治」，一邊不可遏制地在他的旅行札記《耶路撒冷去來》（1976）中大肆討論政治。像以色列的每一位訪客一樣，他很快就陷入了「談話狂風」。他太喜歡了：這讓他有賓至如歸的感覺。

在和女兒合著的《猶太人與文字》（2012年出版的一本關於語言的可愛之作）中，奧茲宣稱，維繫猶太人的不是「血脈」，而是「文脈」（Ours is not a bloodline, but a textline）。猶太人向年輕一代傳承知識，不是義務，也沒有屈從，而是通過對話和辯論。父女倆認為，猶太人的連續性，甚至猶太人的獨特性，不取決於某個中心場所、紀念碑、英雄人格或儀式，而是取決於書面文字，以及世代之間的持續辯論。

就連猶太教也是如此。在猶太聖經中，有一種潛在的無政府主義，充滿了辯論、爭論和挑戰。猶太教信徒並不只是謙卑地遵守和服從，因為猶太傳統假設，教徒不僅可以彼此爭論，還可以與上帝本人爭論。猶太教是一種爭論、解釋、重新解釋和反解釋的文明。

在猶太聖經中，有一種潛在的無政府主義，充滿了辯論、爭論和挑戰。猶太教信徒並不只是謙卑地遵守和服從，因為猶太傳統假設，教徒不僅可以彼此爭論，還可以與上帝本人爭論。

這導致了猶太教並非一攬子交易，而是一種遺產。奧茲說：「遺產是你可以把玩的東西。你可以決定將哪一部分遺產分配到起居室，哪一部分又分配到閣樓或地下室。這是每個繼承人的合法權利。」

奧茲-薩茲伯格將此稱為「可愛的選擇性」。這也意味着，有些遺產你大可清理出街，比如厭女、反LGBTQ和仇外的部分。換言之，成為現代世界的猶太人，就是要看看起居室裏擺什麼，以及閣樓又該放什麼——假定你必須過一段時間重新安排傢俱，也不要為此驚訝。你可能意識到某一種實踐、一個想法、一段神學文本，一度曾被你託管到閣樓上，但其實應該在你的起居室裏佔有一席之地。

奧茲本人並不虔誠信教。他在一個避開宗教的家庭里長大，父親認為宗教是「舊日的塵埃」，是一種更原始、更不理性的時代的奇怪遺留物。十二歲時母親的自殺進一步加劇了奧茲的原有傾向。他主張猶太教是一種文明，而不僅僅是一種宗教。有許多方法可以成為猶太人，其中也包括成為一個非宗教的猶太人。猶太遺產首先指的是書籍、文本和精神創造力，而宗教只是這個宏偉遺產的組成部分之一。

再考慮一下往這個文明中加入政治酵素。以色列擁有獨特的起源，它生於一個夢想，一種嚮往，1948年的以色列是從多年的反猶騷亂和大屠殺之火中錘鍊出來的。猶太復國主義的夢想是如此廣泛，其中包括通過在中東創造東歐的猶太小村（shtetl）來複興舊日的美好時光；西奧多·赫茨爾所設想的奧地利-匈牙利式的避風港，有紅瓦屋頂，和謙恭有禮的市民；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天堂，斯大林或可以被邀來參加基布茲的盛大之旅，並死於幸福之中；以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為藍本的北歐民主；一個半宗教的無政府主義社會，和鬆散的小社區聯盟；最後，成為一個烏托邦公民權利社區，因為遭受過猶太人所遭受的苦難的人，肯定會為所有人——猶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建立一個大同世界。

但在奧茲看來，保持夢想或願景完整而美好的唯一方法是永遠不要試圖去實現它。 一旦夢想實現，它就是有缺陷的，註定令人失望。就像所有夢想家一樣，以色列人必須被喚醒，面對黎明的現實。以色列過往的成功和增長，無一不是以鄰為壑。而且，一個必須保持自己幾乎永久性的戰時基礎的國家，一定會做出與其自身形象不一致的選擇。

在奧茲看來，保持夢想或願景完整而美好的唯一方法是永遠不要試圖去實現它。 一旦夢想實現，它就是有缺陷的，註定令人失望。

奧茲說，以色列是個晝夜兩分的國家。「在白天，以色列做出巨大的努力，以創造堅定、強硬、簡單、樸素的社會印象，時刻準備反擊，以兩倍的力量反擊，英勇無敵。然而到了夜間，以色列變成一個大難民營，每平方英里的噩夢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多。幾乎每個人都看見過魔鬼。」對「夜間以色列人」的痴迷，為奧茲的工作提供了持續的動力，在這些工作中，沒有幾塊心理之石未被翻轉過，不論在其下會發現什麼。

從奧茲最早的小說來看，他的作品以一種獨特的、可識別的風格為標誌。故事往往是同心圓式的，專注於心理衝突和心靈劇。那齣戲劇，也即自我與影子之間的鬥爭，通常是故事的核心。在這個內圈周圍，奧茲用敘事構建一部家庭劇，這是對心靈劇中緊張局勢的一種投射。從這個戲劇性的中心輻射出來的更廣闊的圓，是社會、景觀以及政治。而最外層的圓是一個神聖的圈層，表現出與心靈劇中所見相同的競爭力量。

奧茲作品中的宗教元素通常被偽裝，但它是作家最重要的主題之一。不同精神力量之間的緊張關係反​​映在社會邊界之內，是沉悶、單調和安全存在，反映在邊界之外，是活力、誘惑和破壞性體驗，它們彼此間存在着永久的張力。所以，在奧茲的作品中，到處可見光明與黑暗，生與死，上帝與撒旦，思想與身體，男人與女人，猶太人與阿拉伯人，文化與自然之間的衝突。

「以色列人為憤怒而閲讀，不一定是為了享受，」奧茲說。「也許這就是文學應該被閲讀的方式：挑釁。」大量夢想和不幸現實的永恆悖論，構成奧茲寫作中的主線之一。想要活出一整套理想卻眼睜睜看着那些理想失敗和褪色，奧茲筆下的以色列人，有疤痕、有摺痕，無疑卻更具吸引力。

不過也因此，假如奧茲的作品被誤讀，大約也沒什麼好抱怨的。在這一點上，奧茲的背景代表了現代世界中猶太人的中心窘境之一：難以融合的宗教、歷史和種族主張，使猶太身份成為鬥爭的場所。他的成名小說《我的米海爾》（1968），描寫一個痛苦的年輕女子為幻想所折磨，她嫁給了一個平庸的學者，在20世紀50年代的耶路撒冷努力撫養她的小兒子。而它同時也是蘇伊士危機後，一名以色列婦女和兩名阿拉伯男子之間關係的故事。

保羅·茨威格在《紐約時報書評》中稱，當《我的米海爾》在六日戰爭後不久在以色列出版時，很多以色列讀者感到非常令人不安。在他們的國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想要控制自己的命運的時候，奧茲卻在談論以色列既沒有時間消磨、也不會加以注意的內心生活，而這一內心生活竟然與以色列之外的世界還存在某種秘密聯繫。

雖然一些猶太民族主義評論家認為這本書是以色列與阿拉伯人的關係的近乎煽動性的寓言，但較為抽離的西方評論家卻將《我的米海爾》與福樓拜《包法利夫人》進行比較，因為它節制性地描繪了個人在不利社會環境下的私人抗爭。

顯然，不同的評論家在觸摸大象的不同部分。奧茲承認他小說中的家國同構性：「緊張，我寫家庭中的緊張，也寫歷史和政治中的緊張。我認為這裏有一個鏡像關係。政治緊張在父母子女間的緊張和夫妻間的緊張中折射出來，公共領域的緊張通過私人關係的緊張折射出來。」

拋開那些寓言式解讀，不妨讓我們就談談奧茲筆下的私人關係。奧茲女兒對父親的感受是，「一位出色的家庭男性」。然而在《愛與黑暗的故事》中文版前言中，奧茲劈頭就說：「假如你一定要我用一個詞形容我書中所有的故事，我會說：家庭。要是你允許我用兩個詞形容，我會說：不幸的家庭。」要經過怎樣的家庭磨折，才能得出如此痛心的體悟？

二

《我的米海爾》使奧茲成為以色列最重要的年輕作家，多年來被翻譯為30多種語言。然而直到2002年，當他的史詩回憶錄《愛與黑暗的故事》出版時，大家才發現他一直在寫自己的父母。

小說開頭就吐露女主角漢娜的幽怨心聲：「我之所以寫下這些是因為我在年輕時渾身充滿着愛的力量，而今那愛的力量正在死去。」

而以下來自《愛與黑暗的故事》中的一段，也關於一位女性的心理解體，這回是奧茲的母親、範妮婭·克勞斯納：

我七八歲時，有一次我們坐在公共汽車最後一排去往診所或者鞋店，媽媽對我說，書與人一樣可以隨時間而變化，但有一點不同，當人不再能夠從你那裏得到好處、快樂、利益，或者至少不能從你那裏得到好的感覺時，總是會對你置之不理，而書永遠也不會拋棄你。自然，你有時會將書棄之不顧，或許幾年，或許永遠。而它們呢，即使你背信棄義，也從來不會背棄你——它們會在書架上默默地謙卑地將你等候。它們會等上十年。它們不會抱怨，直至一天深夜，當你突然需要一本書，即便時已凌晨三點，即便那是你已經拋棄並從心上抹去了多年的一本書，它也不會令你失望，它會從架子上下來，在你需要它的那一刻陪伴你。它不會伺機報復，不會尋找藉口，不會問自己這樣做是否值得，你是否配得上，你們是否依舊互相適應，而是召之即來。書永遠也不會背叛你。

範妮婭是一位神秘主義者，講故事的人，靠內省、憂鬱的浪漫主義準則生存。她嫁給了勤奮的理性主義圖書管理員阿里耶，婚姻中的愛情很快就消失了。聰明的、學究氣的、規範的父親，和愛好寓言的、蔑視世界的和注重直覺的母親之間的緊張關係，顯示出日常生活中的驚心動魄。用奧茲外公的話來講，大家都陷於一場沒完沒了、技藝不精、基本上沒有好結果的喜劇裏。

有一次，在耶路撒冷，母親看着籠子裏一隻半盲的鳥，只有一隻紙鳥與之相伴，她忍不住向她的小男孩、也是她唯一的孩子，開口解釋一些事情：「孤獨酷似沉重的鐵錘，打碎了玻璃，但卻鍛造出鋼鐵。」後來，她又告訴他：「我認為你會長成某種嘮嘮叨叨的小狗，像你的父親，你也會成為一個絕對安靜、封閉的人，像村中遭到農民拋棄的一口水井。和我一樣。」

奧茲的母親過着孤獨的生活，多數時間把自己囚禁在家裏。然後，在1952年1月的一個晚上，她冒雨走回特拉維夫一個發黴的公寓，服用了過量的鎮靜劑。她一度為了逃離死亡而從歐洲來到耶路撒冷，現在竟然主動迎接死亡。事後多年，奧茲說：「我不知道她自殺的原因，我不再試圖去了解。在大多數情況下，當一個人殺死自己時，是否僅存在一個原因，我對此感到懷疑。會有一個藉口，有一個直接的動機，但不會僅僅只有一個原因。」那時，雖然只是十二歲半的孩子，他知道他的父親有外遇；他知道他的母親在耶路撒冷感到寂寞而迷茫。

直到《愛與黑暗的故事》出版為止，奧茲從來沒有寫過關於他不幸的母親的經歷，他和父親也避免討論這一問題：「從母親去世那天起到父親去世，二十年間，我們一次也沒有說起過她。隻字未提。彷彿她從來沒有生活過，彷彿她的人生只是經審查從蘇聯百科全書裏撕去的一頁。」終於，他用這本不可磨滅的回憶錄彌補自己過往的記憶擦除，一開始在傷口周圍悄悄試探，繼而緩慢地向內側移動，直到作為一個憤怒的兒子，再也沒有其他的地方可以站立。

「我對她非常生氣，」他如此描述母親剛去世時的場景。「我對父親非常生氣，我對自己也非常生氣。我們兩個人都是災難的源起。」父親是怎樣的白痴，才會失去一個如此美麗、善良、温柔的妻子？自己是怎樣一個不乖的小孩，才會讓母親義無反顧地一去不回？奧茲沒有參加母親的葬禮。這種憤怒持續了數十年。「只有當我達到成為我父母的父母的年齡時，我才能夠用慈悲、幽默和好奇的方式來看待他們。」

他寫道：「我媽媽去世時三十八歲。按我現在的年齡，可以做她的父親。」突然之間，奧茲發現可以把父母想像成自己的孩子，而且是非常魯莽和不負責任的孩子。「我看着他們的婚姻，我看到他們還沒有為婚姻做好準備；他們太年輕，一無所知。所以我寫的不是憤怒或報復。我寫的是同情和渴望，距離和諷刺。我真的很想把自己放進他們的鞋子裏，如果不是在他們的皮膚下。」要到這時，他才敢向父母發出「請來喝杯咖啡」的邀約：「請坐下，親愛的死者，跟我說說以前你們從未向我說起的東西，我也會講述以前不敢向你們講述的東西。」

他挑開了愛背後的黑暗，甚至都沒有采取防護措施。奧茲自問：「聰慧、慷慨、儒雅、相互體諒的兩個好人——我父母——怎麼一同釀造了一場悲劇？怎麼竟是如此怪誕的方程式，也許好和好相加等於壞？」此種天問，這些多年以後才能講述的東西，凸顯了一個堅硬的內核：家庭乃是一個愛與黑暗共存的場所。

家庭乃是一個愛與黑暗共存的場所。

家庭或許是世界上最神秘的組織，也是最不可能的、矛盾的產物。幾個世紀以來，我們一直聽到關於家庭死亡的預言。然而，我們卻看着它如何在宗教、意識形態、政權和歷史變遷中倖存下來。父親、母親、兄弟和姐妹，他們之間發生的故事，愛與仇恨的永久輪換，嫉妒與團結，幸福與苦難，兜兜轉轉。家庭有一種奇怪的、迷人的生命力。

在一個家庭中，每個人都與其他人發生衝突，而每個人可能都是對的。兒子是正確的，因為父親是缺乏寬恕的暴君；父親是正確的，因為兒子既懶惰，也不懂得尊重；母親是正確的，因為她們被困在平淡無奇的生活中，而兒子和父親像「一丘之貉」，彼此活該；女兒是正確的，因為家庭氣氛讓人窒息，唯一的辦法是逃離。可要命的是——所有這些人卻又那麼彼此相愛。

托爾斯泰的名言說，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也許託翁錯了。不幸的家庭遵循着大致相同的軌跡，唯有幸福的家庭才是獨一無二的。

奧茲成長於一個不幸的家庭。整個故事中，你都能聽到一個孩子的聲音，50年後，仍然在為他死去的母親呼喊。你也能看到，雖然這個孩子說自己「決定成為他父親所不是的一切」，14歲逃離父親的家，甚至不惜修改父姓以增添自身的勇氣和力量，但他最後還是踐行了父親的夢想，成了一名講故事的作家，和一個「新猶太人」。這個獨自長大的孩子，反思了童年的痛苦如何扭曲成年人的快樂和道德選擇；揭示了一個家庭屋檐之下的三個人，如何相隔「一千暗年」，比同一號子間裏的三個囚犯還要隔膜；描述了溝通無能和愛無力如何影響了家人，在幾乎無法消除的沮喪氣氛中行動，遍體鱗傷，茫然四顧，不知所終。

然而，此書的基調並非訴苦與抱怨。奧茲深刻認識到家庭乃是充滿悖論之所在，也因此，他的童年是悲劇性的，但一點也不悲慘；他自己書寫的是不幸家庭的喜劇，而不是悲劇。

三

如何與家庭悖論相處呢？

通常情況下，家庭成員間對立雙方（父母和孩子，男人和女人）先是發生衝突，然後朝着和解對立的方向發展，直到在敵對中發現互補，發現彼此的互為存在。所以，這種二元對立的關係可以是辯證的。

然而，另一方面，想要永久消除家庭悖論也是不可能的。愛在明處的時候，黑暗一向潛伏不遠。兩者各有各的功能，如同英諺所說：我們熱愛光明，因為它向我們展示了道路；我們也喜歡黑暗，因為它向我們放出了星星。

無論共同生活多久，不要奢望了解家人，因為你可能連自己都不甚了解。生者的地獄並非以後之事，而是此地存有，可以在每扇門後、每條雙人毛毯下都發現地獄和天堂，而兩者的轉換，往往只在一念間。儘管多年以來，愛被反覆謳歌，然而，愛在家庭中的作用，可能遠沒有憐憫和慷慨來得更大。生活就像新手在鋼琴上不斷重複練習的樂音，一遍遍地上升，又一遍遍地失誤；或許總是在同一個地方失誤，而練習者只能每次都堅持再來一遍，因為舍此，別無他途。

儘管多年以來，愛被反覆謳歌，然而，愛在家庭中的作用，可能遠沒有憐憫和慷慨來得更大。

讀這本書，我發現，要擊敗家庭當中黑暗的力量，存在幾個重要的法則。

第一是妥協。妥協常常被視為弱點和可憐的投降。然而，奧茲說，「在家庭、鄰居和國家的生活中，選擇妥協實際上是選擇生活」。妥協意味着退讓一步，也建立在對複雜情形不能要求簡單答案的認知前提之上。

第二是注意力與傾聽。跪倒在地說「我愛你，我一直都愛你」是廉價的，每天都投入關注才真的更難。而傾注注意力也有一個前提，就是對他人的好奇心。在愛情中，人們總會遇到另一個人的慷慨和好奇心。「我相信好奇心，」奧茲說。「我相信一個好奇的人，一個想像他人的人，是一個比不會這樣做的人更好的人。」

第三是温順謙恭，因為温柔待人是一種包容性力量，能夠散發出緩慢然而巨大的治癒力。人性的温順又離不開正派與善良，正派是麪包，善良是黃油，或者是蜂蜜。

第四是幽默。幽默是認識到生活本身充滿諷刺，甚至是荒謬，很多東西大可一笑置之。用奧茲喜愛的比喻來說，「我們生活在一部費里尼（Federico Fellini）的電影中，而不是褒曼（Ernst Ingmar Bergman）的電影：任何事情都比沉默、生悶氣、讓對方感到內疚更好。」當然，笑和解嘲是最好的，可以用來否定如期而來的鄙俗，同時體會柴米油鹽中深藏難抑的詩意。

家庭這出悲喜劇往往有着契訶夫似的結尾：每個人都感到失望，幻滅，痛苦，憂鬱，但還活着。

家庭這出悲喜劇往往有着契訶夫似的結尾：每個人都感到失望，幻滅，痛苦，憂鬱，但還活着。它最深的黑暗，並不是莎士比亞大劇所天真臆想的各得其所、正義彰顯，從而導致兩敗俱傷；而是你對、我也對，卻無法解釋清楚自己為什麼對，如同奧茲描述的簡單一幕：

親愛的父母們，親愛的範妮婭和阿里耶，現在是晚上，

我獨自一人在阿拉德的房間裏。

爸爸，你站起來，/彎腰。媽媽，你坐着，挺直而美麗。

爸爸你似乎/堅持，或是拒絕打開窗戶。但是媽媽你不會屈服。

在深深的黑暗中，你會低聲哭泣，完全無助。

而爸爸低聲說道，讓我來試着解釋一下。

這種黑暗是緩慢降臨的，它是一個侵蝕的過程。侵蝕是統治我們這個世界的普遍法則。一切都屈服於它——物體、植物、我們的身體，當然我們的感情也毫不例外。該法則顯然可以得出一個確鑿的推論：如果你不經營愛情，侵蝕法則就會發生作用。你需要加柴添火，才能保持愛情火焰的不熄。

奧茲曾經這樣介紹《愛與黑暗的故事》：「我寫了生活在火山口下的人們。雖然火山近在咫尺，人們仍舊墮入愛河，感覺嫉妒。」是的，愛寫在我們的基因裏。家庭，這個有缺陷的組織，也註定會從一代傳到下一代。你是男人，她是女人；你是父母，他是孩子。在這些實際遭遇之中，最初的期望和刻板印象常常被粉碎，導致一系列微妙和複雜的結果，也不見得常常與美妙相伴。

而一種健康的生活必得能夠包容悲劇性的失敗和痛苦的體驗。人類的靈活性並不體現在，在遭遇逆境的情況下，還能夠成功實現原定目標，就好像從未發生過任何事情一樣。相反，「大都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承認寶貴之物的不可避免的損失，才能在生活中重新定位，甚而改變優先事項。

因此，我們需要活得像一本書架上的書，不離不棄，謙卑等候。等上十年，從不抱怨。等待愛的來臨，或者復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