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徐賁：專制國家的告密與舉報——從中國憲法學教材的「思想性錯誤」說起

日前有消息說，中國大陸官方統編「馬克思主義工程」教材編寫人之一的某教授舉報了國內幾本憲法學教材中的「思想性錯誤」——鼓吹西方制度，嘲諷社會主義。有評論者對此感到「不寒而慄」。

後來這位教授自己予以否認，並聲稱「我會舉報這種層次的教授嗎（指北京大學張千帆教授和清華大學林來梵教授）？」此事來龍去脈到底如何，現在還有待釐清。不過，它引起公眾注意，又讓這位教授本人出面鄭重其事地予以否認，說明「舉報」是一件牽動人們神經的事情。

舉報令人不寒而慄，造成的恐懼能產生一種具有普遍震懾力的「膽寒效應」。姑且不論舉報教材這件事情本身，更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是：人們為什麼對舉報感到膽寒？有沒有理由為舉報感到膽寒？

告密的膽寒效應

在回答這兩個問題之前，不妨先來看兩件事情。

第一件，是文革時一位名叫張紅兵的紅衞兵告發他母親在家裏發表「反對毛主席」的言論，結果他母親被處死。第二件，是崔永元舉報范冰冰逃税漏税，後者受到了重罰。對前一事，幾乎所有人都會覺得膽寒；而對後一事，除了與范冰冰類似的少數人，真會為此感到「膽寒」的恐怕少之又少。人們不單不膽寒，而且紛紛為之喝彩叫好（理由是否正當，這裏姑且不論）。即使不贊同崔永元做法或對他有所詬病的人，也絕對不會拿他與張紅兵相提並論。這是為什麼呢？

這是因為，張紅兵做的是「告密」，崔永元做的則是「舉報」，雖然在中國這兩種行為經常被混為一談，但在任何一個國家，尤其是法治國家，告密和舉報是兩種性質不同的事情。

法治是一個善納「舉報」、但拒絕「告密」的制度。而專制則是一個將此二者都用作馭民權術的制度。因此，專制統治下，告密和舉報的區別是模糊的，但即便如此，仍然可以有所區別。

法治是一個善納「舉報」、但拒絕「告密」的制度。而專制則是一個將此二者都用作馭民權術的制度。

所謂告密，是把關係親近者之間的私人事情（包括特殊的信任關係，如律師與顧客、醫生與病人）不當地變成公共信息。告密所告之「密」是私人之間的事情，如果不得到當事人的允許就加以泄漏，那是法治國家不允許、至少不鼓勵的侵犯隱私行為。但專制國家鼓勵告密，所告的秘密不僅是隱私的，而且是政治化的個人「思想秘密」，是拿來給人定「思想罪」的。這樣的秘密只要是當局需要的就行，是否真實則無需核實，當事人也絕無自我辯解或尋求法律保護的可能。因此，專制制度下的告密是一種讓人「細思恐極」的事情。

人對被告密有一種本能的害怕，幾乎所有人都會感到不寒而慄，這不難理解。告密是一個暗地裏的攻擊行為，被告密人往往不知道誰告的密，就像不知道誰在暗地裏給他捅了一刀。人害怕被告密，就像害怕黑暗一樣，黑暗裏有一種隱藏的、看不見的危險。而害怕不可知的危險，這是一種深深印刻在人類基因裏的本能。章詒和回憶文革，她筆下的黃苗子告密聶紺弩，馮亦代卧底章伯鈞的故事，任誰讀了都會有不寒而慄的感覺。

黃苗子或馮亦代的告密（或揭發）報告的，是聶紺弩和章伯鈞在特殊的親密和信任關係中說的話，對不熟悉或不信任的人，他們本來不會說那些話。把家人和親朋好友之間的隱私談話彙報給監管思想的部門，這就是專制制度下的「告密」。這種告密的傷害不僅在於「密」可以被用作罪證，給人帶來災禍，還在於告密本身造成的傷害。就算被告密者確實犯下什麼罪行，受懲罰是罪有應得，也不能證明他就應該受到被出賣和背叛所造成的傷害；就算所告之密屬實，出賣和背叛也是不道德的。

對這樣的告密和告密者，人們有理由感到恐懼，這種恐懼既是本能情緒，也是道德情感，因為它包含的厭惡和鄙夷是一種植根人性的是非和善惡判斷，在中國、美國或其他任何地方都是如此。告密之惡，惡在出賣和背叛，告密之毒，毒在於摧毀人際的信任關係。在但丁的《神曲》裏，背叛是人類最嚴重的罪孽，地獄最深處的第九層就是背叛者最後的去處。

告密之惡，惡在出賣和背叛，告密之毒，毒在於摧毀人際的信任關係。

但丁把「背叛」放在地獄的底端，視其為最邪惡的罪過，是有道理的，因為背叛不僅傷害那個被背叛的個人，而且破壞了社會存在和人類共處的最基本的條件——信任。沒有信任的社會，猶如沒有空氣的世界。在空氣裏放毒的罪犯是邪惡的，因為人要呼吸，就必死無疑。而信任之於社會，就如同空氣之於每時每刻必須呼吸的人類。

更為複雜的是，即使知道空氣有毒，我們能不呼吸嗎？即使知道社會的信任已被破壞，我們不是還得靠某種信任才能在社會裏生活下去？道德哲學家安尼特·拜爾（Annette Baier）在《信任與反信任》（Trust and Antitrust） 一文中指出，即使在信任被破壞了的可悲狀況下，我們仍然不得不生活在某種假設的信任關係之中。就算我們知道幼兒園裏虐童事件頻頻發生，就算我們知道市場上銷售各種各樣的有害和有毒食品，「我們還是得購買食品，還是得把孩子送到託兒所，並沒有別的選擇」。同樣，就算我們知道「防人之心不可無」，我們還是不能沒有親朋好友、一個人孤獨地活着這個世界上。但我們只能活在夢魘般的不安、焦慮和害怕之中，而這正是極權專制謀求的心理統治效果。

我們只能活在夢魘般的不安、焦慮和害怕之中，而這正是極權專制謀求的心理統治效果。

告密與舉報

中國自古有揭隱私、告密的傳統，皇朝時期以明、清兩朝最盛。到了當代，這樣的劇目每逢政治運動，必定無數次上演，文革中更是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一種風氣的形成，越是長久就越是根深蒂固；既無改變之機，卻又變本加厲。如今，中國大陸這種風氣再度愈演愈烈，學校建立學生對老師的監督告發制度，明為監督師德，實為監控思想。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出現教授告發同行的「思想罪行」，並不令人意外。

不過，就算教授告發教材的思想錯誤，那也不能算是告密，而是舉報。因為被告發的教科書是公開發行和使用的，不存在什麼秘密。而告發總是帶有譴責的意思，這個詞的英語denunciation來自拉丁語 denuntiare ，是公開將責任歸咎於一個人的行為，希望引起人們的注意。在中國，檢舉揭發和批判、鬥爭一樣，也是一種公開譴責的方式。文革當中的檢舉揭發，可不只是給領導打一個小報告、塞進當事人的檔案裏就了事的。檢舉揭發一定要開會，要聲色俱厲，這樣才有震懾效果，目的就是為了以一儆百，讓人膽寒。

運動式告發已經很少見了，但是，另一種文革式的告發卻不僅延續了下來，而且還得到發揚光大，那就是「釋義舉報」。

今天，運動式告發已經很少見了，但是，另一種文革式的告發卻不僅延續了下來，而且還得到發揚光大，那就是「釋義舉報」。釋義舉報是從他人無辜的文字中揭露出包藏的禍心、陰謀或反動思想。從1950年代初開始，從批判電影《武訓傳》到批判「反黨小說」《劉志丹》，再到文革中批評各種各樣的「毒草」作品，都是從文字裏挖掘罪惡的動機、目的和陰謀。舉報某教材「鼓吹西方制度」「嘲諷社會主義」，或者舉報某本書裏有什麼「思想問題」，這種行為延續的正是具有中國特色的釋義舉報。

在中國，所有的出版書籍都是經過思想審查的，按理說，如果書籍真的有什麼「思想問題」，也不應該舉報作者，而是應該舉報思想審查失職的出版社或上級主管機構。但是，中國的「讀心術」從來不針對監督責任，它只針對文字本身，這也形成了具有專制特色的 「筆禍」 ，其最酷烈殘暴的形式便是文字獄。中國歷史上的筆禍直到今天仍然讓人不寒而慄，除了危險，另一個原因是它的無中生有和嫁禍於人，體現了一種濃縮的人性惡。

中國歷史上的筆禍直到今天仍然讓人不寒而慄，除了危險，另一個原因是它的無中生有和嫁禍於人，體現了一種濃縮的人性惡。

作為中國專制特產的告發，釋義舉報也可以視為向官府告密，但這個「密」不是私人信任關係之「密」。這種舉報羅織罪名，誣陷他人，以筆禍害人，十分下作和可怕。正如金性堯在《清代筆禍錄》裏所說，「隨筆禍而紛起的是告訐之風。告訐的動機多是發泄私怨，挾私報復，有的極為卑鄙，如索詐不遂，躲賴錢財、姦淫被發覺，自己完全處於下風，只有誣陷手段始能從政治上置對頭於死地，並以此震動官府」。

舉報者是因為心有怨恨，或有把柄落在別人手裏，所以先下手為強。舉報者告發別人的罪過，經常是因為自己先有了惡的動機，別人的罪過是政治不正確，而他自己的惡則在於道德上的齷齪卑鄙。所以，告發和舉報幾乎總是被當作一種令人不齒的行為。

舉報與陰暗人性

然而應該看到，舉報雖經常是為了私利，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出於公心。但不管是私心還是公心，舉報的目的都看不見摸不着，也是難以證明的。因此，法治國家允許或利用舉報，只求實效，不講動機覺悟，更不講道德。警察為了偵破疑難案件，會懸賞舉報，只要有結果，就會頒發獎金，但不會去管舉報人是為了錢，還是為了公共安全，也不會去把舉報人樹立為什麼標兵模範。這與舉報在專制國家是不同的。在專制國家，向官府舉報是思想正確、有覺悟、愛國、忠心、有正義感、道德心的表現。所以，即使舉報內容不實，舉報行為也仍然是正確的。

法治國家允許或利用舉報，只求實效，不講動機覺悟，更不講道德。而在專制國家，向官府舉報是思想正確、有覺悟、愛國、忠心、有正義感、道德心的表現。

從古代開始，舉報就是一件利用人心貪婪的執法措施，而且一開始就是一件被視為道德鄙下的事情。古代羅馬時代，有一種叫「舉報者」(delator)的人們，任務開始是起訴或密告那些逃避向皇帝納貢的人，後來則告發其他對皇帝不利的事情。舉報人經常是皇帝出錢僱傭的，接受皇帝的酬勞或在被沒收的財產中抽成。這種工作雖然油水很足，但遭人鄙視。由於有私利的因素，他們的檢舉很難弄清是為國家利益還是為一己的犒賞。愛德華·吉本在《羅馬帝國興衰史》中說，康茂德（Lucius Aurelius Commodus Antoninus）當羅馬皇帝的時候，因為害怕被人暗殺，對整個參議院都抱有疑慮、恐懼和仇恨，把他們視為隱秘的敵人，「在前朝已經不再鼓勵，幾乎絕跡的舉報告密又捲土重來，既然皇帝想要發現參議院的不滿和陰謀，舉報者們也就又成為可怕的人們」，他們的任務便是為皇帝個人充當耳目和鷹犬。

在中世紀的英國，舉報又叫告發（denounce），是一種明確訴諸人之自私利益的執法手段。告發者揭發罪行，提供證據，協助定罪，純粹是為了得到犒賞，或者分得一部分罰款。那時候的英國沒有警察，國家官僚機構不夠發達，不足以保證民眾服從政府頒布的法令。鼓勵公民為牟利而告發他人，稱為qui tam action（為取得罰金的起訴）。這一招很管用，所以也就推廣使用。

但是，告發也是有限制的。例如，若無特別規定，舉報者必須在犯罪行為發生的一年之內舉報。舉報者必須證據確鑿，如果證據不足，誣告罪行自負。由於訴諸人的自私和損人利己之心，告發一直有不良的道德後果。1688年光榮革命之後，新教成為英國的國教，1698年反羅馬教法案（Popery Act）鼓勵舉報天主教教士，每成功舉報一人，賞金100英鎊。結果是，天主教徒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終日。就算政府不追究他們，他們也不斷受到舉報者的騷擾和威脅。當時，英國作家喬納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痛恨這些舉報者，稱他們是「人渣」。伊麗莎白時代和詹姆士時代最偉大的法學家愛德華·科克（Edward Coke） 更把這些人叫做「嗜血的害蟲」。

中國也是一樣，西漢時期，官吏楊可發起讓百姓舉報工商業者自報資產不實的活動，漢武帝頒布了「算緡」和 「告緡」令，大規模蒐括財富。個人財產必須首先自報，如有隱瞞不報或自報不實的，鼓勵知情者揭發檢舉，此即「告緡」。凡揭發屬實，被告者的財產則全部沒收，並罰戍邊一年，沒收的資產分一半給告發人，以作獎勵。右內史義縱認為告發是亂民、刁民的行為，於是逮捕那些受楊可指使而作惡的人。漢武帝知道後大怒，以「廢格沮事」（即抵制破壞法令實施）的罪名將義縱問斬於街頭。（《漢書·酷吏傳》）義縱也許認為，鼓勵舉報會壞了人心，所以不贊成這麼做，卻為這樣的想法付出了生命代價。

在專制制度下，即使是看上去得民心、順民意的舉報，也主要是對統治者有利，與提升社會正義無關。如果這樣的舉報違背了統治者的利益，那麼不管是舉報還是反對舉報都不會有好下場。這樣的舉報（就像現在的「反腐」一樣）本身就是法治不存在或完全失敗的結果。崔永元的舉報就是這樣，雖然能讓不少人覺得一時痛快，但對於法治建設並沒有積極意義，更談不上有什麼幫助。

在專制制度下，即使是看上去得民心、順民意的舉報，也主要是對統治者有利，與提升社會正義無關。

法治社會裏的舉報

雖然舉報經常訴諸人的貪婪和私慾，但在一個有正義感的現代社會或群體裏，還是會有許多正常和正當的舉報行為，這主要是通過自由、獨立的媒體來進行的，如對醜聞的曝光和爆料。在社會的各種機構裏，包括學校、企業、政府部門等等，也應該允許「吹哨人」（whistleblower）的存在。由其揭露組織內部的不法、不道德或腐敗行為，這與針對個人的檢舉揭發有所不同。舉報可能會在內部提出（如向組織內的其他人員）或者向外界訴求（如向媒體、關注人士或社會大眾）。「吹哨人」這個說法是美國民權活動家拉爾夫·納德（Ralph Nader）於1970年代提出的，正是為了強調舉報行為的正當性，避免帶有告密、出賣的負面意義。

在一個有正義感的現代社會或群體裏，正常和正當的舉報行為主要是通過自由、獨立的媒體來進行的。

早在1778年7月30日，美國已經有了法律保護舉報者的第一個例子。1777年，海軍軍官馬文（Richard Marven）和蕭（Samuel Shaw）舉報海軍總司令伊塞克·霍普金斯（Esek Hopkins）對英軍俘虜施以酷刑。霍普金斯出於報復，告他們誹謗。為此，大陸會議（國會）制訂了第一條有關保護舉報人的法律。國會宣布會為這兩名舉報人提供辯護，隨後又宣布，所有為美國效力和在美國國土上生活的居民，均有責任向國會或相關部門政府舉報公務官員的不檢點，造假和不良行為。

在法治國家裏，保護舉報的個人，比保護他所舉報的官員、組織、團體來的更為重要，因為這種舉報隨時有遭到報復的危險。當然，舉報者應該儘可能仔細核實舉報的事實，不要為了強化言辭效果而有所誇張。否則舉報效果可能會適得其反。而且，被舉報人亦有受法律保護的公民權利，他不會僅僅因為被舉報而定罪，定罪必須經過法律程序，如果被定罪，那也是法律、而不是舉報為他定罪。

在這樣的法律制度中，是沒有「釋義舉報」的位置的。舉報者對某本書的指控是他自己「看法」（釋義），而看法不等於事實，不能拿個人的看法來為他人定罪。更重要的是，公民享有思想和言論的自由，只要不誹謗或傷害他人，就不會因言獲罪。不管哪本書裏說了什麼，只要是合法出版的，只要有理有據，任何觀點上的問題都是學術討論範圍內的事情，用不着驚動政府和當局。就算驚動了，政府或當局也沒有權力去管這檔子閒事。

只有法治才能消除告密和舉報的膽寒效應，也才能迎接一個免於恐懼的正常生活。

法治國家裏，教師也有可能對教材提出批評，但那都是公開的，也是可以討論的。向官方或政府的舉報，往往會被當作非常不理性和不自重的滑稽笑話。倘若發生，人們當然會對這種行為的動機有所懷疑，但不會貿然為之做道德定性，這是法治國家裏公民理性素質較高的緣故。人們對舉報人的動機之所以有興趣，是因為不弄清楚就不能判斷他是惡意（損人利己）還是善意（弘揚正義）。有理性的人也是這樣對待謊言的：說謊的人如果相信了自己的不實之詞，那不過是自我欺騙的愚蠢而已；但如果自己不相信，卻要別人相信，那就是狡詐和邪惡的存心欺騙。

如果大多數中國人都能明白民主國家為何有舉報但無告密，那麼他們也就能知道，只有法治才能消除告密和舉報的膽寒效應，也才能迎接一個免於恐懼的正常生活。

（徐賁：旅美學者，著名評論人，著有《走向後現代和后殖民》、《文化批評往何處去》、《知識份子和公共政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