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區諾軒：香港應該如何重組民主碎片？

香港民主黨作為本地反對力量發軔之始，早前59名成員宣布退黨， 集體宣告退黨理由是與黨內成員林卓廷不和。

退黨自立，對於民主黨來說，本也不是新鮮事。只是環顧幾次退黨潮，多是本著立場相異而分手——少壯派堅守最低工資立場離開（編注：1999年，民主黨內兩派人馬就是否將「訂立最低工資」納入區議會選舉政綱而展開激烈辯論，最終方案遭否決，支持方案的「少壯派」元氣大傷，核心成員陸續退黨），改革派不同意通過政改方案離隊（編注：2010年，民主黨「少壯派」部分人士因不滿黨內政改方案立場而退黨，前後約有30人，並另組政黨「新民主同盟」）——但今回與其說是立場迥異，不如說是人事糾紛，兩幫人多年不和終於分手。筆者不是不理解，理解是一件事；但站在整體政治形勢而言，此次退黨理由連政治立場差異都說不上，不見得是好事。

環顧香港政治，合久必分，但分久未必必合。有心讀者便明白，民主派分裂除了與成員個人感到不爽有關，亦屬環境使然：長年的爭取欠缺進展，產生策略分歧，比例代表制選舉也鼓勵政治區分而非整合。民主陣營碎片化怎會是新鮮事呢？這些年因民主黨分裂而催生多少新生政團，乃至於此次退黨大潮，傳媒也不見得關心。這不是沒有原因的。

但是，民主派碎片化的結果是，換屆選舉不見得取得最有效益的成績，而補選帶來的是一次又一次的糾紛、敗北。面對接踵而來的多場選舉，新界東補選、區議會和立法會改選，各民主板塊還有多大條件聚合力量，來與共產黨代理人一戰？不扭轉此種不斷碎片化的情況，香港議會生態難以改變，香港的民主運動也將不會找到出路。

選民面對個人情仇的無辜

因此，民主派的人退出政治組織，可以是自主的抉擇、人事的解脫，但適用於所有離開的人的問題是：今後大家又願意拿出多少氣度，把整體的勝利放在個人喜惡之上？

時任社民連（香港泛民主派政黨）主席黃毓民十年前說過「民主派沒有不分裂的本錢」偉論，但單看2018年兩次九龍西補選，泛民陣營間指罵不斷、失票嚴重，我看不到今天分裂還可以賺取甚麼本錢。其實有規模的政黨，方有資格談派別，「黨內無派，千奇百怪」，如何建立健康競爭、派系不輕言離開才是學問。

民主黨這次多人退黨，據說源起於黨內不同派別揀選選區出現衝突。退黨要員之一的柯耀林所屬的「將軍澳民生關注組」推薦李柏棠於將軍澳「都善」選區工作，但民主黨成員莊榮輝也有此意願，引發民主黨中委會決定黨員不可兼任關注組成員，點燃退黨導火線。民主派在區議會層面能挑戰建制派的人已不多，卻仍發生分黨分到非同室操戈不可的問題，很不符合理性利益。

同樣的分裂，建制陣營一樣存在，民建聯也有鄉事派、福建幫的利益照顧，出選議席不可能沒內部衝突，像田北辰（香港建制派人物）退出新民黨後，葉劉淑儀（新民黨主席）凡見他的（立法會）動議，都明刀明槍對著幹投反對。只不過到了各級選舉，不論候選人是誰，建制派總能夠傾巢而出，兩次九龍西補選，搬出十萬票便是十萬票；立法會換屆改選，每區派出的參選名單總比民主派貼近可獲取議席的數目；甚至區議會選舉，我們也很少聽到建制派協調不成功的案例。（註1）

如此差別，我們大可將建制陣營無比和諧的關鍵是推諉給中聯辦背後操控之手；民主派自主為本，沒有可能受制統御，有權者要趕走自己人、對方要妨礙我屬意的人參選，哪有忍氣吞聲理由。只是當玉石俱焚，因為分歧就無法為支持者盡力取得議席，難免感到可惜。民主陣營分裂，每每參選名單眾多，導致票源很難不被分散。即便市民踴躍投票予民主派候選人，都難抵分裂造成的議席分割。民主派多人參選的結果，是鷸蚌相爭，建制派得利：是新界西何君堯（建制派人物，坊間稱西環之子）當選、九龍東謝偉俊（建制派人物）能擔當議員十年之久。（註2）

因此，民主派的人退出政治組織，可以是自主的抉擇、人事的解脫，但適用於所有離開的人的問題是：今後大家又願意拿出多少氣度，把整體的勝利放在個人喜惡之上？

打仗一直輸還談甚麼政治分歧

除非你覺得政治體制已經沒有參與反制的價值，否則無論你是本土自決派還是傳統泛民，若連行權之位都不能奪過來，更不消說實踐主張，又如何能在各級議會中和中共代理人鬥下去呢。

香港的民主運動，在樂此不疲區分同路人的同時，太少意識到剪碎了的政治光譜已經到達難以重新拼合的地步。從初時為了適應比例代表制選舉而各黨派分道揚鑣，到了如今沒有大台、各自為政的狀態，再經多次補選證明，民主派已很難由一個人全數取回反對力量的選票。選後很多檢討說泛民要怎樣做才可以拿回支持，但大部分說法都忽視了一名政治人物的「承載力」——例如梁文道說那些茶餘飯後批評民主派「搞搞震不重民生」（搞搞震，粵語，添亂、搗亂）的市民，是可以爭取的希望——但實際上你不能期望政治人物一邊拖延一些具爭議的政府工程、回應反對大白象工程的市民訴求，一邊和那邊廂的街坊說沒有搞搞震的。左右做人難。

所以雖然姚松炎和李卓人（兩次九西補選民主派的參選人）未能取勝，但再捫心自問，僅有的出選人裏，還有誰比他們更有條件呢，我只希望他們可以走出敗仗陰霾。在政權刪掉一堆人的參選權後，姚松炎可能已經是最能拿取本土自決派支持的人，他只是少了經傳統選舉工程獲取的主流泛民支持；李卓人從一開始參選已經是本著敗仗的心態在打，支聯會和工會抗爭形象原本就不利爭取溫和派的支持，而他作為傳統泛民代表人物，亦難得到黃毓民游蕙禎等的支持者的同情，最後在馮檢基參選下，拿回好些民協區的選票，可能已是不幸中的大幸。

補選過後，撇除一些全無意義的意氣之爭，好多人都提出檢討云云，也有些較具體的建議說要怎樣調整路向。筆者認為更基本的，在於處理反對陣營面對各級選舉的韌性。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是，除非你覺得政治體制已經沒有參與反制的價值，否則無論你是本土自決派還是傳統泛民，若連行權之位都不能奪過來，更不消說實踐主張，又如何能在各級議會中和中共代理人鬥下去呢。

假如有反對黨統帥

如果真的有些工作明知要合作，卻放任各自為政，是沒有承擔的表現。合作，是需要超越板塊政治來重整。

甚麼是韌性呢？就是各級選戰一定要做好最優配置，我有時幻想，反對陣營若真有統帥，一定會確保下列建設實現。

新界東補選：單議席單票制選舉講求跨陣營支持，而出選倫理不可違背，故梁國雄作為被褫奪資格者，他與社民連成員應該最有權決定人選，如果由他出戰，他能否拿出與各陣營和解合作的氣度，決定戰事勝敗。若果社民連認為應由其他人出選，仍需重整泛民到本土都認受參與的推舉制度，作為換取整體支持的關鍵，推薦最多陣營支持的人出選。

區議會改選：無論戴耀廷教授的佔中案判決為何，「風雲計劃」作為招聚地區工作者的平台，必須由全體泛民承擔。致力派出最多的人認真參選（並非掛名牽制了事），所有民主派組織和立法會議員都有責任不分黨派支援。

立法會改選：「雷動計劃」儘管意見紛陳，但試圖透過民調推薦每區最有勝算名單，不應嘗試未竟，便半途而廢。就算不可行，諸如2016年立法會選舉後期的棄選策略，亦可探討。總而言之只有協調每區可當選名單，才可真正戰勝建制派。

以上都説易行難，然而，當泛民在立法會爭取的每一席位都成為「關鍵一席」當下，實在沒有理由故步自封。

這些年間流行於香港網絡的一種說法是「議會無用論」，事實上，今天的立法會已無險可守——撥款議案，反對陣營已很難阻止通過。因此本文無意處理這論點，因為什麼叫「有用」可以很主觀，容易被有心人永續抹黑。不過，要說服公眾「進入議會有意」義，需處理兩個問題：

第一，投票議政還可以換取多少影響施政的成果，票數究竟還剩何價。很多市民對有功能組別議員投票贊成「致謝議案」（註3）或棄陣離席感到不明所以，因為此舉根本說明不了換取了甚麼民生政策給市民。當然，主張議會抗爭的陣營，也應當思量，除了「被抬走」之外，還可以有何種抗爭方式、還可以爭取甚麼。

第二，議會內達不到目標，議會外可以如何積存民主力量和公民社會實力。林朗彥和梁頌恆在一篇訪問中提及利用議席支援地區工作，是不為而非不可為的事。但總言之，所有現任議員必須明白，一方的政治行為，繫及全體陣營的榮辱，各自為政是不會有結果的。

現時議會內的四大板塊政治（民主黨，公民黨，專業議政，議會陣線），不應被當作各派各自表述的避風港。選民有不同光譜、代議士行動各異可以諒解，但政治行動若真的能與選民訴求對口，富裕區選民就不會自2016年立法會選舉後大幅離開民主派，基層區的支持就不會逐漸為建制派侵蝕。如果真的有些工作明知要合作，卻放任各自為政，是沒有承擔的表現。合作，是需要超越板塊政治來重整。

本文無意做道德判官，只求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矣。民主黨前立法會議員李華明說：「泛民人士應否仍一廂情願地盼望港獨及自決派是泛民大家庭呢？」，但在最近筆者工作的港島南，才剛剛由民主黨到眾志完成了一次蛇宴活動——一樁可能很老土但又很務實的地區工作。就如今次退黨事件，有些恩怨若果無法化解，的確無法勉強，但世界很大，拼合碎片如果是有利的話，何樂而不為。

（區諾軒，香港立法會議員（香港島））

註1：香港立法會採用比例代表制，每個選區都按人口數目設有一定議席。政治陣營要取得最多議席，便要預算總共取得多少選票，可以均勻分配給多少候選人名單當選。太多類近陣營的候選人名單參選和分布選票不平均，都不利整個陣營獲得應得的議席。

註2：九龍東立法會選舉自2012年來共有5席議席，泛民主派得票都過半，但因為激進陣營有多張名單參選，所以結果一直是3席由建制派當選，2席分別由民主黨和公民黨候選人當選。謝偉俊作為建制派候選人，2012年受惠於民主派分裂，敬陪末席贏得議席；2016年立法會選舉，新界西選區共9席議席，民主派同樣出現票數佔優，但只獲得4席議席，當時黃浩銘、李卓人和黃潤達都取得多於2萬票，但未能當選，建制派的何君堯卻取得約三萬五千票敬陪末席。

註3：對《施政報告》進行辯論是《基本法》規定的立法會的職權之一，但立法會不能否決《施政報告》，不會就《施政報告》進行表決。因此《施政報告》辯論沿用了回歸前的模式：由內務委員會主席動議致謝議案，啟動辯論；辯論結束後，會議就致謝議案進行表決。致謝議案是議員議案，需同時獲得功能團體和地方選舉產生的兩部分議員各有過半數贊成始獲通過。回歸以來，由於非建制派的反對，致謝議案多數被否決；但近年由於建制派在兩部分的議席都佔了多數，致謝議案便順利獲得通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