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法國總統戴高樂將軍（Charles de Gaulle）曾說，「人可以有朋友，但政治家不可」。這句話，足以總結他主政時期由現實主義主導的外交理念。對於眾多法國人來說，戴高樂不單是帶領法國從納粹鐵蹄下解放的抗戰領袖，亦不止於是1958年重新掌權、收執當時法殖阿爾及利亞亂局的政治家，而堪稱法國的「精神領袖」。
戴高樂在國民心中的地位到底有多崇高？2005年，法國公共電視頻道France 2舉辦了「史上最偉大的法國人」評選，戴高樂力壓化學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皮埃爾神父（Abbé Pierre）、居禮夫人（Marie Curie）和大文豪雨果（Victor Hugo）等人，榮登榜首，故要說「戴高樂即是法國、法國即是戴高樂」亦不足為過。
雖然現時距離戴高樂逝世（1970）已將近50年，但年代久遠卻不代表其政治思想已經過時，特別是在歐洲一體化及美國在歐洲事務的角色上，戴高樂特立獨行的外交政策，在歐盟現時內憂外患之際，仍甚具啟示。雖說目前的國際體系仍屬跨大西洋同盟所主導，但特朗普（Donald Trump，川普）上任後，雙方因貿易磨擦威脅互徵關稅，美國又在歐盟反對下單方面退出「伊朗核協議」，重啟制裁，裂縫漸見，加上東面來自俄羅斯的安全威脅，可謂一波未停，一波又起。
過去數年，歐盟內部分別上演了加泰羅尼亞危機、意大利財政預算問題、波蘭司法改革、難民危機和英國脫歐等重大議題，內憂外患交集，令歐盟難在短時間集中精力，處理外交問題。儘管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馬克宏）在2017就任總統後，不少人都寄望他能與德國總理默克爾（Angela Merkel，梅克爾）繼續推動歐洲一體化，但近來默克爾因地方選舉失利，已宣布在2021年任期完結後退位讓賢，令馬克龍或須獨力承擔起改革歐盟的重任，而後者因國內的經濟社會窘況亦心有馀而力不足。在國際秩序走向多極化之時，若今天戴高樂仍活在平行時空，其理念將如何引導歐盟，處理上述窘困呢？
反霸權、追求自主的外交路線
儘管戴高樂在戰時已成為「自由法國運動」的領袖，但在戰後因為政治鬥爭失利，黯然辭任臨時總統一職，要到1958年法國因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陷入泥潭，戴高樂才應時任總統科蒂（René Coty）的邀請重掌政權，解決第四共和國的政治危機。戴高樂重新掌權後推動公投修憲，最終得到逾八成民意授權，支持擴大總統和行政部門權力，故戴高樂的外交主軸和視野，應見於1959至1969年間的政策方針。
事實上，戴高樂二戰時與美國合作的經驗，間接塑造了他在外交政策的意識形態。戰爭期間，戴高樂不僅被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認定是「潛在的獨裁者」，他所領導的法國流亡政府更要到盟軍登陸諾曼底後，才得到美國政府承認。不過，令戴高樂感到氣憤的是1945年2月的雅爾塔會議（Yalta Conference），當時只有英、美、蘇三國元首共商戰後的世界秩序和利益分配，而法國卻被排除在外。因此，戰時的種種經驗，或可解釋為何戴高樂的外交政策，會執著重構法國的民族力量：一方面，他認為自己可以致力捍衛自由，抵禦極權主義的威脅；另一方面，他亦充分體驗到在西方社會中，代表歐洲本位利益之獨立聲音的存在必要性。
一方面，他認為自己可以致力捍衛自由，抵禦極權主義的威脅；另一方面，他亦充分體驗到在西方社會中，代表歐洲本位利益之獨立聲音的存在必要性。
儘管法國的核計劃早在1930年代末期已經展開，但當時的研究僅是旨在滿足戰時的能源需求，而軍事化則要待戴高樂出任第五共和總統才陸續實現。1956年，法國在蘇伊士運河危機被辱，加上英、美兩國對法國內部的共產勢力有所猜疑，拒絕與法國（和西德）分享任何有關核計劃的資訊，故戴高樂希望法國能藉着發展核武，獨立於北約。誠如他本人所言，「在其他國家擁核的情況下，一個沒有（核武）的偉大國家，並沒有掌握自己的命運。」。
核試成功後，法國再度尋求加入英、美兩國的「核共享計劃」。可是，美國僅願意在北約的架構內分享機密情報，並反建議法國組成一支擁有彈道導彈戰艦和潛艇的多邊部隊。不過，意欲帶領法國走上自主外交的戴高樂拒絕了上述提案，認為這是美國試圖獲取法國核武的政治控制，並稱「在事關重大問題時，主權國家將在單方面行使其主權」。由此可見，戴高樂積極推動法國自行研發核武，不單是要在冷戰時期增強軍事及外交實力，更摻進了民族主義的旗幟，把核武當成法國民族身分認同的一部分。
此外，戴高樂有意在獨立於美國的國防取態，還可見於北約的分歧上。早在戴高樂重新掌權前，他曾抱怨「我們已經將非洲和歐洲的基地移交出去，並授權美國人作出核戰的決定⋯⋯我們對此無話可說」。然而，戴高樂堅持軍事上必須獨立，其理性是基建於一旦西歐受襲，美國或會有所顧忌，不會運用核武擊退敵人。此等論調可見於他在記者會的講話中：
「國防方面，感謝美國人的核武器，能確保自由世界幾乎享有完全的保護，但他們最近已失去（核武的）壟斷⋯⋯由於俄羅斯現在也擁有摧毀世界的武器⋯⋯當衝突可能發生時，美國自然會將自身的生存視作首要目標，故不會考慮作出『核干預』的時間、程度和條件，保護其他地區，特別是歐洲⋯⋯」
戴高樂不服法國在北約處於附庸位置，還可見於其他爭議中。例如，在推動北約改革不果後，他在1966年斷然退出了北約的軍事指揮機構（但保留成員國身分），並驅逐境內的北約部隊。他又通知北大西洋理事會，說明即使在戰爭期間，法國亦會保留對整個地中海艦隊的控制權，更禁止美國在法國領地上興建導彈基地，及把美國的核武儲存在法國。同年，他亦在柬埔寨首都金邊的演講中，公開質疑美國介入越戰的動機。
在蘇聯問題上，戴高樂更算是完全背離了美國的圍堵政策。事實上，戴高樂並不反對與蘇聯談判，更期望法國能在美蘇對峙間保持距離。他曾在訪問中表示，「真正的緩和，甚至是真誠的協約，將使東、西歐的關係徹底改變。若這一天到來，法國將針對歐洲的和平、均勢和命運，提出具有建設性的方案」，故可見1966年戴高樂出訪蘇聯後，兩國隨即簽署共同協議。協議除了擴大和深化政治交流，兩方亦同意在經濟、科學和文化層面，建立更密切關係。
誠如1965年美國官方的《國家情報評估》內寫道：「戴高樂確信蘇聯在外交決策上，俄羅斯的國家利益和民族主義會比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更為重要。在他眼中，這並不一定意味着俄羅斯不再是歐洲事務中一股破壞和危險的勢力。反而，這確實意味着蘇聯領導人將以現實的眼光，看待政治和經濟的聯繫⋯⋯戴高樂認為，蘇聯的思維和方針變化是個漸進的過程⋯⋯他將對任何能促成此進程的機會保持警惕」。簡言之，戴高樂的外交理念不單止摻進了民族主義的旗幟，反對美國主導歐洲事務，亦無視資本和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對峙，有意與蘇聯修補關係，意欲重新把法國定位為歐洲中心。
外交自主和獨立建軍是必要之選
二次大戰以降，幾乎沒有一位美國總統能如特朗普一樣，對歐洲表現出如此疏離、或甚具敵意的態度。起初，不少歐洲領導人，如馬克龍、歐盟主席容克（Jean-Claude Juncker）、英揆文翠珊（Theresa May）等人，都嘗試過與特朗普建立關係，寄望透過個人交情，能逐步淡化和改變特朗普甚具敵意的言論和政策。可是，各領導人的努力並未帶來實際成果。相反，在汽車關稅、伊朗核協議、巴黎氣候協議等議題上，已反映出跨大西洋同盟的裂縫漸見，令戴高樂早年對美國的顧忌和預言看似成真。
在汽車關稅、伊朗核協議、巴黎氣候協議等議題上，已反映出跨大西洋同盟的裂縫漸見，令戴高樂早年對美國的顧忌和預言看似成真。
不過，歐美同盟的內部矛盾並非近年之事，而是源於冷戰結束之時。舊時，同盟關係的立足點，很大程度是建基於兩者在軍事上的合作，以抗衡和防範蘇聯在東歐的勢力可從東面摻進。可是，蘇聯解體後，歐美失去了維繫同盟關係的共同敵人，令兩者的政策更易出現分歧。歐盟亦不願再看見美方無視歐洲的利益，事事以單邊主義作結。從小布殊（George W. Bush，小布希）無視法、德兩國反對執意入侵伊拉克、不願確認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及出兵干預利比亞內戰的例子可見，歐洲和美國的戰略利益和眼界，早不如冷戰時期般同步。
觀乎這段同盟關係，美方最大的籌碼是歐洲對美軍及其核保護傘的依賴，但事實上，特朗普並非首位美國總統對此表示不滿。奧巴馬（歐巴馬）曾在利比亞內戰中，接受《大西洋雜誌》採訪時抱怨歐洲人「搭便車」，呼應了他主政時的首任國防部長蓋茨（Robert Gates）的觀點，「直言不諱的現實是，美國國會及政治體制的容納和耐心將漸減⋯⋯那些不願意投入必要資源或改革的國家，必須顯示出自己是認真、有能力的防禦伙伴⋯⋯」。因此，在「美國優先」的旗幟下，特朗普只是揭穿了歐盟在外交上的弱點，而非直接令同盟關係變質的始作俑者。換言之，關係變更應追溯至冷戰結束之際，只是現實上沒有一位領袖能像特朗普撕破政治禁忌，道出政治現實。
在「美國優先」的旗幟下，特朗普只是揭穿了歐盟在外交上的弱點，而非直接令同盟關係變質的始作俑者。
誠如早前馬克龍乘着一戰百周年紀念所言，在「網絡戰爭和民主體制受干擾之際，歐洲需要保護自己，以應對中國、俄羅斯，甚至美國」。儘管特朗普隨後發文批評提案，還語帶譏諷地指「美國當年趕到（巴黎）前，法國人已經在學習德語了」，嘗試離間法、德兩國。但平情而論，馬克龍有意藉「永久合作架構」（Permanent Structured Cooperation, PESCO）組建軍隊，以應對國際秩序走向多極化，符合歐洲未來發展和戰略自主的目標。
所謂的戰略自主，是指歐盟能像戴高樂當年的願景一樣，不但能獨力承擔起保衛家國的責任，更能獨立地根據自身利益，制定適合外交政策，避免再次發生像美國退出伊朗核協定後，歐盟須絞盡腦汁，協助企業逃避美國制裁的窘境。乍聽起來，在現時國防開支極不對等的情況下，戰略自主看似是緣木求魚的理想狀態，但從近年歐美戰略目標的分歧可見，馬克龍的願景理應是歐洲追求長遠穩定的指導原則。
雖說PESCO由籌備、落實，到成功融合，非一代領袖足以推動的龐大工程，但去年底23個歐盟成員國啟動歐洲防衛協議，亦是向前邁出了一大步。理論上，PESCO的框架可讓多國更有效率地集結資源，用於軍事採購和研發；而創建歐洲防衛基金（European Defense Fund）和馬克龍提出的「歐洲干預倡議」（European Intervention Initiative），則可透過共同規劃和軍隊交流，建構泛歐洲的共同戰略目標。倘若軍事整合順利，歐盟基本上已可減低對軍事上對美國的依賴，制定自主獨立的外交路線，脫離馬克龍所稱的附庸國地位。
在極端民族主義再度興起之際，軍事整合亦可視作契機，修補現時歐盟成員國在政經之爭的缺口。
再者，對於歐洲一體化的支持者而言，在極端民族主義再度興起之際，軍事整合亦可視作契機，修補現時歐盟成員國在政經之爭的缺口。現時歐盟所面對的內部挑戰，不但在政治上有波蘭、匈牙利等國對核心價值的踐踏，經濟上亦有英國脫歐、意大利財政預算超出上限的爭議。反而，以軍事整合作為「第三條」推進歐洲一體化的手段，較容易在諸國中找到共識，特別是在俄羅斯干預烏克蘭內戰後，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和波蘭等國已對俄國的擴張行為充滿戒心。加上俄國以支援當地民兵發動戰爭的伎倆，未必能滿足北約條款第五條中集體防衛機制的門檻，軍事整合或是更有效能團結歐盟各國的必要手段。
先安內、後攘外
如果說，戴高樂在外交上的遠見與魄力，堪為當代歐洲政治領袖之楷模；那麼他在社會、經濟和文化議題上的保守一面，則為當下紛爭更多地提供了教訓。
法國總統馬克龍上任初期，不少人都對其抱有期望，並希望他能與默克爾攜手改革歐盟。一年半已過，馬克龍的改革大計尚未現實，即要面對因國內連番經濟政策失誤，而引發「黃背心運動」，更拖累馬克龍的支持度由剛上任時的六成多，大跌至兩成三。
觀乎是次「黃背心運動」的起因，表面上是基層民眾不滿上調燃油稅，而自發上街示威，但馬克龍向示威者釋出善意，宣布暫緩上調燃油稅後，民眾怨氣尚未平息，更反映出馬克龍的經濟改革失敗之處。政治上，法國或許與德國在歐盟內有同等地位；但經濟上，法國卻被德國比下去。面對國內近一成的失業率和兩成的青年失業率，故馬克龍上台後大刀闊斧，推行經濟改革也是正確之舉。
雖然共和前進黨（LREM）在國會佔絕對多數，令馬克龍可以接連推行新政策，但改革的重擔卻是落在基層市民身上。對於基層民眾來說，改革長遠而言或可提升經濟競爭力，增加就業，但問題是，一般改革皆需要數年時間才漸見成效。民眾未其利，先見其弊。上調燃油稅、削減國營鐵路工人福利等，損失最多的都是基層民眾；反觀，在馬克龍早前的預算案中，卻推出多項被視為親商、親資本的政策，包括大減富人稅和引進單一稅率的資本利得稅等，更似是加深社會的階級矛盾和貧富差距。
馬克龍甫一上任便強調總統威儀，卻被抱怨不夠體察民情，在「黃背心運動」中遭受重挫，可算是重蹈戴高樂覆轍。
平情而論，馬克龍上台後，大刀闊斧推行經濟改革，本想振興歐元區第二大經濟體，本意皆無不妥。但銳意透過削減公共開支來實行改革，此等新自由主義的作風，加上馬克龍長期擺出菁英主義的姿態，只會使民眾強化對建制的不滿，認為改革僅使會富人變得更加富裕，故馬克龍對面的不只是燃油稅，而是背後的社會公義和分配不均的大環境。
以此觀照，戴高樂執政期間所遭遇的最重大危機，無疑是1968年的「五月風暴」，這一歷史事件固然有極為複雜的起因，但戴高樂未能及時體察經濟發展所導致的人心思變，尤其是社會結構面臨自由化壓力，仍然沿襲家長制作風，無疑是肇因之一。雖然憑藉其極高政治威望，戴高樂最終度過這場危機，但日後公投失敗退出政壇，不可不謂早有伏筆。
馬克龍甫一上任便強調總統威儀，卻被抱怨不夠體察民情，在「黃背心運動」中遭受重挫，可算是重蹈覆轍。不過好在其首個總統任期尚餘大半，仍然有機會改弦更張，在外交自主和獨立建軍的「攘外」初見成效之前，先汲取歷史經驗教訓，打好「安內」的強固基礎。
結語
歐洲要在國際舞台找到自身的定位，平衡各方勢力之餘，亦可減少美國依賴，戴高樂的提案或是滿途荊棘的出路。
雖然戴高樂辭世將近半世紀，塑造其外交政策的冷戰格局亦已成歷史，但將軍對歐洲發展抱有的現實主義眼光，至今仍有警世作用。現時在大國政治博亦中，歐盟正面對中國崛起、俄國的安全威脅和美國逐步回歸到孤立主義的國際格局。在利益、目標各走迥異之時，若歐盟有意重新走上戴高樂所提倡的「自主路線」，軍事上已再不能寄人籬下。只有軍事獨立，歐盟才能不受掣肘，根據自身利益來設定外交目標和政策。
誠然，必定有人質疑歐盟各國有否足夠的政治決心和能力，來推動軍事一體化。畢竟外交乃是內政的延伸，現時德、法兩國內部疑歐聲音日漸狀大，當務之急是解決國內的經濟失衡、極端主義抬頭等問題，特別是在2015年難民危機過後，對部分政客來說，推動歐盟深化整合更是政治自殺，難以得到選民認同。可是長遠而言，一個分裂的歐洲，將難以應對未來的地緣政治挑戰，而歐洲要在國際舞台找到自身的定位，平衡各方勢力之餘，亦可減少美國依賴，戴高樂的提案或是滿途荊棘的出路。
（杳三，國際關係研究者）
戴高樂是 Synarchie 會員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