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吳易叡：誰搭建了誑言的平台？賀建奎基因編輯風波的另一種讀法

甚囂塵上的基因編輯寶寶事件從十一月底掀起波瀾至今，還沒有落幕的跡象。

從麻省理工學院Technology Review的披露，到事件主角賀建奎在香港大學做報告，人類的歷史進程在短短一個星期之間幾乎被改寫。科學家「不負責任」、「冒進」、「冷漠」、「如猛獸般」的實驗設計，一夕之間成為眾矢之的。他所隸屬的南方科技大學、合作的醫院馬上和他劃清界線。超過百位中國科學家聯署譴責莽夫的無知自大，科技部也決定針對他「嚴重違反國家法律和倫理準則」的行為進行查處。言下之意，所有人要他一肩扛起責任，收拾起這個爛攤。

在香港大學的基因組編輯高峰會上，當全世界都還在揣測主角到底會不會出現時，中國社科院的倫理哲學家邱仁宗在第一時間批評了賀建奎的實驗。隔日，大批媒體湧進會場，科學家拎著公事包出場，開場白便對自己造成的錯誤供認不諱。

然而在許多人眼裏，他的認錯誠意不足，回答問題時也避重就輕；他略過所有倫理程序的細節不談，認為整件事的錯誤在於實驗細節的「意外」曝光，堅持他對孿生寶寶胚胎所動的手腳是出自於善意。在走出會場之前，有人對他高喊「Shame on you!」，會後港科院院長徐立之也表達了他的失望。但總之，賀建奎完成了報告。

匹夫之諒還是精心計劃?

然而，這個風波到底是科學家所堅持的意外，還是有背後不為人知的腳本？各種陰謀論不出意料地四處竄延，在推特上甚至還有學者直指這是個有高層布局、多方參與的研究項目，而賀建奎只是馬失前蹄的白手套。最新一期《科學》和《自然》兩大雜誌則對中國官方的決心有所保留，原因是事件發展至今，除了科技部要求中止實驗之外，各種層級所允諾的調查是否兌現，我們還不得而知。

撇開科學家是否只是眼界窄小、缺乏智謀，或是權謀算盡、利益薰心，在這個人類危機的節點，我們著實忽略了許多細節。怎麼說呢？就在高峰會上，特首林鄭月娥在開幕講台上細數承辦機構時，曾把「英國皇家學會」誤稱為「香港皇家學會」，某種程度上暴露了她對科學的陌生，這情由可原；但當受邀與會的美國國家醫學院院長曹文凱，振奮地宣布香港醫院管理局預備提供大數據庫，作為基因研究的基礎資料來源時，四天的會議中卻無人討論這個承諾背後所牽涉的倫理問題。

我們把時間都拿來申斥一個在五天內一炮而紅的科學家。

撇開科學家是否只是眼界窄小、缺乏智謀，或是權謀算盡、利益薰心，在這個人類危機的節點，我們著實忽略了許多細節。

有什麼事情可能更重要卻被忽略了呢？這麼問吧。舉例來說，為什麼此時此刻，賀建奎漏洞百出的演出會在香港登場？

坐在會場，除了大會流程手冊之外，每個人都會拿到一本由香港創新及科技局編輯的本子，其中羅列了大灣區成為東亞科技樞紐中心的各種優渥條件：最吸引人的是資金，然後是充滿競爭力的市場機會。除此之外，手冊還宣傳了香港方便的基礎建設和美食，另外還有一項是被此城引以為傲的「安全城市」。為此，解說頁面配上了一張照片以說明香港的安全環境：在重慶大廈外恪守崗位的警察。我和鄰座的人類學者看了這張自鳴得意的照片，不禁背脊一涼：「這就是政府所標榜的安全嗎？」諷刺的是，在會場披露「嚴重違法」實驗細節，並對人類福祉構成潛在傷害的賀建奎，卻沒在此時被移送調查。

登場的大灣區和怯場的中國

大灣區，是粵港澳三地政府對於珠江三角洲的重新包裝。這個原先以代工為主的城市群，如今因為經濟型態的丕變而脫胎換骨，創新及科技更是讓灣區發展更上一層的亮點。灣區的規劃除了香港本身的學術基礎，還有已經在深圳發展成熟的「亞洲矽谷」新創環境。除了和中科院簽署備忘錄，成立灣區院士聯盟，政府還推出引進科技人才計劃，吸引全球排名前百大學畢業的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STEM)專家來港。十一月底重金打造的基因編輯高峰會，無疑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讓香港向全世界展現自己不但有潛力，甚至已經走在尖端科技的前沿。

但是中科院卻在籌辦過程當中悄悄地退場。跟進議題多時的醫藥新聞《StatNews》指出，高峰會的名稱由三年前的「基因(gene)」改為今年度的「基因組(genome)」，足見這三年來CRISPR技術在生殖科技領域搶盡風頭的發展速度。中科院表面上退出籌辦團隊的說詞，說的是在北京覓不著能夠容納五百位科學家的場地，但讓人心啟疑竇的卻是中國無法滿足大會對於資訊透明度的要求。實際上，三年前中國就出現過經過基因組編輯的人類胚胎 ，在那之後，漫天的傳言直稱下一步就是訂製嬰兒的誕生。

撇開科學家自己的操守問題，如果我們問的是：是誰搭建了誑言的平台？科學對他們來講又意味著什麼？答案又會是什麼呢？

我們可以這麼看：賀建奎一連在YouTube上發布的五段影片，是實驗消息走漏之後，紙包不住火而不得不做出的回應。但熟悉倫理法則的人心裏都有數，YouTube如果是一個擁護企業道德的媒體平台，對這些影片應該事先進行嚴格審查而不得上架。耐人尋味的是，從中科院在高峰會籌備團隊中急忙抽身，到香港會議場地的出現，其中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這位由物理學者搖身一變成為基因編輯專家的賀建奎，此前一篇相關研究都還沒發表過，若不是香港大會要求報告透明，他原先的報告內容會是什麼？撇開科學家自己的操守問題，如果我們問的是：是誰搭建了誑言的平台？科學對他們來講又意味著什麼？答案又會是什麼呢？

離譜的是，在高峰會結束之後，再回頭查找MIT Technological Review披露的兩份登記在中國臨床試驗註冊中心、並且已經通過倫理審查的文件，會發現：在十一月底，其中一份已經被改為「因不能提供原始數據提供審核，已駁回註冊申請」；十二月初，兩份文件的網絡鏈結都已失效。很明顯地，在我們把矛頭都指向科學家造假的同時，丟擲石頭的人也在不斷遮蓋自己的錯誤。整個事件除了看起來太像是一群無所適從的科學家們拋出的風向球之外，更透露出一個事實：大錯的鑄成是「我們的」共業。

整個事件除了看起來太像是一群無所適從的科學家們拋出的風向球之外，更透露出一個事實：大錯的鑄成是「我們的」共業。

科技社會關係的認知及想像

除了資金、市場和人才之外，對於科技在社會中作用的認知或是想像，或許是大灣區目前最缺乏的。

十幾年前，石黑一雄的科幻小說《別讓我走》，描述了在一間名為海爾森的寄宿學校裡，每一個學生都有一個監護人，他們的生活受到無微不至的照顧/監管。但他們從小就被隱瞞一個事實：所有的同學都是複製人，而且比他們自己的本尊還要健康。一旦成年，他們都得犧牲成為器官的捐贈者。故事的男女主角是寄宿學校裏一起長大的青梅竹馬，他們發現了這個彌天大謊之後，相信只要帶著自己有「創意」的證據去找校長，證明自己擁有「人性」便可以免於殺身之禍。但最後他們敗興而歸。

另外一個故事比較鮮為人知，是新加坡已故小說家Gopal Baratham在更早時寫就的短篇《終極商品(The Ultimate Commodity)》。那是一個最後放棄吹哨的科學家的掙扎：在一個國家級實驗室裡，科學家正在研發一種物質，讓人們喝下之後，白血球組織抗原(HLA)就會消失，每個人都會變成完美的器官捐贈者，之後進行任何器官移植手術都不需進行配對。科學家無法想像這個實驗的後果，於是悻悻然地離開了實驗室。但有一天，政府竟然悄悄地把這個神藥倒進新加坡河。所有公民被迫飲用了河水，成了完美的器捐者；同時這個神藥有著鮮為人知的副作用，所有人的臉孔逐漸模糊，最終無法辨認出彼此。

某種程度上，基因組經過編輯的寶寶就好比《別讓我走》裏的寄宿生，他們的生命受到（自認為）完美的調控；規範和思慮不周的社會，也可比《終極商品》裏的實驗室。但這兩則故事提醒我們的都不是實驗本身有多麼瘋狂，而是人與科技的處遇，還有是否能夠在這些處境裏維持人性和自然人價值的各種辯論。

事到如今，許多討論都為時已晚，出現的是讓人更錯愕的極端建議，包括是否可用絕育或殺戮來預防人類基因池的污染。當我們對這位罪魁禍首豎起一萬隻中指時，也不要忘記早有研究發現塑膠裏的BPA已開始悄悄改動人類的基因組態。這些，到底誰該負責？

我們是否也準備好迎接賽伯格世代了呢？面對「它(非他或她)們」的來勢洶洶，其實沒什麼新穎或更了不起的倫理法則好參照。

然而，就算我們傾力維護了基因池，或許不消另外一個十年，人工智能便開始與自然人爭奪資源和地盤。我們是否也準備好迎接賽伯格世代了呢？面對「它(非他或她)們」的來勢洶洶，其實沒什麼新穎或更了不起的倫理法則好參照。

早在千禧年之前，科技社會學者已經提醒過我們，創新其實只是個充滿分岔路的花園。我們永遠無法單靠經驗或是調控一個因素去決定一個發展路線。更重要的是，這些路線會隨著應用科技的群體需求而改變，而路線帶來的則是價值的暗示。是什麼樣的文化讓科學家願意鋌而走險？一個已知自己走在科技前沿的社會，為什麼法律依然停滯不前？政策和教育體系給了公民多少支持，科技的擁有者又是否知道自己能給大眾多少許諾？

對比於紐約、舊金山和東京灣區，倉促成立但自信滿滿的香港創新科技局，雖然提出各種數據說明粵港澳獨特的環境，但實際上這自栩富有的大灣區體質依然薄弱。薄弱的不是基礎建設的闕如，更不是人才不足，而是缺乏對人文風景的完整想像和藍圖，還有對生活在此地每位健康和鰥、寡、孤、獨、廢、疾公民的理解和尊重。即便沒有賀建奎帶來的風波，即便這個風波不是在香港登場，面對基因編輯寶寶的誕生，如果我們能做的仍只有譴責和切割，那要休怪自己太晚發現搭上了這輛無人駕駛車，在一頭撞毀自己之前，仍洋洋得意。

（吳易叡，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醫學倫理及人文學部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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