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吴易叡：谁搭建了诳言的平台？贺建奎基因编辑风波的另一种读法

甚嚣尘上的基因编辑宝宝事件从十一月底掀起波澜至今，还没有落幕的迹象。

从麻省理工学院Technology Review的披露，到事件主角贺建奎在香港大学做报告，人类的历史进程在短短一个星期之间几乎被改写。科学家“不负责任”、“冒进”、“冷漠”、“如猛兽般”的实验设计，一夕之间成为众矢之的。他所隶属的南方科技大学、合作的医院马上和他划清界线。超过百位中国科学家联署谴责莽夫的无知自大，科技部也决定针对他“严重违反国家法律和伦理准则”的行为进行查处。言下之意，所有人要他一肩扛起责任，收拾起这个烂摊。

在香港大学的基因组编辑高峰会上，当全世界都还在揣测主角到底会不会出现时，中国社科院的伦理哲学家邱仁宗在第一时间批评了贺建奎的实验。隔日，大批媒体涌进会场，科学家拎著公事包出场，开场白便对自己造成的错误供认不讳。

然而在许多人眼里，他的认错诚意不足，回答问题时也避重就轻；他略过所有伦理程序的细节不谈，认为整件事的错误在于实验细节的“意外”曝光，坚持他对孪生宝宝胚胎所动的手脚是出自于善意。在走出会场之前，有人对他高喊“Shame on you!”，会后港科院院长徐立之也表达了他的失望。但总之，贺建奎完成了报告。

匹夫之谅还是精心计划?

然而，这个风波到底是科学家所坚持的意外，还是有背后不为人知的脚本？各种阴谋论不出意料地四处窜延，在推特上甚至还有学者直指这是个有高层布局、多方参与的研究项目，而贺建奎只是马失前蹄的白手套。最新一期《科学》和《自然》两大杂志则对中国官方的决心有所保留，原因是事件发展至今，除了科技部要求中止实验之外，各种层级所允诺的调查是否兑现，我们还不得而知。

撇开科学家是否只是眼界窄小、缺乏智谋，或是权谋算尽、利益薰心，在这个人类危机的节点，我们著实忽略了许多细节。怎么说呢？就在高峰会上，特首林郑月娥在开幕讲台上细数承办机构时，曾把“英国皇家学会”误称为“香港皇家学会”，某种程度上暴露了她对科学的陌生，这情由可原；但当受邀与会的美国国家医学院院长曹文凯，振奋地宣布香港医院管理局预备提供大数据库，作为基因研究的基础资料来源时，四天的会议中却无人讨论这个承诺背后所牵涉的伦理问题。

我们把时间都拿来申斥一个在五天内一炮而红的科学家。

撇开科学家是否只是眼界窄小、缺乏智谋，或是权谋算尽、利益薰心，在这个人类危机的节点，我们著实忽略了许多细节。

有什么事情可能更重要却被忽略了呢？这么问吧。举例来说，为什么此时此刻，贺建奎漏洞百出的演出会在香港登场？

坐在会场，除了大会流程手册之外，每个人都会拿到一本由香港创新及科技局编辑的本子，其中罗列了大湾区成为东亚科技枢纽中心的各种优渥条件：最吸引人的是资金，然后是充满竞争力的市场机会。除此之外，手册还宣传了香港方便的基础建设和美食，另外还有一项是被此城引以为傲的“安全城市”。为此，解说页面配上了一张照片以说明香港的安全环境：在重庆大厦外恪守岗位的警察。我和邻座的人类学者看了这张自鸣得意的照片，不禁背脊一凉：“这就是政府所标榜的安全吗？”讽刺的是，在会场披露“严重违法”实验细节，并对人类福祉构成潜在伤害的贺建奎，却没在此时被移送调查。

登场的大湾区和怯场的中国

大湾区，是粤港澳三地政府对于珠江三角洲的重新包装。这个原先以代工为主的城市群，如今因为经济型态的丕变而脱胎换骨，创新及科技更是让湾区发展更上一层的亮点。湾区的规划除了香港本身的学术基础，还有已经在深圳发展成熟的“亚洲硅谷”新创环境。除了和中科院签署备忘录，成立湾区院士联盟，政府还推出引进科技人才计划，吸引全球排名前百大学毕业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专家来港。十一月底重金打造的基因编辑高峰会，无疑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让香港向全世界展现自己不但有潜力，甚至已经走在尖端科技的前沿。

但是中科院却在筹办过程当中悄悄地退场。跟进议题多时的医药新闻《StatNews》指出，高峰会的名称由三年前的“基因(gene)”改为今年度的“基因组(genome)”，足见这三年来CRISPR技术在生殖科技领域抢尽风头的发展速度。中科院表面上退出筹办团队的说词，说的是在北京觅不著能够容纳五百位科学家的场地，但让人心启疑窦的却是中国无法满足大会对于信息透明度的要求。实际上，三年前中国就出现过经过基因组编辑的人类胚胎 ，在那之后，漫天的传言直称下一步就是订制婴儿的诞生。

撇开科学家自己的操守问题，如果我们问的是：是谁搭建了诳言的平台？科学对他们来讲又意味著什么？答案又会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这么看：贺建奎一连在YouTube上发布的五段影片，是实验消息走漏之后，纸包不住火而不得不做出的回应。但熟悉伦理法则的人心里都有数，YouTube如果是一个拥护企业道德的媒体平台，对这些影片应该事先进行严格审查而不得上架。耐人寻味的是，从中科院在高峰会筹备团队中急忙抽身，到香港会议场地的出现，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位由物理学者摇身一变成为基因编辑专家的贺建奎，此前一篇相关研究都还没发表过，若不是香港大会要求报告透明，他原先的报告内容会是什么？撇开科学家自己的操守问题，如果我们问的是：是谁搭建了诳言的平台？科学对他们来讲又意味著什么？答案又会是什么呢？

离谱的是，在高峰会结束之后，再回头查找MIT Technological Review披露的两份登记在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并且已经通过伦理审查的文件，会发现：在十一月底，其中一份已经被改为“因不能提供原始数据提供审核，已驳回注册申请”；十二月初，两份文件的网络链结都已失效。很明显地，在我们把矛头都指向科学家造假的同时，丢掷石头的人也在不断遮盖自己的错误。整个事件除了看起来太像是一群无所适从的科学家们抛出的风向球之外，更透露出一个事实：大错的铸成是“我们的”共业。

整个事件除了看起来太像是一群无所适从的科学家们抛出的风向球之外，更透露出一个事实：大错的铸成是“我们的”共业。

科技社会关系的认知及想像

除了资金、市场和人才之外，对于科技在社会中作用的认知或是想像，或许是大湾区目前最缺乏的。

十几年前，石黑一雄的科幻小说《别让我走》，描述了在一间名为海尔森的寄宿学校里，每一个学生都有一个监护人，他们的生活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监管。但他们从小就被隐瞒一个事实：所有的同学都是复制人，而且比他们自己的本尊还要健康。一旦成年，他们都得牺牲成为器官的捐赠者。故事的男女主角是寄宿学校里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他们发现了这个弥天大谎之后，相信只要带著自己有“创意”的证据去找校长，证明自己拥有“人性”便可以免于杀身之祸。但最后他们败兴而归。

另外一个故事比较鲜为人知，是新加坡已故小说家Gopal Baratham在更早时写就的短篇《终极商品(The Ultimate Commodity)》。那是一个最后放弃吹哨的科学家的挣扎：在一个国家级实验室里，科学家正在研发一种物质，让人们喝下之后，白血球组织抗原(HLA)就会消失，每个人都会变成完美的器官捐赠者，之后进行任何器官移植手术都不需进行配对。科学家无法想像这个实验的后果，于是悻悻然地离开了实验室。但有一天，政府竟然悄悄地把这个神药倒进新加坡河。所有公民被迫饮用了河水，成了完美的器捐者；同时这个神药有著鲜为人知的副作用，所有人的脸孔逐渐模糊，最终无法辨认出彼此。

某种程度上，基因组经过编辑的宝宝就好比《别让我走》里的寄宿生，他们的生命受到（自认为）完美的调控；规范和思虑不周的社会，也可比《终极商品》里的实验室。但这两则故事提醒我们的都不是实验本身有多么疯狂，而是人与科技的处遇，还有是否能够在这些处境里维持人性和自然人价值的各种辩论。

事到如今，许多讨论都为时已晚，出现的是让人更错愕的极端建议，包括是否可用绝育或杀戮来预防人类基因池的污染。当我们对这位罪魁祸首竖起一万只中指时，也不要忘记早有研究发现塑胶里的BPA已开始悄悄改动人类的基因组态。这些，到底谁该负责？

我们是否也准备好迎接赛伯格世代了呢？面对“它(非他或她)们”的来势汹汹，其实没什么新颖或更了不起的伦理法则好参照。

然而，就算我们倾力维护了基因池，或许不消另外一个十年，人工智能便开始与自然人争夺资源和地盘。我们是否也准备好迎接赛伯格世代了呢？面对“它(非他或她)们”的来势汹汹，其实没什么新颖或更了不起的伦理法则好参照。

早在千禧年之前，科技社会学者已经提醒过我们，创新其实只是个充满分岔路的花园。我们永远无法单靠经验或是调控一个因素去决定一个发展路线。更重要的是，这些路线会随著应用科技的群体需求而改变，而路线带来的则是价值的暗示。是什么样的文化让科学家愿意铤而走险？一个已知自己走在科技前沿的社会，为什么法律依然停滞不前？政策和教育体系给了公民多少支持，科技的拥有者又是否知道自己能给大众多少许诺？

对比于纽约、旧金山和东京湾区，仓促成立但自信满满的香港创新科技局，虽然提出各种数据说明粤港澳独特的环境，但实际上这自栩富有的大湾区体质依然薄弱。薄弱的不是基础建设的阙如，更不是人才不足，而是缺乏对人文风景的完整想像和蓝图，还有对生活在此地每位健康和鳏、寡、孤、独、废、疾公民的理解和尊重。即便没有贺建奎带来的风波，即便这个风波不是在香港登场，面对基因编辑宝宝的诞生，如果我们能做的仍只有谴责和切割，那要休怪自己太晚发现搭上了这辆无人驾驶车，在一头撞毁自己之前，仍洋洋得意。

（吴易叡，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医学伦理及人文学部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