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楊鳳崗：中梵臨時協議，雙方同處困境各取所需

9月22日梵蒂岡時間中午12點（北京時間18點），梵蒂岡和北京同時發布了一則消息，兩國關係自此開啟了新一頁。

中國外交部網站首發的消息非常簡短，標題是「中國同梵蒂岡就有關問題簽署臨時性協議」，內容不足百字：「2018年9月22日，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王超同梵蒂岡代表團團長、教廷與各國關係部副部長卡米萊利在北京舉行會談，並簽署關於主教任命的臨時性協議。中梵雙方將繼續保持溝通，推動雙方關係改善進程繼續向前發展。」

新華網、人民網、環球網、澎湃新聞等諸多官方媒體迅即轉發了這條新聞，隻字不差，誰都不敢越雷池一步。既沒有透露協議的任何內容，也沒有附加任何評論。這種小心謹慎，顯示官員、官學和媒體的噤若寒蟬。個中原因，或許與「戰鬥的無神論」勢頭正盛有關（作者在相關研究中將中國大陸官方意識形態下的不同立場分為「戰鬥的無神論」、「啟蒙的無神論」和「温和的無神論」三種——編者注），而結果則是造成了「對內隱瞞迴避、對外無言以對」的局面。

諸多中國官方媒體迅即轉發了外交部新聞，隻字不差，誰都不敢越雷池一步。既沒有透露協議的任何內容，也沒有附加任何評論。

梵蒂岡新聞網中文發布的正式消息，題目和內容都突出「聖座」這個主體——「聖座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就主教任命問題簽署臨時性協議」，僅序言就超過了百字：「在逐漸互相接觸後，聖座國務院與各國關係部門副秘書長卡米萊利蒙席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副部長王超於9月22日在北京針對主教任命問題簽署了一份臨時性協議，祈願它能對在中國的教會生活、中國人民的福祉與世界和平作出積極的貢獻。」

然後用三倍的文字展開敘述：「很長時間以來聖座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斷地接觸，以商討共同關心的教會問題，推動進一步的合作關係，本月二十二日梵蒂岡外交部副部長安東內伊•卡米萊利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副部長王超，分別作為梵中雙方的代表團團長，在北京舉行了一次會談。 在此次會談期間，兩位雙方代表簽署了一項有關主教任命的臨時性協定。該項臨時性協議是一個循序漸進和相互靠近的成果，是經過漫長過程的慎重商討後簽署的，協議也將就其本身的落實情況進行定期性的評估。該協議涉及教會生活極其重要的主教任命問題，併為更廣泛的雙方合作創造條件。雙方的共同期望是該項協定能促進一個富有成果和遠見的雙邊對話，並能為在中國的天主教生活、中國人民的福祉及世界的和平做出積極的貢獻。」

上述消息發布半個小時之後，梵蒂岡新聞網又用中文發布聖座新聞室主任伯克的進一步說明：「這並非進程的終點，而是個開端。這關乎對話、雙方有耐心地互相聆聽，即使彼此來自非常不同的立足點。協議的目的不是政治性質，而是牧靈性質，讓信友們擁有與羅馬共融、同時也受中國當局承認的主教。」寥寥數語，隱含着背後有諸多爭議，試圖在竭力打消一些人的疑慮。

梵蒂岡「拼上老本」的超常妥協？

隨上述原則性宣告而來的，是梵蒂岡單方面宣布：教宗正式重新接納八位中國自選自聖的主教，並且批准承德教區的建立。這一舉措，和中國方面的語焉不詳形成鮮明對照。

關於教區，梵蒂岡一直以來維持1949年前的劃分，斷交後未再做調整，而中國官方的天主教教區劃分則已經隨着行政區劃而變動。兩套教區系統的疆界多有重疊，有的地方同屬兩三個不同教區，從而出現地上地下兩三個主教爭相主持教務的局面，讓很多信徒倍感無所適從。按照當前的行政區劃建立承德教區，是梵蒂岡方面接受現實，減少地上地下主教紛爭的地理緣由，算是改進對於信徒牧養工作的務實之舉。這只是一個開端，還有很多教區需要做類似的調整。

關於主教，1958年中國拋開羅馬天主教教宗，開始自選自聖，但忠實於教宗的主教轉入地下，並且一直堅持聖統傳承，從而形成地上地下兩套主教系統。近幾十年來，很多中國自選自聖的主教背着中國當局暗中取得了教宗的接納批准，這雖然是中國政府所反對的，卻無力阻止。事實上，大部分地上主教已經獲得教宗的批准，屬於中國和聖座都已經承認的主教。但是仍有八位自選自聖的主教，他們分別擔任官方的中國天主教愛國會或省級天主教愛國會的主席和副主席，一直未被梵蒂岡方面接納，算是落入「絕罰」，即開除教籍，據傳其中幾位甚至私下有妻女，這顯然違反天主教基本教規。

這次為了達成臨時協議，教宗宣布免除這八個人的絕罰，接受其為合乎教會法的主教，這顯然是打破教規教法的超常妥協，可以算作拼上了老本。相反，另有三十多位已經由教宗任命的地下主教，卻至今不被中國官方接受。這些地下主教的命運，迄今前途未卜。

這次為了達成臨時協議，教宗宣布免除這八個人的絕罰，這顯然是打破教規教法的超常妥協，可以算作拼上了老本。而中國官媒的低調和簡短，似乎在刻意對內隱瞞。

從目前看來，這次達成臨時協議是以梵蒂岡單方面妥協為前提的，中國方面基本上做到了寸步不讓，唯一的改變是以外交文件的形式，正式承認了聖座在主教任命問題上應有一定的角色。對於這一點點改變，稍微有天主教常識的人都知道，這原本就是理所應當的，因為不被羅馬天主教教宗承認的主教神父和信徒，便不再是羅馬天主教的一部分。

但是，中共的宗教基本政策中包括一句「宗教團體和宗教事務不受外國勢力的支配」，這句話語焉不詳，卻已是老生常談，在「戰鬥的無神論者」那裏，便可能據此把這個協議看作是向外國勢力的妥協。因此，中國官媒的低調和簡短，似乎在刻意對內隱瞞。當然，也有可能是尚在暗中較勁，因為選任主教的具體方式，雙方都秘而不宣，不排除背後正在進行着關於控制權的激烈鬥爭。

簽署協議時機：雙方各取所需

臨時協議的消息雖在週末發布，世界輿論已經嘩然，絕大多數傳統媒體、新媒體和自媒體表達出對於羅馬天主教教廷的極度失望，甚至可以說是「罵聲一片」，認為這是羅馬教廷對於堅持以無神論為意識形態的中國共產黨的妥協和投降，是對於忠於教宗的天主教徒的背叛和出賣，是 「送羊入虎口」。

絕大多數媒體表達出對於羅馬天主教教廷的極度失望，甚至可以說是「罵聲一片」。

自從新的《宗教事務條例》在2018年2月生效以來，中國已經在全國範圍內開展對於各種宗教的整改治理，其中對於基督宗教的重點打壓，包括取締基督教家庭教會和天主教地下教會，查封或拆毀未獲批准的教堂和聚會點，已獲批准的教堂則拆除屋頂十字架、強插國旗、強貼領袖像和宣傳口號、強令唱紅歌等等。臨時協議在這個時候簽署，將會導致對天主教打壓的減少、抑或加劇呢？這尚待觀察。

為什麼挑選這個時候簽署這個協議？其實，相關事務的外交磋商，已經進行了十幾年，中梵雙方都謹小慎微，因此進展緩慢，終於等到雙方都覺得可以接受一個協議之時，正好趕上了當下這個大環境，這可能屬於外交關係進展中的一個偶然不幸。不過，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認，當前雙方各自面臨很多麻煩，而雙方都正試圖藉助這樣一個協議改善各自的窘況。

當前中梵雙方各自面臨很多麻煩，而雙方都正試圖藉助這樣一個協議改善各自的窘況。

從梵蒂岡方面來說，近來因為在美國和歐洲的神父性侵幼童醜聞而陷入教會內外的激烈批評，天主教內部甚至有人要求教宗方濟各退位，因此，梵蒂岡方面或許希望通過這個與中國的臨時協議，能夠改變輿論焦點，避開醜聞窘況。

從中國方面來說，與美國的貿易戰越陷越深，甚至正在擴展到意識形態和國家安全等多方面對抗，「一帶一路」戰略也頻頻受阻，因此需要在外交上有所突圍。現在，對中國主動示好的國家，除了亟需經濟援助的弱小和專制國家以外，似乎只有梵蒂岡了。與梵蒂岡修好，雖然沒有直接的經濟貿易利益可談，但間接的利益潛能卻很大，因為拉丁美洲、南歐、東歐有很多天主教徒占人口多數的國家。假如中梵改善關係，特別是如果能夠實現中梵建交、甚至教宗訪華，想必這會帶動跟這些國家關係的改善，從而改善中國在國際上的處境。

對中國而言，與梵蒂岡修好，雖然沒有直接的經濟貿易利益可談，但間接的利益潛能卻很大。

梵蒂岡雖然是「彈丸之地」，面積只相當於紫禁城的三分之二，經濟和軍事等方面都基本可以忽略不計。但是，位於梵蒂岡的聖座（Holy See）不僅是個主權國家，而且教宗是全球將近13億天主教徒的精神領袖，積累了兩千年的宗教資本非常雄厚，對於東正教和新教等其他基督宗教信徒也有相當影響。聖座與教宗在很多國際事務中享有很大的發言權，其軟實力不可低估。

無領袖的時代，一紙協議意義何在？

但是，雙方是否能夠如願以償，尚待觀察。天主教內部的很多問題積重難返，教宗方濟各剛就任時世界各國民眾對他的期許和喜愛，目前正在消退中。而中國更是內憂外患、問題多多。

更重要的是，幾十年的無神論宣傳和近幾年的回潮，雖然未能阻擋包括天主教在內的宗教復興，卻使得中國的精英分子大部分缺少基本的宗教知識。近年來「戰鬥的無神論」大行其道，橫掃政界、學界、甚至宗教界。因此，這個臨時協議或許沒有多大的約束意義，在「戰鬥的無神論者」們主導下，中國方面隨時可能退縮，回到封閉和高壓的老路上去。

在「戰鬥的無神論者」們主導下，中國方面隨時可能退縮，回到封閉和高壓的老路上去。

在這樣的環境中，只有極具決斷力的領袖，才有可能扭轉乾坤。當年，在文化大革命高潮過後，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看到與美國修好的必要，抓住有利時機開展乒乓外交，然後果斷迎來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季辛吉）和總統尼克松（尼克森）先後訪華，從而改寫了國際關係歷史，為後來的改革開放鋪就道路，也使得中國的經濟起飛成為可能。

然而，在沒有真正領袖的時代，人們對變局還能有什麼期待呢？

不過，基督宗教在中國已經紮根。我相信，無論中梵關係如何發展，都不會阻擋基督徒人數的繼續增長，因為社會文化條件使然。文革禁教滅教十多年，天主教徒人數沒有減少，文革前三百萬，文革後還是三百萬，基督新教信徒人數則成倍增加，從文革前的一百萬增加到文革後的三百萬，過去四十多年更增加了至少十倍、二十倍，甚至可能三十倍。當下的打壓，如同播下的小麥幼苗必須經歷嚴冬一樣，嚴冬過後，必定會更加茁壯地成長。

（楊鳳崗，美國普度大學Purdue University社會學教授、中國宗教與社會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