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趙楚：中日關係並未根本好轉，只是出於權宜的戰術回調

2018年9月12日，亦即「九一八事變」紀念日之前6天，中日再度實現首腦會談。這一充滿象徵意味的舉動，結合近年來中日政經高層互動空前頻密的事實，使人們普遍得出「中日關係正在轉暖」的結論。

中日關係事關中國亞太與全球政策重要方面，而中日關係過去20多年處於相當困難境地，因此，如何看待目前中日關係的轉暖，尤其是中國的有關政策走向，這些問題不僅對於前瞻中日關係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對於理解中國改革開放時期總體政策圖景，都具備基礎工作意義。

愛恨交織：兩代人的中日關係世紀體驗

日本是亞洲率先實現近現代轉型的國家，日本近現代的對華侵略既是中國遭受的最嚴重外敵傷害，也是造就中國近現代歷史演變的一大推手。而在中國社會心理與意識層面，有兩代人獨特的中日關係體驗不得不說：其一是甲午戰爭後到20世紀初的一代人，其二則是20世紀末至今的一代人。這兩代人各處於世紀之交，所經歷的中日關係有共同之處，即兩國國力的強弱轉變，以及三四十年時間內兩國關係的劇烈動盪起伏。兩代人的這種獨特歷史體驗，是理解現當代中國社會對日問題基本心理和認知的關鍵，也有助於理解今日的中日關係並前瞻其走向。

這兩代人各處於世紀之交，所經歷的中日關係有共同之處，即兩國國力的強弱轉變，以及三四十年時間內兩國關係的劇烈動盪起伏。

從孫中山、黃興和蔣介石等政壇領袖，到章太炎、魯迅和李大釗等文化名流，甲午戰爭後的留學日本潮流造就了中國近現代史上許多赫赫有名之士。這些人既經歷了向日本學習，藉以推動中國社會和國家向現代轉型，其中大多數人又成為後來抗日運動的領導者與中堅者。撇開這代人對日個人經驗的具體異同，這種親仇冷暖跌宕起伏的感情經歷是最突出特徵。而出乎意料的是，中國抗戰勝利70年後，這種罕見和激烈的歷史體驗又為新一代知識人所遭遇。

出生於上世紀50和60年代的一代中國人，青春時代有類似甲午後留學日本人士的經驗：從報刊連篇累牘的日本「先進」和「美好」的報導，到日本影視和文學作品的轟動時髦。但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不知不覺間，「世代友好」的聲調減小乃至消失。隨着釣魚島爭執的白熱化，經濟與軍事安全疑慮的上升和擴散，中國對日政策和媒體批判調門步步升高，同時，日本對華的歷史懺悔聲調也漸變，遂有今日人們習見的種種不幸事態。

過去30年中，中國對日關係發生了劇烈變化，即從1980年代的中日蜜月到後來的種種糾葛麻煩。從中國方面來說，最初的決策者和指導者是參與抗日戰爭的一代人，而後續的決策者則是經歷1980年代「對日友好」的一代人，後者的日本觀念在很大程度上與前一代人是一脈相承的，即一種源於抗日戰爭年代需要的歷史意識形態建構——日本為亞洲帝國主義之執牛耳者，其基本國策為歷史上蒙元和滿清式的席捲吞併中國，日本對中國的近現代化進程造成根本傷害，血債累累未償。

如果說在世界外交和國際關係史上有典型的「死人抓住活人」和「歷史意識與敘事扭曲現實關係」的案例，則當代的中日關係可謂舍此莫屬。

這些觀念的政策邏輯中間發生變化，現實動力是1970年代的反蘇大戰略與1980年代的經濟開放需要。然而，隨着中國改革開放政策帶來國力上升，到1990年代至今，蘇聯解體，國際大環境丕變，中日基本國力天平發生變動，中國的對日歷史意識形態復甦了，而且以更具有進攻性的形態出現：在政治上、經濟上和軍事上壓制日本的聲音，逐漸成為決策者和政策指導者的主流思想。與上世紀前半葉的人們相比，一個變化是，新一代人對日政策思維日漸強勢，決心以中國主導的東亞秩序格局重整中日關係——其根底還是對日戰略上的徹底疑慮與敵意。而日本則對此無所適從，由此帶來對華政策的變化。

如果說，在世界外交和國際關係史上有典型的「死人抓住活人」和「歷史意識與敘事扭曲現實關係」的案例，則當代的中日關係可謂舍此莫屬。

歷史意識形態下的中日關係

1990年代，中共第三代領導人執政期間，對外政策方面出現了一種被自我界定為「大國外交」的觀念。作為這一政策的實踐，有兩個方面引人注意，其一是將對外大政錨定在對美歐外交的基礎之上，這同時相應帶來對日關係的降格評估；其二是主權領土完整的政策導向日益強烈，具體而言，此一政策面向又分別有兩個具體的表現，那就是對台政策的嚴厲化，和對日關係上領土問題的優先考慮。

推動中國走上對外政策日益積極與主動的主要動力，是力量內外評估的變化。隨着經濟總量指標的上升，在蘇聯解體前後，中國也經歷了自身的政治危機。中國對外政策決策者認為，要奠定化解未來政治安全威脅，必須大膽運用新國力，建構全球性大國地位，而這種新戰略思維在地區政策方面，則自然導致對日政策從1980年代的友好協力和合作，轉向中國主導的地區整合。此間，由於紅色意識形態的消退，民族主義的新意識形態日益主流化，這又為傳統中日歷史對抗性意識形態復活提供了絕佳的機會。這也是中國過去20多年來抗日神劇風行、對日話鋒遽轉的根本原因。

中國對外政策決策者認為，要奠定化解未來政治安全威脅，必須大膽運用新國力，建構全球性大國地位，這種新戰略思維在地區政策方面導致對日政策從1980年代的友好協力和合作，轉向中國主導的地區整合。

「大國外交」所代表的政策與戰略觀念變化，直接和間接地都與日本有關。日本曾在甲午戰爭後長期佔據台灣，台灣的主權恢復是抗日戰爭勝利的歷史成果；釣魚島主權爭端的根源也在甲午後中日力量天平的傾斜。凡此種種，都為對日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提供了新的養料。基於中國獨特的決策體制特點，以及中國決策者對社會輿論的決定性支配力度，於是，以第三代領導人訪日為標誌，中日關係失去了前進動力。1995年到2000年的台海大演習，促使日本對華從「經濟威脅論」猜疑轉入「軍事威脅論」擔憂，而2002年以來圍繞釣魚島和東海主權權益問題的爭端，則直接帶來中日關係的「小冰川期」。

檢視對日歷史意識形態，不難發現，雖然當代中國對日態度日趨嚴厲和壓制性，但其基本歷史敘事仍然是1937年式的弱勢思維，即竭力渲染日本的對華野心和陰毒。這種主要訴諸歷史感情的意識形態敘事，忽略了戰後70年亞太基本戰略格局的變化，也無視了現實中日關係與歷史的滄桑之變。激烈的弱者感情宣揚和強勢蠻橫的政策話語，奇怪地融於一爐，這導致的直接後果是，中國的大國雄心在處理重要近鄰問題上遭遇重大挫頓。「巴黎和會」後五四運動式的主權捍衞話語是傳統弱國常見的政策工具，而這與強國的地區和全球權力政策論述，事實上是衝突的。

雖然當代中國對日態度日趨嚴厲和壓制性，但其基本歷史敘事仍然是1937年式的弱勢思維，即竭力渲染日本的對華野心和陰毒。

國際權力結構的建構需要實力基礎，但這種實力不僅是硬性的，更是願景、機制和制度性的軟性力量，其框架是包容和共贏的，是國際公共產品的生產和提供者；而主權邏輯則是絕對排他和獨佔性的。以現實來考察，中國曾在世紀之交一度設想和推動東亞地區經濟一體化，乃至中日韓與東南亞的經濟區域化，但由於獨佔性權力思維，這些政策都無疾而終。更有甚者，從中國「10+1」區域化政策，到目前完全中國主導的「一帶一路」倡議，忽略和輕視日本是其基本特點。

中國基於歷史意識形態的對日權力思維的一個體現是，對於當代日本「國家正常化」的訴求，中國在政策上堅持否定和批判的立場。中國的決策者及政策闡釋者完全不假思索地從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歷史敘事，來界定日本的「國家正常化」目標與政策，完全無視在戰後三代人之後，日本社會乃至國際社會已經對日本「正常化」的訴求視為理所當然；而且，即使從東亞和亞太未來國際合作體制與機制角度看，一個在政治上發揮更大作用的日本，對中國和國際社會都是有益的；中國不應以歷史經驗看待中日之間合理的國家與國力競爭，而應該推動這種競爭在合作意願下往良性的方向發展。但從目前中國政策思維看，尚不能說這一點已有重大變化。

目前中日關係的回暖，從中國方面來說，與其說是兩國關係根本好轉，不如說更多地是出於現實亟需的戰術回調。

在此情形下不難看出，目前中日關係的回暖，從中國方面來說，與其說是兩國關係根本好轉，不如說更多地是出於現實亟需的戰術回調；因為根本影響中國對日決策的歷史意識形態，並無修正和消除的跡象，其暫時的沉睡只是出於權宜的考量而已。而在日本方面，維持和追求中日關係解凍的動力，則是現實的經濟利益和國際市場競爭的需要。

重構中日關係的歷史敘事

如上所述，中日關係目前呈現的回暖，是兩國（尤其中國）現實需求評估變化的產物。一方面，中美貿易戰和中國的國內經濟困難，促使中國尋求穩定中日關係，而日本方面則是在中國內外大政急劇動盪的時期，希求保持在中國的現實和未來市場利益。

這種權益化的政策思維出於最迫切現實考量，卻絲毫未觸動中國對日歷史意識形態的根基。因此，要從根本上更新中國對日政策，重塑21世紀的兩國關係，需要從基本面重構思維和話語，而重中之重則是以開放的視角重構中日關係的歷史敘事，藉以超越作為根本阻礙的中國對日歷史意識形態。

要從根本上更新中國對日政策，需要從基本面重構思維和話語，而重中之重則是以開放的視角重構中日關係的歷史敘事。

以現代觀念來看，歷史解釋本是開放性的知識話語體系。與意識形態化歷史敘事的僵化和教條化相反，現代化的歷史解釋凸顯更全面的歷史圖像。以中日關係的近現代歷程而言，近現代日本固然有侵略和危害中國的真實歷史，但同時無可否認，它也是中國近現代化的重要外部影響者。幾代留學者不僅是歷史抗戰的中堅，更透過在日學習，把諸多近現代化學術知識引進中國，開啟中國近現代知識與社會轉型的重要力量。在政治和軍事領域，近代日本可以說是中國歷史轉型的熱心推動者與贊助者。同盟會以日本為主要基地，得到日本政商各界支持。侵略和控制的政策在很長時間內只是日本內部對華政策選項之一而已。民國軍政經濟人物出於日本教育者在在多有，與日本有千絲萬縷的個人和政治聯繫，凡此種種均可看出，日本並非中國的天註定民族敵人。

再以1980年代以降而言，除了新時期的「東洋洋插隊」熱潮，日本的ODA對華政府援助和企業對華投資熱潮，實際上是改革開放政策得以順利實施的重要外部動力。與狹隘的民族主義論述相反，日本對華產業投資和開拓，不僅啟動了中國當代對外開放的第一波熱潮，更重要的是，兩國新歷史條件下的商業和市場融合，為兩國未來關係奠定了深厚基礎。隨着中國產業和經濟發展，中日總體經濟國力與分工出現了自然的變化，但中日經濟提攜和互補的大局未變，在人們津津樂道的日本高端產業鏈之外，日本的市場文化和社會發展仍有太多值得中國學習和借鑑的領域。

形而上學的歷史決定論觀念，在邏輯上封閉了政策改弦更張的可能。

同時必須指出的是，在政治和軍事安全領域，日本走上對華侵略的軍國主義道路也不是歷史註定的，而是日本大正後政策指導者大戰略誤判和錯誤選擇的結果。今日反思和檢視中國的對日歷史意識形態，以及此種意識形態指導下建構的歷史敘事，首先不能迴避的，就是歷史意識形態思維賴以為根基的「歷史決定論」觀念，因為形而上學的歷史決定論觀念，在邏輯上封閉了政策改弦更張的可能；當「以史為鑑」的傳統思維走向僵化，未來不再是今天人們有責任去選擇和創造的事物，而是基於模糊、強烈且不可置疑的歷史感情推動的自動延續進程。

質言之，日本會不會在未來再走上稱霸和侵略的道路？中日是否還將「必有一戰」？更進一步說，現實的中日關係究竟會走向下一個「九一八」，還是實現歷史和解，開創真正告別過去的新民族和國家友好前程？這些問題都不是歷史學問題，而是現實的政治、利益權衡和價值取向的選擇問題。

在這個意義上說，歷史並不必然決定未來，它只有在一種條件下才會可能，即人們決定選擇以某種歷史解釋來建構未來。這是今日我們討論和展望中日關係時必須正視的起碼歷史常識。歷史已經過去，但未來正在人們手中，有待於其決定。對此，人們要有足夠的自覺和警惕。

（趙楚，中國軍事戰略問題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