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赵楚：中日关系并未根本好转，只是出于权宜的战术回调

2018年9月12日，亦即“九一八事变”纪念日之前6天，中日再度实现首脑会谈。这一充满象征意味的举动，结合近年来中日政经高层互动空前频密的事实，使人们普遍得出“中日关系正在转暖”的结论。

中日关系事关中国亚太与全球政策重要方面，而中日关系过去20多年处于相当困难境地，因此，如何看待目前中日关系的转暖，尤其是中国的有关政策走向，这些问题不仅对于前瞻中日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理解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总体政策图景，都具备基础工作意义。

爱恨交织：两代人的中日关系世纪体验

日本是亚洲率先实现近现代转型的国家，日本近现代的对华侵略既是中国遭受的最严重外敌伤害，也是造就中国近现代历史演变的一大推手。而在中国社会心理与意识层面，有两代人独特的中日关系体验不得不说：其一是甲午战争后到20世纪初的一代人，其二则是20世纪末至今的一代人。这两代人各处于世纪之交，所经历的中日关系有共同之处，即两国国力的强弱转变，以及三四十年时间内两国关系的剧烈动荡起伏。两代人的这种独特历史体验，是理解现当代中国社会对日问题基本心理和认知的关键，也有助于理解今日的中日关系并前瞻其走向。

这两代人各处于世纪之交，所经历的中日关系有共同之处，即两国国力的强弱转变，以及三四十年时间内两国关系的剧烈动荡起伏。

从孙中山、黄兴和蒋介石等政坛领袖，到章太炎、鲁迅和李大钊等文化名流，甲午战争后的留学日本潮流造就了中国近现代史上许多赫赫有名之士。这些人既经历了向日本学习，借以推动中国社会和国家向现代转型，其中大多数人又成为后来抗日运动的领导者与中坚者。撇开这代人对日个人经验的具体异同，这种亲仇冷暖跌宕起伏的感情经历是最突出特征。而出乎意料的是，中国抗战胜利70年后，这种罕见和激烈的历史体验又为新一代知识人所遭遇。

出生于上世纪50和60年代的一代中国人，青春时代有类似甲午后留学日本人士的经验：从报刊连篇累牍的日本“先进”和“美好”的报导，到日本影视和文学作品的轰动时髦。但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不知不觉间，“世代友好”的声调减小乃至消失。随着钓鱼岛争执的白热化，经济与军事安全疑虑的上升和扩散，中国对日政策和媒体批判调门步步升高，同时，日本对华的历史忏悔声调也渐变，遂有今日人们习见的种种不幸事态。

过去30年中，中国对日关系发生了剧烈变化，即从1980年代的中日蜜月到后来的种种纠葛麻烦。从中国方面来说，最初的决策者和指导者是参与抗日战争的一代人，而后续的决策者则是经历1980年代“对日友好”的一代人，后者的日本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与前一代人是一脉相承的，即一种源于抗日战争年代需要的历史意识形态建构——日本为亚洲帝国主义之执牛耳者，其基本国策为历史上蒙元和满清式的席卷吞并中国，日本对中国的近现代化进程造成根本伤害，血债累累未偿。

如果说在世界外交和国际关系史上有典型的“死人抓住活人”和“历史意识与叙事扭曲现实关系”的案例，则当代的中日关系可谓舍此莫属。

这些观念的政策逻辑中间发生变化，现实动力是1970年代的反苏大战略与1980年代的经济开放需要。然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带来国力上升，到1990年代至今，苏联解体，国际大环境丕变，中日基本国力天平发生变动，中国的对日历史意识形态复苏了，而且以更具有进攻性的形态出现：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压制日本的声音，逐渐成为决策者和政策指导者的主流思想。与上世纪前半叶的人们相比，一个变化是，新一代人对日政策思维日渐强势，决心以中国主导的东亚秩序格局重整中日关系——其根底还是对日战略上的彻底疑虑与敌意。而日本则对此无所适从，由此带来对华政策的变化。

如果说，在世界外交和国际关系史上有典型的“死人抓住活人”和“历史意识与叙事扭曲现实关系”的案例，则当代的中日关系可谓舍此莫属。

历史意识形态下的中日关系

1990年代，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执政期间，对外政策方面出现了一种被自我界定为“大国外交”的观念。作为这一政策的实践，有两个方面引人注意，其一是将对外大政锚定在对美欧外交的基础之上，这同时相应带来对日关系的降格评估；其二是主权领土完整的政策导向日益强烈，具体而言，此一政策面向又分别有两个具体的表现，那就是对台政策的严厉化，和对日关系上领土问题的优先考虑。

推动中国走上对外政策日益积极与主动的主要动力，是力量内外评估的变化。随着经济总量指标的上升，在苏联解体前后，中国也经历了自身的政治危机。中国对外政策决策者认为，要奠定化解未来政治安全威胁，必须大胆运用新国力，建构全球性大国地位，而这种新战略思维在地区政策方面，则自然导致对日政策从1980年代的友好协力和合作，转向中国主导的地区整合。此间，由于红色意识形态的消退，民族主义的新意识形态日益主流化，这又为传统中日历史对抗性意识形态复活提供了绝佳的机会。这也是中国过去20多年来抗日神剧风行、对日话锋遽转的根本原因。

中国对外政策决策者认为，要奠定化解未来政治安全威胁，必须大胆运用新国力，建构全球性大国地位，这种新战略思维在地区政策方面导致对日政策从1980年代的友好协力和合作，转向中国主导的地区整合。

“大国外交”所代表的政策与战略观念变化，直接和间接地都与日本有关。日本曾在甲午战争后长期占据台湾，台湾的主权恢复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成果；钓鱼岛主权争端的根源也在甲午后中日力量天平的倾斜。凡此种种，都为对日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新的养料。基于中国独特的决策体制特点，以及中国决策者对社会舆论的决定性支配力度，于是，以第三代领导人访日为标志，中日关系失去了前进动力。1995年到2000年的台海大演习，促使日本对华从“经济威胁论”猜疑转入“军事威胁论”担忧，而2002年以来围绕钓鱼岛和东海主权权益问题的争端，则直接带来中日关系的“小冰川期”。

检视对日历史意识形态，不难发现，虽然当代中国对日态度日趋严厉和压制性，但其基本历史叙事仍然是1937年式的弱势思维，即竭力渲染日本的对华野心和阴毒。这种主要诉诸历史感情的意识形态叙事，忽略了战后70年亚太基本战略格局的变化，也无视了现实中日关系与历史的沧桑之变。激烈的弱者感情宣扬和强势蛮横的政策话语，奇怪地融于一炉，这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中国的大国雄心在处理重要近邻问题上遭遇重大挫顿。“巴黎和会”后五四运动式的主权捍卫话语是传统弱国常见的政策工具，而这与强国的地区和全球权力政策论述，事实上是冲突的。

虽然当代中国对日态度日趋严厉和压制性，但其基本历史叙事仍然是1937年式的弱势思维，即竭力渲染日本的对华野心和阴毒。

国际权力结构的建构需要实力基础，但这种实力不仅是硬性的，更是愿景、机制和制度性的软性力量，其框架是包容和共赢的，是国际公共产品的生产和提供者；而主权逻辑则是绝对排他和独占性的。以现实来考察，中国曾在世纪之交一度设想和推动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乃至中日韩与东南亚的经济区域化，但由于独占性权力思维，这些政策都无疾而终。更有甚者，从中国“10+1”区域化政策，到目前完全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倡议，忽略和轻视日本是其基本特点。

中国基于历史意识形态的对日权力思维的一个体现是，对于当代日本“国家正常化”的诉求，中国在政策上坚持否定和批判的立场。中国的决策者及政策阐释者完全不假思索地从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历史叙事，来界定日本的“国家正常化”目标与政策，完全无视在战后三代人之后，日本社会乃至国际社会已经对日本“正常化”的诉求视为理所当然；而且，即使从东亚和亚太未来国际合作体制与机制角度看，一个在政治上发挥更大作用的日本，对中国和国际社会都是有益的；中国不应以历史经验看待中日之间合理的国家与国力竞争，而应该推动这种竞争在合作意愿下往良性的方向发展。但从目前中国政策思维看，尚不能说这一点已有重大变化。

目前中日关系的回暖，从中国方面来说，与其说是两国关系根本好转，不如说更多地是出于现实亟需的战术回调。

在此情形下不难看出，目前中日关系的回暖，从中国方面来说，与其说是两国关系根本好转，不如说更多地是出于现实亟需的战术回调；因为根本影响中国对日决策的历史意识形态，并无修正和消除的迹象，其暂时的沉睡只是出于权宜的考量而已。而在日本方面，维持和追求中日关系解冻的动力，则是现实的经济利益和国际市场竞争的需要。

重构中日关系的历史叙事

如上所述，中日关系目前呈现的回暖，是两国（尤其中国）现实需求评估变化的产物。一方面，中美贸易战和中国的国内经济困难，促使中国寻求稳定中日关系，而日本方面则是在中国内外大政急剧动荡的时期，希求保持在中国的现实和未来市场利益。

这种权益化的政策思维出于最迫切现实考量，却丝毫未触动中国对日历史意识形态的根基。因此，要从根本上更新中国对日政策，重塑21世纪的两国关系，需要从基本面重构思维和话语，而重中之重则是以开放的视角重构中日关系的历史叙事，借以超越作为根本阻碍的中国对日历史意识形态。

要从根本上更新中国对日政策，需要从基本面重构思维和话语，而重中之重则是以开放的视角重构中日关系的历史叙事。

以现代观念来看，历史解释本是开放性的知识话语体系。与意识形态化历史叙事的僵化和教条化相反，现代化的历史解释凸显更全面的历史图像。以中日关系的近现代历程而言，近现代日本固然有侵略和危害中国的真实历史，但同时无可否认，它也是中国近现代化的重要外部影响者。几代留学者不仅是历史抗战的中坚，更透过在日学习，把诸多近现代化学术知识引进中国，开启中国近现代知识与社会转型的重要力量。在政治和军事领域，近代日本可以说是中国历史转型的热心推动者与赞助者。同盟会以日本为主要基地，得到日本政商各界支持。侵略和控制的政策在很长时间内只是日本内部对华政策选项之一而已。民国军政经济人物出于日本教育者在在多有，与日本有千丝万缕的个人和政治联系，凡此种种均可看出，日本并非中国的天注定民族敌人。

再以1980年代以降而言，除了新时期的“东洋洋插队”热潮，日本的ODA对华政府援助和企业对华投资热潮，实际上是改革开放政策得以顺利实施的重要外部动力。与狭隘的民族主义论述相反，日本对华产业投资和开拓，不仅启动了中国当代对外开放的第一波热潮，更重要的是，两国新历史条件下的商业和市场融合，为两国未来关系奠定了深厚基础。随着中国产业和经济发展，中日总体经济国力与分工出现了自然的变化，但中日经济提携和互补的大局未变，在人们津津乐道的日本高端产业链之外，日本的市场文化和社会发展仍有太多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的领域。

形而上学的历史决定论观念，在逻辑上封闭了政策改弦更张的可能。

同时必须指出的是，在政治和军事安全领域，日本走上对华侵略的军国主义道路也不是历史注定的，而是日本大正后政策指导者大战略误判和错误选择的结果。今日反思和检视中国的对日历史意识形态，以及此种意识形态指导下建构的历史叙事，首先不能回避的，就是历史意识形态思维赖以为根基的“历史决定论”观念，因为形而上学的历史决定论观念，在逻辑上封闭了政策改弦更张的可能；当“以史为鉴”的传统思维走向僵化，未来不再是今天人们有责任去选择和创造的事物，而是基于模糊、强烈且不可置疑的历史感情推动的自动延续进程。

质言之，日本会不会在未来再走上称霸和侵略的道路？中日是否还将“必有一战”？更进一步说，现实的中日关系究竟会走向下一个“九一八”，还是实现历史和解，开创真正告别过去的新民族和国家友好前程？这些问题都不是历史学问题，而是现实的政治、利益权衡和价值取向的选择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并不必然决定未来，它只有在一种条件下才会可能，即人们决定选择以某种历史解释来建构未来。这是今日我们讨论和展望中日关系时必须正视的起码历史常识。历史已经过去，但未来正在人们手中，有待于其决定。对此，人们要有足够的自觉和警惕。

（赵楚，中国军事战略问题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