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同性戀不再是罪孽，但印度的「進步」政治卻迷茫失措

2010年4月7日，印度北方邦阿里格爾穆斯林大學（Aligarh Muslim University）文學系的教授拉姆昌德拉·希拉斯（Ramchandra Siras）在寓所中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在此之前，他被人拍下在家中和一名男性三輪車伕做愛的鏡頭，引發軒然大波。

須知在印度，訂立於1861年英國殖民時代的刑法377條規定同性性行為「非自然」，必須面臨刑事懲罰。在可能遭到起訴，擔心丟掉教職、備受歧視的情形下，希拉斯表示：「我在這所大學任教了二十年，我永遠愛這裏，但我怕大家發現我是同性戀之後就不愛我了。」

2015年，希拉斯的故事被寶萊塢搬上了銀幕。與現實稍有不同的是，為了戲劇效果，電影將希拉斯的故事搬到了印度同性戀非罪化功敗垂成的一段現實中：電影裏，2009年德里高等法院認為同性戀不構成犯罪的判決為主角帶來了希望，然而這點希望很快在2013年最高法院的一紙判決中淪為了絕望：最高法院認為，377條並不構成違憲，同性戀非罪化問題只能交給議會解決。這項裁決事實上推翻了德里高院的判決，「守護」了恐同的377條。

希拉斯死去八年後，曾經讓印度LGBTQ群體絕望的最高法院，又以一紙裁決把他們送入了狂喜：今年9月6日，最高法院由五名大法官組成的法庭一致裁決認定刑法377條違憲。也就是說，同性性行為在印度刑法中不會再構成犯罪。

從訂立到最終失效，377條對印度性少數群體的束縛長達一個半世紀。如今一切似乎都開始轉變了，LGBTQ群體走上街頭慶祝，喜極而泣，彷彿看到新紀元的曙光。

然而仔細考察這一事件中的不同話語及策略，不難發現，一切都沒到足夠「進步人士」慶祝勝利的時候。

轉變，才剛剛開始

對印度的LGBTQ群體來說，最高法院的判決，彷彿寒風中令人振奮的一大杯熱飲，驅散了刺骨的寒意，宣泄了積壓已久的惆悵。本來，經歷了從2009年到2013年的翻轉，人們已經開始糾結「有生之年都不一定能見到377條的倒掉」。與之相比，2018年的這場勝利，來得幾乎是有些措手不及，它順利到來，倒是也讓更多人相信歷史終究會不斷前進——哪怕面對「保守勢力」的不斷阻礙、圍剿。

說到印度的保守勢力，如今執政的印度人民黨（Bhartiya Janata Party）政府，很難洗掉自己印度教民族主義的保守標籤。在同性戀問題上，印度人民黨過去幾年堅定地站在「道德衛士」的一邊。2013年12月，在最高法院暫時保住了377條後，其黨魁拉吉納特·辛格（Rajnath Singh）曾對媒體表示：「我們支持377條，因為我們相信同性戀是非自然的行為，我們不能支持同性戀。」而當時擔任北方邦國會議員、後來在2017年地方選舉中成為北方邦地方政府一把手的印度教僧侶阿蒂提亞納特（Yogi Adityanath）更是公開堅定的反同論者，反對任何試圖將同性戀非罪化的議案。更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印度政府還和俄羅斯、伊拉克、伊朗、埃及等國一起，支持一項旨在反對保障聯合國同性戀僱員權益的法案。

執政的印度人民黨政府，很難洗掉自己印度教民族主義的保守標籤。在同性戀問題上，印度人民黨過去幾年堅定地站在「道德衛士」的一邊。

如今，在377條被最高法院宣布違憲之後，印度人民黨的莫迪政府選擇了沉默。在國大黨、共產黨等反對黨派公開表示歡迎時，莫迪政府手握議會一半以上議席卻一言不發，像是一團陰雲，籠罩在印度LGBTQ群體的頭頂。

印度的LGBTQ群體當然不會天真地認為平權之路會一帆風順。在如前所述的政治冷感乃至直接反對、抵觸之外，印度社會整體的保守和冷漠，也是橫亙在性少數群體面前冰冷而堅硬的巨巖。如許多評論者指出，在印度社會中，基本的女性權益、乃至許多「天經地義」的異性戀者權益——受教育權、人身安全、個人婚戀自由——都仍然限制重重，人們被迫要不斷挺身而出爭取。在這種背景下，LGBTQ群體也就自然無法止步於簡單的非罪化成果。

印度社會中基本的女性權益、乃至許多異性戀者權益都仍然限制重重，在這種背景下，LGBTQ群體也就自然無法止步於簡單的非罪化成果。

況且，最高法院僅僅只在刑法上非罪化了同性戀行為。但印度的司法與社會體系錯綜複雜、盤根錯節。在司法上，即便解決了刑法問題，人們仍要面對更麻煩的民法問題：印度的民法分為印度教民法、伊斯蘭法、基督教民法等多個適用於不同「族群」的部分，其中對同性戀者的歧視和不公平對待比比皆是，而且基礎更加穩固。比如，在印度教民法和伊斯蘭法中，同性性行為都是被當作某種生活中的污點，有同性戀行為的當事人，往往在許多民事糾紛中處於很不利的位置。

而在此之外，整個社會在文化上對同性戀群體的歧視、排斥，仍然非常頑固。1996年，當女導演迪帕·梅塔（Deepa Mehta）的女同性戀題材電影《愛火》（Fire）在孟買上映時，反同社會人士上街遊行，多家影院遭到暴徒打砸。儘管如今最高法院的判決相信會改變許多人，但同性戀者在印度遭遇歧視、難以租房、被僱主解僱的例子，仍然會在可見的未來不斷發生。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面對這些意料之中的阻礙，LGBTQ群體並不是沒有準備。但是，在這句老話就要脱口而出的時候，社會中的「保守力量」卻有了些出人意料的變化。

「LGBTQ平權」的論述混戰

在377條被最高法院揉成廢紙之後，印度社會中不同的社會力量都以自己的方式論述性別問題。而最超乎常規的表態，來自於印度教極右翼團體「國民志願服務團」（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

這個身着歐式軍服、手持棍棒、展示男子氣概的印度教準軍事團體，一向以保守著稱。然而，面對9月初的裁決，國民志願服務團的聯合總書記霍薩巴雷（Dattatreya Hosabale）表示，同性戀並非犯罪，性取向是個人的事情而不是公共政治問題，服務團對此沒有特定的立場。也許是感覺這些言論太「激進」，他隨後又表示同性戀仍然是「社會上的不道德行為」，「不該用法律懲罰，但應當作為心理問題處理」。

更年輕的印度教民族主義者把矛頭對準穆斯林和基督徒，學習如何把對手打成「保守派」，把自己標榜成印度進步力量的代表。

更年輕的印度教民族主義者則把矛頭對準穆斯林和基督徒，學習如何把對手打成「保守派」，把自己標榜成印度進步力量的代表。右翼雜誌《自治》（Swarajya）連續刊載了一系列文章。在其中一篇題為「右翼如何選擇377條問題上的立場」的文章中，作者呼籲印度教右翼不要錯過「讓印度教成為一種現代宗教」的機會。在他看來，印度歷史上對同性戀問題一向是包容的，而現代的不包容來自於「糟糕的」穆斯林和西方基督教文化，尤其是深閨制度（Purdah，中世紀印度避免婦女公開露面的制度）和維多利亞式的道德，而這些東西並非來自印度教傳統。印度教右翼如今反對同性戀，在文章作者看來簡直是「上了穆斯林和天主教的賊船」，並對此痛心疾首。

頗為弔詭的是，從傳統印度教保守派中發出的這些新聲，部分利用（乃至以自己的方法解讀）了印度性別研究的學者們對次大陸性別史的洞察。性別研究學者魯斯·瓦尼塔（Ruth Vanita）曾經和同事一起整理了印度數千年歷史中來有關同性情愛的文學書寫。她在《印度同性愛情文學史》（Same Sex Love in India）一書中認為，印度傳統上的確有着對同性性行為乃至變性等行為的寬容——從古典時代的大史詩故事，到《愛經》對同性性行為的指引，再到莫卧兒時期在波斯文學影響下宮廷詩人男扮女裝書寫的女－女情愛豔情詩（Rekhti），對同性愛情和慾望的描寫與肯定絕不鮮見——無論是印度教還是伊斯蘭教，在次大陸都沒有大規模迫害同性性行為的歷史，反而都予以了寬容。今天的印度教右翼在論述同性戀問題時，無疑繼承了這一結論。只不過，強調印度教身份的他們，既選擇了抨擊西方引入的現代異性戀家庭價值，也無視了穆斯林統治的時代下印度仍然豐富的同性情慾空間。

如果細讀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米斯拉的判詞，我們會看到法律精英們的語言完全是自由主義的。

訴諸「反殖民」來證明LGBTQ的正當性、通過排斥「外來文化」來證明印度的寬容，這是進步派學者和青年印度教右翼各自選擇的印度同性戀非罪化論述。是否已經足夠混亂了？還不夠。如果細讀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米斯拉（Dipak Misra）的判詞，我們會看到法律精英們完全沒有討論如上的任何一條證成方式。法官的語言完全是自由主義的——「德國思想家歌德說，我就是我……」、「思想家叔本華說，沒有人能夠脱離自己的個體身份……」，「個體」、「個性」、「身份」、「個人」、「表達」……這些詞在判決書中反覆不斷地出現，而印度思想家、印度宗教的名字幾乎被打入冷宮。而從斯圖亞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米爾，彌爾）的文章到美國最高法院的宣判，無數有關個人自由的句子不斷得到米斯拉的引用。在判詞的高潮部分，這位印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幾乎以一種啟蒙先賢式的語氣大聲疾呼：「只有當每個人的個性都解放，我們才能說我們是一個自由的社會！」

右翼與性別研究語言之間的借用，法官的完全經典自由主義的語言……圍繞着LGBTQ問題，足以見證印度諸多政治意識形態論述及其政治實踐之間深不見底的割裂。這也足以顯示，如今「進步」一詞在印度社會中，面臨着怎樣的迷茫況味。

右翼的印度，進步力量的巴爾幹

將不同身份的邊緣人聯合起來，算得上當代左翼知識分子夢寐以求的理想。印度時評人、社會運動家兼作家阿蘭達蒂·洛伊（Arundhati Roy）以多年社運經歷為原型的小說《極樂之邦》（The Ministry of Utmost Happiness）中，就嘗試以「邊緣人的聯合體」作為理想的印度想像——在這本小說裏，穆斯林、變性人、不可接觸者（賤民）、LGBTQ、毛主義游擊隊員、克什米爾人和勞動階級經由一系列故事，人生軌跡得以交匯、共振，他們凝聚起來，共同創造着某種「不一樣的印度」。

然而現實則總是比理想要遠一步兩步甚至更多。在印度近年來的現實政治中，「進步」的定義日益碎片化，不同的身份成為拉扯、分割「進步」力量的動力，把印度的版圖切割成更細碎的片段。

比如，如今印度政治的一條主軸，是激進的印度教右翼對其他宗教的一場「文化戰爭」——藉助牛肉問題打擊穆斯林，不斷抬升「印度教價值」的地位，與此同時，莫迪政府又把「女性權益」提上日程，對民法中的伊斯蘭法部分展開激烈批評，並且2016年最高院判決傳統離婚方式「triple talaq」（連說三聲「talaq」即可休妻）違憲後，立刻在國會推出「穆斯林婦女」法案，一方面挑起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仇視，另一方面突出印度伊斯蘭教的保守習俗加以鞭笞。

在印度近年來的現實政治中，「進步」的定義日益碎片化，不同的身份成為拉扯、分割「進步」力量的動力，把印度的版圖切割成更細碎的片段。

在這樣的「戰鬥」中，「進步」力量的處境是艱難的——在傳統的選舉與身份政治中，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女性、下層低種姓、賤民、穆斯林和基督徒……都是不同的動員組別。印度的議會制和比例代表制使得任何組別都值得政黨爭取，也就使得選戰中的票倉和身份相掛鈎，在激烈的爭奪中不斷細分。也因此，愈是從人群中識別出「邊緣人」和「被壓迫者」，政治鬥爭的圖景就愈細化、分割化、碎片化。針對不同族群提出的議題，也就彼此之間更難融合。

這種碎片化不斷投射到印度「進步派」的政黨之中。在保守派由印度人民黨一統天下的時候，進步派政黨割裂為虛弱的國大黨與一群地方小政黨的鬆散聯合。在德里，普通人黨（Aam Admi Party）曾經在數年前藉助中下階層和城市中產的選票橫掃席位，但面對LGBTQ與宗教問題，黨魁凱吉利瓦爾（Kejriwal）卻常常沉默，或顧左右而言他；在西孟加拉，草根國大黨（All India Trinamool Congress）藉助穆斯林票倉和底層民眾站穩腳跟，卻帶有濃重的孟加拉地方主義，而無法在全國範圍內壯大；在喀拉拉，印度共產黨仍然掌權，但對宗教問題、性別問題的態度則格外教條；在北方邦，社會主義黨（Samajwadi Party）仍然是中等種姓的族群政黨……

儘管理想主義的學生社團常常將工農階級、克什米爾穆斯林、賤民與性少數群體同時作為動員、團結的對象。但遇到現實的選舉政治，這些理想圖景中本應該站在一起的族群，在全國政治版圖上，立即像巴爾幹半島那樣四分五裂——印度人曾經擔心太過多元的國家變成又一個巴爾幹，但如今，是保守力量在莫迪麾下整合成一個「大印度」，而進步派、左派的力量變成一串脆弱的孤島。

保守力量在莫迪麾下整合成一個「大印度」，而進步派、左派的力量變成一串脆弱的孤島。

這樣碎片化的政治圖景，可以說多少滋生在印度極其複雜的現代歷史論述中：印度教傳統、伊斯蘭傳統、殖民現代性、反殖民鬥爭……這些力量從來沒有誰真正勝出，保守中裹挾激進，激進中夾雜保守，知識分子不斷創造出多元的印度論述，一個底層充滿能動性、把傳統轉化成積極力量、充滿了無窮可能性的印度，希望這個印度的自發性、底層自發的抵抗和反抗能夠帶來激進的改變；而選舉政治不斷把這個印度變成技術上的身份細分，以利於選舉機器的分割動員。

對印度的右翼保守派來說，內部的分歧正在醞釀，但總體上，「經濟成長」、「強人政治」、「大國崛起」的話語，能夠把反同的、挺同的、夢想印度教復興的、期待印度教現代化的力量，都暫時團結在「更高更大」的目標之下，而反過來，印度的「進步派」能有什麼價值同時整合保守的伊斯蘭宗教學者和激進的毛主義游擊隊呢？又有什麼論述，能夠既不影響基層選區的種姓與身份政治，又在整體上給出「未來的印度應該怎樣」的整體想像呢？LGBTQ獲得了一場戰鬥的勝利，但當人們試圖將它轉化為進步派的全局戰役勝利時，他們會發現，印度的「進步」政治，可能從來沒有這麼迷茫而失措。

（任其然，南亞社會關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