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楊早：我們缺乏一個不逾規矩的類型片導演嗎？《邪不壓正》與壞小子姜文

​兩月前，《邪不壓正》在大陸上映，許多人又因為姜文吵起來了。

​誇獎的聲音比較相似，就是說《邪不壓正》「很姜文」，這個說法裏包含了任性、荒誕、魔幻、熱血、雄性荷爾蒙等一系列「姜文元素」。

質疑的聲音就各自不同了。有人說姜文「抖小機靈」，有人說他「夾帶私貨」、「自戀兼寵妻」，有人說他中年荷爾蒙已經不足所以不夠High，有人說他還像個任性的孩子不知道好好講故事，有人殷殷指點該向原著借三分從容，還有人痛心疾首地表示《邪不壓正》格調低了⋯⋯

《邪不壓正》，武俠動作喜劇片，姜文導演。改編自作家張北海武俠小說《俠隱》，講述1936年發生在北平城的間諜鬥爭。影片是姜文「民國三部曲」的終章，於2018年7月13日在中國上映，9月6日在香港上映。

《陽光燦爛的日子》這種「輝煌的高起點」，以及《鬼子來了》的悲情命運，鑄就了一個「姜文神話」。從那時到現在，是很多觀眾、評論者而不是姜文，深陷在這個神話中不能自拔。

質疑者想像的《邪不壓正》該是什麼樣子呢？就像不同年代開始看世界杯的球迷分別會迷戀巴西、阿根廷、意大利或德國一樣，有人希望姜文能延續《陽光燦爛的日子》的騷動與迷離，有人索求《鬼子來了》似的歷史反諷與反思，有人期盼還能看到《讓子彈飛》那樣的強烈衝突，還有人高喊為何《太陽照常升起》的詩意與壯烈不再⋯⋯當然還有原著黨的不滿：「沒有我期待的小說裏的烙餅炒雞子，差評！」

說實話，影片公映之前，我完全沒料想到這樣的局面。我以為經過《一步之遙》的萬馬齊喑（用姜文的話說叫「包子餵豬」），多少會有「洗粉」的作用——不喜歡姜文的人不再有所期待，而喜歡姜文的人也可以平心靜氣——至少，在「帶不帶觀眾玩兒」這一點上，《邪不壓正》比起《一步之遙》來，向觀影者提供了不只一根還算結實的枴杖。

我低估了這個時代的健忘與嚴苛。健忘，不只意味着他們只記得當年觀影的激動與喧囂，卻忘了爭吵之後的一地雞毛，也不會再去覆盤自己的衝動何來——某種意義上這種做法類似看完球不撿垃圾，只是期待下次進場，又是乾淨光鮮的場地，緊張刺激的比賽。健忘，還包括了「記吃不記打」，張藝謀從《英雄》到《三槍》再到《長城》就變成什麼樣了，人們還是只惦記着《活着》；同樣，二十多年過去了，再提《陽光燦爛的日子》有意思麼？

在我看來，《陽光燦爛的日子》這種「輝煌的高起點」，以及《鬼子來了》的悲情命運，鑄就了一個「姜文神話」。從那時到現在，是很多觀眾、評論者而不是姜文，深陷在這個神話中不能自拔，他們甚至拒絕與現在這個55歲的姜文和解，而是像一個個嚴苛的家長，仰面朝着天台上告白的孩子喊：媽媽覺得你的缺點是可以改正的，這樣你才能變成更好的自己⋯⋯

「姜文神話」是到了該破產的時候。當然不是跌落到「姜文跟崔永元一樣，只是電影愛好者，還不如普通導演」（網絡評語）的程度，而是平心靜氣來審視一下，姜文給這個時代帶來了什麼，這個時代又反饋給了姜文什麼。

最近 Netflix 甚至取消了「用戶影評」這個欄目，只提供「贊」或「否」——一個向上或向下的大拇指。

姜文曾經表達過他的困惑：為什麼我們年輕時看不懂電影，會覺得自己不行；現在的人看不懂電影，會覺得是電影不行？——我想「票房為王」的觀念確實已經深入人心，「用戶體驗」被互聯網企業喊得山響，正如我們多年之前曾經無比羨慕所謂資本主義的口號「顧客是上帝」，以及「無理由退貨」賦予消費者的某種獨裁者般的權力（當然是虛幻的），消費者已經無法容忍花錢觀看一部超出他們理解之外的電影。這種觀看期待，將電影這種產品牢牢地按在了「快消品」的位置上。最近 Netflix 甚至取消了「用戶影評」這個欄目，只提供「贊」或「否」——一個向上或向下的大拇指。當無數用戶像羅馬貴族在鬥獸場一樣，只用一根拇指就決定了角鬥士們的生死，電影的叢林法則就已經壁立千仞。

還有一種質疑是：為什麼《邪不壓正》讓觀眾看不懂，但又沒有一股「神作」的韻味？是的，這是《邪不壓正》與《刺客聶隱娘》的巨大不同。後者即使遭遇了普通觀眾睡着或退場的難堪場面，但仍然保持着「大師之作」的樣貌，讓批評者不太敢造次。而《邪不壓正》沒這種仙氣，它讓各種觀影人群都可以罵一句「胡鬧」（比如史航扮演的華北第一影評人潘公公，確實跟劇情毫無關係），姜文也就被冠上了「中國最大的熊孩子」的稱號。

姜文畢業於中央戲劇學院，他上學時或許不知道北京電影學院的那句口號「電影是對投資人負責的藝術」。但這麼多年電影生涯，豬都會知道每一個鏡頭後面都是嘩嘩作響的金錢。電影作為工業社會產兒，曾經擁有的三重屬性——商品、宣傳品、藝術品，後兩者早都在前者威壓下潰不成軍（想想《戰狼》在《建軍大業》面前的威風八面）。那些覺得當下一個導演還能任性地「玩電影」的小白想像，只適合豆瓣上的夢囈。真實的情況是：現實太殘酷了。這也是為什麼中國電影一窩蜂地狂追類型片，又一窩蜂地狂捧大IP（這一點還被有人用來DISS《邪不壓正》何以改編不夠知名的《俠隱》）。熱錢到處躥動，但永遠拜高踩低，只認票房。

姜文再牛氣，也不可能不跟資本達成某種程度的妥協。但在電影工業越來越訂製化、流水線化的背景下，姜文打造的成品，在很多媒體與觀眾眼裏，仍然是「任性」的產物。這種任性，首先反映出來的問題，就是不照顧甚至是毀滅觀眾的觀影快感。正如先鋒小說家們在1990年代就已經感受到轉向的危機，大批特立獨行或貌似特立獨行的導演在中國電影市場急劇擴大的十年間一直在搗鼓「名望+資本+訂製」的市場實驗。從第五代到第六代，從港台到內地，張藝謀、陳凱歌、王家衛、徐克、管虎⋯⋯而堅持初心的藝術片導演如侯孝賢、許鞍華、賈樟柯、王小帥、婁燁，迅速被電影市場邊緣化。

在這股順昌逆亡的潮流中，姜文是一個異數。一方面，正如他提醒記者的那樣，姜文拿過兩次票房冠軍，幾乎所有人都認為只要這壞小子不任性不失控，他並不缺乏商業成功的能力——而許鞍華或賈樟柯想成為票房冠軍，聽上去像是個笑話。

我們的觀影生活缺一個嚴絲合縫、不逾規矩的類型片導演嗎？生態多樣性不是一個領域保持活力的源泉嗎？神化與妖魔化之間，是不是必擇其一？

但另一方面，姜文也有着驚人的執拗。不管多少人參與編劇，不管資方多想控制影片的走向，姜文總能讓自己那些奇思異想洋溢在影片的每個角落。他不遵循商業化的敘事邏輯，不肯讓一個人物哪怕只是正邪兩面的「複雜」，他讓普通觀眾很難與人物發生共鳴——他們大都顯得瘋狂而極致，他也不肯心無旁騖地講一個乾淨的故事，總是枝節橫生，斷簡殘編。這麼說吧，如果姜文是一款軟件，那他就是一款界面很不友好的軟件。

這就是姜文。多數人認為他這種與時代大唱反調，不是能力問題而是姿態問題。這是讓已經被商業消費餵養得驕橫無比的受眾特別不能接受的。當他似乎就是那個才華橫溢卻眼高於頂的優異人士，「大院子弟」、「紅色貴族」之類的揶揄又鋪天蓋地而來。在一個名人爭當草根的時代，這就相當於一種道德批判。

此人之肉，彼人之毒。我不想細辨《邪不壓正》的好壞正誤。我只是想問一下這個時代的你我他：我們是否一定要不遺餘力打擊華語電影個人風格最強烈的導演？我們是否真的想看到姜文息影或變成徐崢？我們的觀影生活缺一個嚴絲合縫、不逾規矩的類型片導演嗎？生態多樣性不是一個領域保持活力的源泉嗎？神化與妖魔化之間，是不是必擇其一？

多數人認為他這種與時代大唱反調，不是能力問題而是姿態問題。這是讓已經被商業消費餵養得驕橫無比的受眾特別不能接受的。

在我看來，姜文是華語電影最有勇氣與想像力的導演。他自己說不關心物價，縱觀十年影史，他確實像站在時代之外的匠人，一心只想幹自己的活兒。他的作品就像貝聿銘在盧浮宮（羅浮宮）外建造的玻璃金字塔，愛者恨者都不計其數。面對將自身生命體驗盡數放進作品的作者，我總認為，氣場不合是一回事，因為氣場不合即否認其價值是另一回事。至少，從過往的經驗來看，票房口碑雙紅的《讓子彈飛》，熱鬧過後很少有人去做再解讀的嘗試，而當時票房口碑都異常走低的《太陽照常升起》與《一步之遙》，還不時有人說起，重看，回味。

藝術史上的壞小子不少。他們總是不滿足於既有的套路，總想把慣性與規範拆得七零八落。姜文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然而，在守門人缺席的時代，壞小子如世界盃賽場拖延時間的姆巴佩，完全暴露在公眾的口誅筆伐之下。如林的向下的拇指，會記載每一場時代的精神殺戮，記載異端甚至得不到濫竽者的權利。最終應了陸游一千年前的感慨：

老子舞時不須拍，梅花亂插烏巾香。
尊前作劇莫相笑。我死諸君思此狂。

楊早，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者，專欄作家，主要關注中國近現代輿論史與文化史、當代文化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