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趙瀾標：130多年前，那場早熟的「中國崛起」之辯

近年來，隨着中國的經濟實力和全球影響力之增長，關於「中國崛起」的話題成為中外學界與民間探討的熱點。作為一個總體處於上升期的國家，中國裏裏外外、大大小小的表現，都被觀察家們放在放大鏡下仔細審視。從中國經濟的軟硬著陸，到中國與美國之間潛在的「修昔底德陷阱」，再到爭論不休的「中國威脅論」，關於中國的崛起的好壞與否似乎從沒有過一個確切的、信服眾人的定論。

盲人摸象般的討論之所以辯無定論，是因為我等皆生活在中國「崛起」的進程中，而不是生活在一個「後崛起」的時代。用語法術語來說，這是一個「進行時態」，而不是一個「完成時態」。在民族主義史觀的渲染下，中國的普羅大眾都急切期待着「大國崛起」時刻的完成。而海內外的中國觀察家們則注重關注「大國崛起」對國際政治秩序的影響、以及這一現象背後所暗藏的重重危機。

在中國崛起的話題討論中，有關中國事務的評論家們可被大致分成樂觀派與悲觀派。前者認為中國的崛起是一個確實正在發生的過程，它能夠給國際秩序貢獻更積極的影響，崛起的中國會主動融入主流國際價值。在他們眼中，中國的崛起是必定會發生的——因為中國從來就是一個大國。相反，後者更傾向於檢索這種進程對現有國際秩序的負面影響，中國力量在本質上是否善意，以及中國到底是不是在崛起。

在過去一百年間的歷史當事者眼中，中國事實上曾不只一次「完成」了「崛起」，中國也曾不只一次地認為，自己已經壯大到有足夠實力去挑戰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

稍具歷史感的人都知道，中國追求「崛起」並非自近十年始，而是自19世紀中期遭遇西方並吞咽敗果以來、綿延一百多年的心結。如果說過去百年來中國人始終處於一個追求崛起的「進程」中，那麼，宣稱中國將要、或者已經崛起，就等同於宣稱崛起的「進程」即將結束，中國的大國時代即將到來。當代樂觀主義者與悲觀主義者正是就這一「進程」是否即將結束而展開討論。如果我們復盤歷史，細心的人會發現，在過去一百年間的歷史當事者眼中，中國事實上曾不只一次「完成」了「崛起」，中國也曾不只一次地認為，自己已經壯大到有足夠實力去挑戰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發生在130多年前的一場爭論便是一例。作為當代人，以事後諸葛亮的角度去看前人對中國是否已經崛起的判斷，我們也許會發現，歷史是如此驚人地相似。

樂觀主義者：「重修和約以合堂堂中國之國體」

1887年，即鴉片戰爭後約四十年，曾任中國駐英公使的曾紀澤在倫敦《亞洲季刊》（Asiatic Quarterly Review）上發表了其著名的「中國先睡後醒論」 (China, 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 的長篇譯文，來表達他對中國的崛起 「進程」 即將完成的樂觀看法。

作為洋務運動的少壯派參與者，時年48歲的曾紀澤對中國當時所經歷的二十餘年軍事外交改革頗有自信感及成就感。此篇長文可以說是他及同時代的中國官員對於洋務運動以及中國實力自我感知的一個總結。在文中，曾紀澤首先以「睡覺」的比喻來承認中國的自滿、以及相對於西方國家的落後情況：「緣中國之意，以為功業成就，無待圖維，故垂拱無為，默想熾昌之盛軌，因而沉酣入夢耳。」 同現代人一樣，曾的作文手法即是先述說中國落後的事實，以展開中國崛起的命題，並就此崛起「進程」是否將要結束而展開辯論。

曾紀澤說鴉片戰爭以及圓明園丟掉的寶物 「能教我如何整飭軍制，如何堅固炮台，如何精利器械」。他高度讚揚李鴻章主導的中國軍事改革，認為二十餘年來的強軍政策即將能讓中國的軍事同西方媲美。在兩年前（1885）剛剛結束的中法戰爭中，法國勉強戰勝中國，雖然將越南從中國手中奪走，但是沒有像英國一樣向中國要到大筆賠款。對於中法戰爭，曾紀澤認為中國實際是戰勝了的，但中國沒有因為戰勝法國一次而驕傲，並從此輕視西方，相反，曾認為中國「雖或尚未造乎全備穩固之地，然則全備穩固，可翹足以待」。中國的陸軍及海防，經過中法戰爭的測試，即將完成大的轉變。

相對於外交方面，曾紀澤更是自信滿滿地提出了中國崛起成功後的外交準則：其一、「善處寄居外國之華民」；其二、「申明中國統屬藩國之權」；其三、「重修和約以合堂堂中國之國體」。這三項準則是基於當時中國的海外勞工時常遭到本地僱主虐待，中國所統屬的越南、台灣、新疆等地屢屢受到外國之挑戰，以及中國與西方各國簽署的種種不利條約所致。

在曾紀澤眼中，中國的崛起將會是和平的、非暴力的，其目的僅僅在於恢復自己的傳統力量及其區域性影響，而不是挑戰西方強國在其他地方主導的政治秩序，或者建立自己的海外殖民地。

同時，他認為中國「從古至今，只為自守之國」。在曾眼中，中國的崛起將會是和平的、非暴力的，其目的僅僅在於恢復自己的傳統力量及其區域性影響，而不是挑戰西方強國在其他地方主導的政治秩序，或者建立自己的海外殖民地——「中國雖自知有復原之氣力，終不欲侵伐他國，兼無須別覓寄居游民之地。」這種論調，對21世紀初期關注「大國崛起」的現代人來說，想必也有似曾相識之感。

悲觀主義者：「壞僕從遠惡於盜賊」

曾紀澤對於中國崛起前途的看法，出自於他本身對洋務運動的參與、以及身居政府系統內的經驗。這種樂觀看法代表了很多當時和他處境相似的人的想法。然而，樂觀派並沒有在19世紀的這場「中國崛起」辯論中占主導地位。在曾紀澤發表文章的同年，居住香港的何啟以「Sinensis」為筆名發表了名為 China, 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 A Reply to Marquis Tseng（《「中國先睡後醒論」：對曾大人的回覆》）的文章。何啟是香港立法局的第一位華人議員，在香港社會頗有地位。這篇文章即為當時「悲觀派」的代表性意見。

何啟並不認為軍事和外交上的軟弱與幼稚是中國落後的主因，也不認為僅僅完成軍事上和外交上的改革，就能讓中國完成眾所期待的「崛起」進程。

如果說洋務運動的領導人物認為中國落後的原因是戰爭上的失敗以及外交上的幼稚，那麼洋務運動對「中國崛起」的定義，就是訓練一支強大的軍隊以及一個職業外交團隊。以曾紀澤為代表的中央高級文官，認為他們在以上兩點都做到了最好，因此，中國即將完成崛起。與此相反，深耕香港的何啟並不認為軍事和外交上的軟弱與幼稚是中國落後的主因，也不認為僅僅完成軍事上和外交上的改革，就能讓中國完成眾所期待的「崛起」進程。

何啟承認，強大的軍事與職業化的外交是崛起進程中的基本要素，但同時認為，如果中國不能實現「平等之治與合理之政」，那麼中國就沒有完成崛起的進程。如果中國不能「將她對她子民的不公正關係皆予拋棄，學習如何公正主持正義——停止任何形式的官員腐敗，用公正同自由去保障子民之幸福」, 那麼中國就沒有崛起的「長遠基礎」，也不會成為一個「真正偉大的國家」。

在何啟眼裏，若中國真心崛起，那麼內部的政治體制改革比軍事、外交的改革更為重要。何將外部對中國的影響比喻成「盜賊」，將中國內部的制度比喻成「僕從」，並得出結論：「壞僕從遠惡於盜賊，一間統一的房子本身即是抵禦外部腐蝕的堅實堡壘」。他認為內部系統的穩定與先進性是決定國家崛起的首要條件，如果一個國家內部的運行系統本身已經腐敗落後，那麼洋務運動的成功也只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而已。何啟強調，內部的政治改革一定要先於其他任何改革。

何啟強調，內部的政治改革一定要先於其他任何改革。

何啟對李鴻章的軍事改革潑了一盆冷水。雖然這場軍事改革讓中國的軍隊在軍備上看似強大，但是中國軍隊的官職選拔、升遷制度等仍沒有改變，很多不稱職的人可以通過不法渠道拿到職務，很多新選拔的軍事指揮官只懂得背誦儒家經典、而不懂得真正的現代軍事戰術。

對於外交事務，何啟並不認為曾紀澤要求修改各國對華條約是什麼好事。何認為，在此事上中國更多是麻煩的根源而不是受害者。和同時代的中國人看法不一樣，何啟理解外國人要求得到治外法權等等的根本意圖——「他們痛恨通過損害罪犯或目擊者的身體來獲取證據的方法；他們厭惡賄賂及不公平的交易；他們害怕罪犯和遣返犯所居住的骯髒的監獄；他們在凌遲的慘叫聲前顫慄，更別說中國衙門所使用的其他各種不同的虐待方式了。」只要中國不改變它處理罪犯或相似事情的惡劣作法，那麼即使中國在軍事上有比現在二十倍強大，歐洲國家仍然會向中國要求治外法權。

「一些中國人甚至害怕如果他們把他們辛勤勞動所得來的資本放進政府的手裏，他們就永遠不再會看到那筆錢了，更不要說利息。」

最後，何啟還呼籲中國政府建立一個良好的信譽制度。他提出，洋務運動的改革需要大量金錢作為基礎，但是中國沒有像歐洲國家一樣發行自己的國債。因為中國政府並沒有對其人民建立起良好的財政信譽，「一些中國人甚至害怕如果他們把他們辛勤勞動所得來的資本放進政府的手裏，他們就永遠不再會看到那筆錢了，更不要說利息。」

何啟在文章的結尾用了令人深思的比喻句來作為對曾紀澤的最後回覆：「任何人皆可佩劍披甲，但是如此並不能證明其為騎士，儘管他穿戴有騎士所需之裝備。曾大人應該把閒遊之人指向通往山頂的明道，而不是指向不明所以的歧途」。

不證自明的結論

這兩篇文章發表七年之後，眾所周知，李鴻章所謂「亞洲第一」的北洋水師在甲午中日戰爭中幾乎全軍覆沒。洋務派非但沒有像曾紀澤想像的那樣「申明中國統屬藩國之權，重修合約以合堂堂中國之國體」，反而，中國與日本簽訂了鉅額賠款的馬關條約，中國被迫給予了朝鮮獨立地位。

日本的明治維新與中國的洋務運動起始於同一時代。但是，洋務運動沒有讓中國崛起，明治維新則開啟了日本的崛起進程。中國對於自己的崛起夢想過於樂觀，忽視了更多深層次的內部問題。而悲觀派評論家何啟卻準確地預判了中國不能夠崛起的重要原因。

一百多年後，中國的崛起「進程」的結束與否，又變成了評論家們所熱烈討論的話題。從很多辯論中，我們也不難看到當年曾紀澤與何啟的影子。今年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讓人不禁聯想起百年前中國處理朝鮮問題的過度自信，而近來的中美貿易戰，又讓人察覺到中國更多的內部問題。

面對困難，保持適當的悲觀，反而更能了解掌握大局，從而作出更冷靜的應對。

曾紀澤與何啟都誠心希望中國崛起，曾對當時中國現狀的過度自信反而讓很多棘手的問題被忽略或掩蓋，何對中國崛起的評論雖然會令愛國者感到些許不適，但畢竟忠言逆耳。面對困難，保持適當的悲觀，反而更能了解掌握大局，從而作出更冷靜的應對。歷史的教訓不難總結：「中國崛起」不僅僅需要軍事、科技等硬件上的改革，更需要進行刮骨療毒的政治改革來實現崛起的進程。然而，「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注：曾紀澤原文有中英文版，內容無甚區別；何啟之原文為中英混寫，本文所引之句段為作者之意譯。

（趙瀾標，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歷史學學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