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赵澜标：130多年前，那场早熟的“中国崛起”之辩

近年来，随著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全球影响力之增长，关于“中国崛起”的话题成为中外学界与民间探讨的热点。作为一个总体处于上升期的国家，中国里里外外、大大小小的表现，都被观察家们放在放大镜下仔细审视。从中国经济的软硬著陆，到中国与美国之间潜在的“修昔底德陷阱”，再到争论不休的“中国威胁论”，关于中国的崛起的好坏与否似乎从没有过一个确切的、信服众人的定论。

盲人摸象般的讨论之所以辩无定论，是因为我等皆生活在中国“崛起”的进程中，而不是生活在一个“后崛起”的时代。用语法术语来说，这是一个“进行时态”，而不是一个“完成时态”。在民族主义史观的渲染下，中国的普罗大众都急切期待著“大国崛起”时刻的完成。而海内外的中国观察家们则注重关注“大国崛起”对国际政治秩序的影响、以及这一现象背后所暗藏的重重危机。

在中国崛起的话题讨论中，有关中国事务的评论家们可被大致分成乐观派与悲观派。前者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一个确实正在发生的过程，它能够给国际秩序贡献更积极的影响，崛起的中国会主动融入主流国际价值。在他们眼中，中国的崛起是必定会发生的——因为中国从来就是一个大国。相反，后者更倾向于检索这种进程对现有国际秩序的负面影响，中国力量在本质上是否善意，以及中国到底是不是在崛起。

在过去一百年间的历史当事者眼中，中国事实上曾不止一次“完成”了“崛起”，中国也曾不止一次地认为，自己已经壮大到有足够实力去挑战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

稍具历史感的人都知道，中国追求“崛起”并非自近十年始，而是自19世纪中期遭遇西方并吞咽败果以来、绵延一百多年的心结。如果说过去百年来中国人始终处于一个追求崛起的“进程”中，那么，宣称中国将要、或者已经崛起，就等同于宣称崛起的“进程”即将结束，中国的大国时代即将到来。当代乐观主义者与悲观主义者正是就这一“进程”是否即将结束而展开讨论。如果我们复盘历史，细心的人会发现，在过去一百年间的历史当事者眼中，中国事实上曾不止一次“完成”了“崛起”，中国也曾不止一次地认为，自己已经壮大到有足够实力去挑战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发生在130多年前的一场争论便是一例。作为当代人，以事后诸葛亮的角度去看前人对中国是否已经崛起的判断，我们也许会发现，历史是如此惊人地相似。

乐观主义者：“重修和约以合堂堂中国之国体”

1887年，即鸦片战争后约四十年，曾任中国驻英公使的曾纪泽在伦敦《亚洲季刊》（Asiatic Quarterly Review）上发表了其著名的“中国先睡后醒论” (China, 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 的长篇译文，来表达他对中国的崛起 “进程” 即将完成的乐观看法。

作为洋务运动的少壮派参与者，时年48岁的曾纪泽对中国当时所经历的二十余年军事外交改革颇有自信感及成就感。此篇长文可以说是他及同时代的中国官员对于洋务运动以及中国实力自我感知的一个总结。在文中，曾纪泽首先以 “睡觉” 的比喻来承认中国的自满、以及相对于西方国家的落后情况：“缘中国之意，以为功业成就，无待图维，故拱垂无为，默想炽昌之盛轨，因而沉酣入梦耳。” 同现代人一样，曾的作文手法即是先述说中国落后的事实，以展开中国崛起的命题，并就此崛起“进程”是否将要结束而展开辩论。

曾纪泽说鸦片战争以及圆明园丢掉的宝物 “能教我如何整饬军制，如何坚固炮台，如何精利器械” 。他高度赞扬李鸿章主导的中国军事改革，认为二十余年来的强军政策即将能让中国的军事同西方媲美。在两年前（1885）刚刚结束的中法战争中，法国勉强战胜中国，虽然将越南从中国手中夺走，但是没有像英国一样向中国要到大笔赔款。对于中法战争，曾纪泽认为中国实际是战胜了的，但中国没有因为战胜法国一次而骄傲，并从此轻视西方，相反，曾认为中国 “虽或尚未造乎全备稳固之地，然则全备稳固，可翘足以待”。 中国的陆军及海防，经过中法战争的测试，即将完成大的转变。

相对于外交方面，曾纪泽更是自信满满地提出了中国崛起成功后的外交准则：其一、“善处寄居外国之华民”；其二、“申明中国统属藩国之权”；其三、“重修和约以合堂堂中国之国体”。 这三项准则是基于当时中国的海外劳工时常遭到本地雇主虐待，中国所统属的越南、台湾、新疆等地屡屡受到外国之挑战，以及中国与西方各国签署的种种不利条约所致。

在曾纪泽眼中，中国的崛起将会是是和平的、非暴力的，其目的仅仅在于恢复自己的传统力量及其区域性影响，而不是挑战西方强国在其他地方主导的政治秩序，或者建立自己的海外殖民地。

同时，他认为中国 “从古至今，只为自守之国” 。在曾眼中，中国的崛起将会是是和平的、非暴力的，其目的仅仅在于恢复自己的传统力量及其区域性影响，而不是挑战西方强国在其他地方主导的政治秩序，或者建立自己的海外殖民地——“中国虽自知有复原之气力，终不欲侵伐他国，兼无须别觅寄居游民之地。”这种论调，对21世纪初期关注“大国崛起”的现代人来说，想必也有似曾相识之感。

悲观主义者：“坏仆从远恶于盗贼”

曾纪泽对于中国崛起前途的看法，出自于他本身对洋务运动的参与、以及身居政府系统内的经验。这种乐观看法代表了很多当时和他处境相似的人的想法。然而，乐观派并没有在十九世纪的这场“中国崛起”辩论中占主导地位。在曾纪泽发表文章的同年，居住香港的何启以 “Sinensis” 为笔名发表了名为 ‘China, 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 A Reply to Marquis Tseng （《“中国先睡后醒论”：对曾大人的回复》）的文章。何启是香港立法局的第一位华人议员，在香港社会颇有地位。这篇文章即为当时“悲观派”的代表性意见。

何启并不认为军事和外交上的软弱与幼稚是中国落后的主因，也不认为仅仅完成军事上和外交上的改革，就能让中国完成众所期待的“崛起”进程。

如果说洋务运动的领导人物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是战争上的失败以及外交上的幼稚，那么洋务运动对“中国崛起”的定义，就是训练一支强大的军队以及一个职业外交团队。以曾纪泽为代表的中央高级文官，认为他们在以上两点都做到了最好，因此，中国即将完成崛起。与此相反，深耕香港的何启并不认为军事和外交上的软弱与幼稚是中国落后的主因，也不认为仅仅完成军事上和外交上的改革，就能让中国完成众所期待的“崛起”进程。

何启承认，强大的军事与职业化的外交是崛起进程中的基本要素，但同时认为，如果中国不能实现“平等之治与合理之政”，那么中国就没有完成崛起的进程。如果中国不能 “将她对她子民的不公正关系皆予抛弃，学习如何公正主持正义——停止任何形式的官员腐败，用公正同自由去保障子民之幸福”, 那么中国就没有崛起的 “长远基础”，也不会成为一个 “真正伟大的国家”。

在何启眼里，若中国真心崛起，那么内部的政治体制改革比军事、外交的改革更为重要。何将外部对中国的影响比喻成“盗贼”，将中国内部的制度比喻成“仆从”，并得出结论：“坏仆从远恶于盗贼，一间统一的房子本身即是抵御外部腐蚀的坚实堡垒” 。他认为内部系统的稳定与先进性是决定国家崛起的首要条件，如果一个国家内部的运行系统本身已经腐败落后，那么洋务运动的成功也只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而已。何启强调，内部的政治改革一定要先于其他任何改革。

何启强调，内部的政治改革一定要先于其他任何改革。

何启对李鸿章的军事改革泼了一盆冷水。虽然这场军事改革让中国的军队在军备上看似强大，但是中国军队的官职选拔、升迁制度等仍没有改变，很多不称职的人可以通过不法渠道拿到职务，很多新选拔的军事指挥官只懂得背诵儒家经典、而不懂得真正的现代军事战术。

对于外交事务，何启并不认为曾纪泽要求修改各国对华条约是什么好事。何认为，在此事上中国更多是麻烦的根源而不是受害者。和同时代的中国人看法不一样，何启理解外国人要求得到治外法权等等的根本意图——“他们痛恨通过损害罪犯或目击者的身体来获取证据的方法；他们厌恶贿赂及不公平的交易；他们害怕罪犯和遣返犯所居住的肮脏的监狱；他们在凌迟的惨叫声前颤栗，更别说中国衙门所使用的其他各种不同的虐待方式了。”只要中国不改变它处理罪犯或相似事情的恶劣作法，那么即使中国在军事上有比现在二十倍强大，欧洲国家仍然会向中国要求治外法权。

“一些中国人甚至害怕如果他们把他们辛勤劳动所得来的资本放进政府的手里，他们就永远不再会看到那笔钱了，更不要说利息。”

最后，何启还呼吁中国政府建立一个良好的信誉制度。他提出，洋务运动的改革需要大量金钱作为基础，但是中国没有像欧洲国家一样发行自己的国债。因为中国政府并没有对其人民建立起良好的财政信誉，“一些中国人甚至害怕如果他们把他们辛勤劳动所得来的资本放进政府的手里，他们就永远不再会看到那笔钱了，更不要说利息。”

何启在文章的结尾用了令人深思的比喻句来作为对曾纪泽的最后回复：“任何人皆可佩剑披甲，但是如此并不能证明其为骑士，尽管他穿戴有骑士所需之装备。曾大人应该把闲游之人指向通往山顶的明道，而不是指向不明所以的歧途” 。

不证自明的结论

这两篇文章发表七年之后，众所周知，李鸿章所谓“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几乎全军覆没。洋务派非但没有像曾纪泽想像的那样“申明中国统属藩国之权，重修合约以合堂堂中国之国体”，反而，中国与日本签订了巨额赔款的马关条约，中国被迫给予了朝鲜独立地位。

日本的明治维新与中国的洋务运动起始于同一时代。但是，洋务运动没有让中国崛起，明治维新则开启了日本的崛起进程。中国对于自己的崛起梦想过于乐观，忽视了更多深层次的内部问题。而悲观派评论家何启却准确地预判了中国不能够崛起的重要原因。

一百多年后，中国的崛起“进程”的结束与否，又变成了评论家们所热烈讨论的话题。从很多辩论中，我们也不难看到当年曾纪泽与何启的影子。今年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让人不禁联想起百年前中国处理朝鲜问题的过度自信，而近来的中美贸易战，又让人察觉到中国更多的内部问题。

面对困难，保持适当的悲观，反而更能了解掌握大局，从而作出更冷静的应对。

曾纪泽与何启都诚心希望中国崛起，曾对当时中国的现状的过度自信反而让很多棘手的问题被忽略或掩盖，何对中国崛起的评论虽然会令爱国者感到些许不适，但毕竟忠言逆耳。面对困难，保持适当的悲观，反而更能了解掌握大局，从而作出更冷静的应对。历史的教训不难总结：“中国崛起”不仅仅需要军事、科技等硬件上的改革，更需要进行刮骨疗毒的政治改革来实现崛起的进程。然而，“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注：曾纪泽原文有中英文版，内容无甚区别；何启之原文为中英混写，本文所引之句段为作者之意译。

（赵澜标，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历史学学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