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阿離：是誰需要「香港的『瘋女人』」？——回應《每日人物》

內地知名微信公眾號《每日人物》主筆安小慶，在8月19日發表題為《香港為什麼有那麼多『瘋女人』？》的文章（下稱安文），刊登兩三天即被大陸網民廣傳，閱讀量達到十萬加，不少人奉為警世佳作。文章縷述了幾位經常被媒體（不論中港台）嘲諷為「瘋人」的女藝人的坎坷經歷，從中批判香港媒體以至香港社會對貧困、精神異常人士以及女性的窮追猛打；這「東方之珠」一邊崇尚父權的封閉性別觀念並吹捧資本主義的拜金思維，一邊異化和打壓弱勢者，充分反映香港社會的矛盾與落後。

作為長期關注性別議題並生長在香港的文字工作者，看着安主筆主動「筆伐」香港劣質媒體亦感到欣慰。過去，我不時撰文批評香港媒體、網民和社會的狹隘性別觀，對香港社會的厭女惡習可謂恨之入骨；但這種同仇敵慨，並不能使我認同安主筆對香港的看法。

要評論一個社會的現況，首先要有較全面的觀察以作論據，亦要留意所持的論據是否能反映當下。安主筆以90年代中至00年代大盛一時的香港娛樂版風氣和運作概括香港媒體，並不分時代地總結整個香港社會的普羅心態，確是目光高遠；但也因為站得太高太遠，在揮健筆灑狗血時，卻也模糊了香港這個「他者」的面容。

我將在此文闡述三點以回應安主筆的文章：一. 香港娛樂媒體和社會對「瘋女人」的執迷程度；二. 香港媒體和社會對「父權代表人物」、「瘋癲」及「精神疾病」的看法及其轉變；三. 批判的方法與倫理。

在拆毀閣樓時，先要留意這個閣樓是否建築在空中樓閣之上。

香港有多需要「瘋女人」？

這種爭相刺探明星隱私的八卦文化隨着香港娛樂工業的衰退和印刷媒體的沒落而慢慢褪潮，當下的香港社會並沒有如安主筆所想的如此迫切地需要「瘋女人」。

安文的引子，源於本月8日傳出成龍與吳綺莉的女兒吳卓林的「拾荒」傳聞。安主筆在開首揮出一句：「『小龍女』吳卓林又上熱搜了」。我即生出疑問——是哪裡的熱搜？我分別以google和百度搜索「吳卓林」，並把時間設定於2018年8月8至9日期間，首三個結果分別是：

Google：

• 《都市日報》:吳卓林疑拾荒獲網友平反
• 《澳門力報官網》:同女友流浪加拿大吳卓林被指「拾荒」過活
• 《明報》:吳卓林被指垃圾站「拾荒」網民平反:她去超市購物

百度：

• 吳卓林為什麼離家出走 被曝賣垃圾為生是真的嗎
• 吳卓林被曝賣垃圾骨瘦嶙峋又顯老 網友:不值得同情
• 成龍不要，吳綺莉不理， 吳卓林賣垃圾為生， 明星們都攤到了什麼樣...

單看標題，百度的3篇文章彷彿認定了卓林拾荒的慘況，跟微博的熱門文章相類似，但港澳媒體卻有澄清「平反」；我再以慧科新聞（WiseNews，大型新聞檢索庫）在香港四大報章《蘋果日期》、《明報》、《東方日報》和《星島日期》搜索「吳卓林」，發現與她「拾荒」有關的文章只有3篇；而在google trend裏亦未見「吳卓林」達到過往的熱搜高峰；在百度，有關卓林的「網友正在熱搜」標題中，達五星關注度的是「吳卓林與女友落魄現身街頭」。

事實上，香港人確實有落井下石的犬儒一面，不少人也有對藝人明星說三道四的閒習。這種劣性，與在90年代中至00年代中期興旺一時的八卦雜誌和狗仔隊文化息息相關。那時候，專門揭人隱私的狗仔隊令不少名人明星提心吊膽亦嗤之以鼻；在娛記的餵養下，許多香港讀者都認為觀看名人私穩是天經地義之事，甚至理直氣壯地對藝人——特別是女性，不論「瘋癲」與否——狠狠的評頭品足；當時，不少八卦雜誌對安主筆所提及的藍潔瑛、關淑怡或吳綺莉等冷言譏諷，不少字眼不堪入目，可謂劣質。

然而這種爭相刺探明星隱私的八卦文化隨着香港娛樂工業的衰退和印刷媒體的沒落而慢慢褪潮，當下的香港社會並沒有如安主筆所想的如此迫切地需要「瘋女人」。我以慧科新聞在7本主要的八卦雜誌中分別搜尋近十年來藍潔瑛、關淑怡、吳綺莉和吳卓林的新聞，發現只有吳綺莉在3個年份裏的新聞每年超過50篇。

整體而言，香港的八卦雜誌和狗仔隊也漸漸買少見少。2015年，端傳媒曾報導香港狗仔隊行業息微，前狗仔隊直言：「香港娛樂圈衰落，根本沒有勁爆新聞」；而報導亦指出，不少新聞封面主角都是90年代的明星；當中談及的8本雜誌中，《 FACE》、《忽然一周》和《3週刊》先後在2015年和2016年停刊；於95年創下16萬銷量的《壹週刊》，2018年只賣出2萬本，並於同年結束紙版。

這種零落與肅條，與安主筆筆下「興奮而熱烈」的圍觀景象，相距甚遠。

香港人眼中的「大哥」與「瘋人」

確實，不論是娛樂版還是其他版面，香港傳媒的性別平等觀念及對弱勢社群的報導手法絕對有待改進，但並不如安主筆所言的一無是處。

安主筆寫到，在香港，仰仗雄性的雄厚資本和權勢，雌性只要乖巧順從，就能在這個「由金錢打造秩序，由父權籠罩一切，崇拜異性戀的一夫多妻，寬容性別交易和剝削，長年公開羞辱、踩踏和鄙視窮人、『 瘋女人』、不聽話的女人」的地方優雅地生存，並被香港社會和群眾奉為典範。

實在，作為香港讀者，我不會以《環球時報》概括中國社會；同理，有識之士又怎能以娛樂版或港劇單方面總結香港社會？最起碼也要看看香港網民的反應吧！以安主筆大篇幅提到的「野狼」成龍為例，若稍有與香港人談及「大哥」的經驗，大概能遇上不少討厭成龍的港人。在Google搜索「成龍」，第三個結果就是由香港本地網民所編寫的「香港網絡大典」的「成龍」條目，當中成龍的綽號或暱稱是「大哥、成蟲、淫蟲、淫龍、房事龍」等，以諷刺他到處留情、不負責任；條目中更收集了歷年來成龍被人恥笑的事件，遠比安主筆對成龍大哥的描述刻薄狠猛。

反之，安主筆提到的「四大癲王」之一洪朝豐，近年來已甚少被標上「癲人」的稱號，最近一次在本年3月的訪問裏，本地媒體以「鳳凰涅槃，浴火重生」去形容現年58歲的洪朝豐，正面報導他20年來抵抗躁鬱症及照顧病母的經歷。我並非要以這些例子去證明香港媒體已「改過自身」無可挑剔，確實，不論是娛樂版還是其他版面，香港傳媒的性別平等觀念及對弱勢社群的報導手法絕對有待改進，但並不如安主筆所言的一無是處。

實際上，藝人和記者也會換代，文化與觀念的前進往往由人所推動。2018年的8 月，香港失去了才華橫溢的音樂人盧凱彤；但她的勇敢也改變了娛圈文化，甚至某程度上轉化了社會對精神健康的觀念。自她在2015年公布患上躁鬱症以來，媒體對她患病經歷大多正面報導，包括娛樂版和花邊欄目。

在批判圍觀，還是在消費瘋癲？

如果你認為港媒揭人隱私、「直播」這些「可憐人」的生活悲苦是卑劣的，那麼為何還要情文並茂地展示這些「瘋癲」與「傷痛」？

批判媒體的不足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必要之舉。然而，在針砭批判對象消費他者，與跟批判對象一起消費他者之間，界線有時非常模糊。

大學三年級時，我修讀媒體與倫理課，老師以批判媒體行為作為報告題目，有同學以台灣一位女政客與已婚情人劈腿實況被偷拍並製成性愛光碟廣傳為題做報告；同學在開首前竟然要在全班面前播出光碟片段以作引子，氣得我離開課室；那時我想，既然你批判偷拍不道德，何以要讓我觀看這些不道德的片段？

在我閱讀安主筆的長文時，這種相似的憤懣感爬升心頭。安文以大篇幅巨細無遺地鋪陳出「癲人」藍潔瑛、關淑怡、吳綺莉、吳卓琳、洪潮豐、陳寶蓮等人大起大跌、曲折多難的故事；然這些故事均不由採訪而成，卻是引述許多在不同報導擷取而來的專訪段落，再加以剪輯為「安氏敘述」。

先不論這種不加註、不註明出處便收為己用的評論書寫方法是否合乎傳媒倫理，我更想提出的是，如果真要批評港媒的報導手法，理應在閱讀這些八卦後，把劣質的報導手法歸類並加以分析，針對和展示的重點應是有問題的採訪手法本身，而非安主筆筆下名人最隱私的悲痛心事、「瘋癲」細節，以及安主筆對這些名人的「悲慘人生」的主觀意見和感慨。如果你認為港媒揭人隱私、「直播」這些「可憐人」的生活悲苦是卑劣的，那麼為何還要情文並茂地展示這些「瘋癲」與「傷痛」？

如果不能警惕消費精神病和女性的寫作傾向，在安主筆寫這種「批判」文章時，很容易會成為「以批判之名，行獵奇之實」的虛偽行徑；令讀者安坐在虛搭出來的道德高地，泰然安樂、自我感覺良好地品嚐消毒蒸餾後的狗血八卦新聞。

再製「想像的他者」 無助社會進步

事實上，把香港想像為「封建的」、「瘋癲的」，說她是「滿清」，或把港媒看作是華人圈「最沒道德」的，都是一種對「他者」的異化與投射，難道又要回到社會主義時期用小畫冊渲染香港為罪惡之城的年代嗎？

當我打開安主筆的文章，看到藍潔瑛的照片時，心中冒出的第一句話是：「仲拎藍潔瑛出黎講呀？ (還把藍潔瑛當話題嗎？」細讀文章和讀者洶湧的留言後，我彷彿感覺到一種大陸觀眾、特別是7、80後對香港90年代流行文化的深厚情意結。在我搜索安主筆文章的出處時，發現一個有趣觀察：文中引述的故事片段，大多出自大陸轉載和報導的娛樂新聞，想不到今天還有這麼多大陸網站在傳閱90年代港星的「瘋癲經過」。

說實在，藍潔瑛、關淑怡、吳綺莉、洪潮豐、陳寶蓮等港星，對大陸甚至香港的90和00後而言，估計也頗為陌生；有興趣細閱的，大概是由這些明星伴着成長的7、80後，我估計安主筆也是這一代人。從安文和留言讀者的評論中，我看到一種摻雜了對90年代光影香港的青春懷緬、對資本主義的既畏且蔑、既鄙視香港卻又對她懷着征服慾望的複合心理。

事實上，把香港想像為「封建的」、「瘋癲的」，說她是「滿清」，或把港媒看作是華人圈「最沒道德」的，都是一種對「他者」的異化與投射，難道又要回到社會主義時期用小畫冊渲染香港為罪惡之城的年代嗎？建構這種「劣質香港」想像，委實可以增進自身的民族優越感，但也可能阻礙了自身進行反身性思考、從自我批判以至改革制度的可能性；圍觀別人圍觀他者之痛，不也是圍觀嗎？

安主筆在文中寫到：「在常年熱衷於『展示瘋癲』和『圍觀瘋癲』的背後，隱藏的不僅是香港資本主義消費社會對貧窮的集體焦慮和階層下跌的群體恐懼，還有長久以來香港堅固的父權和男權社會系統性物化、侵害、剝削和消費女性的積習。」但把「香港」換成「大陸」，其實也是中肯形容。大陸娛樂圈對女性身體的物化和剝削、就業市場的性別不平等，以至於來勢洶洶的強迫性鼓勵生育政策，比起娛樂新聞，更加迫切地侵害中國女性甚至男性的生存和命運。

其實，並非所有大陸網民在閱畢安文後都一面倒的把香港想像為惡並群起攻之，一些民眾更關注的是社會文化制度中存在的性別不平等及厭女情結。若大陸民眾此等對公義、平等的良好意願被扭曲作矮化我族之外的族群，再製誤解而挑起兩地敵對意識的狹隘情緒，而不是改革兩地性別落後現象的動能，實在極為不幸。

造成不幸，評論者和媒體當然責無旁貸。

在大陸，言論自由被高度箝制，在影視新聞可大動筆桿的空間，本應可藉此切實地檢視過去在華文社會出現的差劣採訪手法，提出制度和文化上的改革；但若文章流於煽動虛浮的民族優越感，滿足於藏在空中樓閣的點擊人數，可謂非常可惜。更甚者，還把文章的異議都刪除，媒體自身也箝制思想。在微信文章下進行評論需要向該文提交申請，我的友人對安文的批評就沒有「入選」留言，她也對此感到憤怒，我謹在此摘錄作結：

「很不喜歡這篇文章，如果作者要寫批判的人類學觀察，標題至少要改為『是誰製造了香港的瘋女人』。現在的偏頗，只會誤導讀者，進一步撕裂陸港矛盾。所以不出所料，讀者說：反正香港給我影響最深的就是狗仔好多正兒八經的記者沒有。其實大陸也一樣，它卻說得好像香港才獨有這現象，感覺是『瞧那資本主義的罪惡和腐朽，咱們共產主義國家才沒有這些』。」

（阿離，關注性別議題的自由撰稿人，來自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