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孔傑榮：對習近平鐵腕統治的回擊

【編者按】本文是紐約大學法學院教授孔傑榮（Jerome A. Cohen）8月2日發表在華盛頓郵報的專欄文章，原題為Xi Jinping sees some pushback against his iron-fisted rule，對端傳媒7月24日發表的清華大學教授許章潤文章《我們當下的恐懼與期待》進行了評論及呼應。孔傑榮教授擔任紐約大學法學院亞美法研究所所長，同時也是外交關係委員會亞洲事務方面的資深兼任研究員。端傳媒經作者授權翻譯刊發。

在唐納德·特朗普（川普）一系列政策的助力下，中國在經濟、外交和軍事等方面都前所未有地更加強大。中國冒進而又嚴酷的領袖習近平就國內權力的執掌程度，已超過自1950年代毛澤東的鼎盛時期以來中國的歷任領導人；並且他在世界舞台上也變得極具影響。然而，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中國國內對於習近平表面上不受約束的權力的抵抗雖然平靜，卻與日俱增。

這並非是一個全新的問題。近三年前，我曾在華盛頓郵報的時評專欄中羅列了一系列因素，指出習近平的領導地位比一般認為的更加不穩定。儘管中國的精英政治並不透明且異常微妙，當前對於習近平鐵腕統治日益不滿的證據逐漸重新浮現。關注中國事務的媒體人當中頗為敏鋭的馬利德（Richard McGregor）剛剛在北京完成諸多訪談，他注意到，對於習不受限制的權力的回擊正在升級。資深分析人士林和立（Willy Lam）也接連表達了類似的結論。一些與中國保持密切聯繫的外國參與者/觀察家們，儘管並未準備公開發表自己的觀點，也同樣呼應了這樣的觀察，甚至得出更為強烈的結論。再一次地，儘管這繼續掩藏在幕後的鬥爭尚未嚴重地威脅習近平對於中共、或者中共對於整個國家的控制，但中共的最高層級絕非風平浪靜。

儘管中國的精英政治並不透明且異常微妙，當前對於習近平鐵腕統治日益不滿的證據逐漸重新浮現。

一些最近來到美國且消息靈通的中國訪客儘管在國內不願談論敏感事宜，但他們仍驚人地坦露北京內部的緊張和衝突，以及因習近平通過強迫和壓制等手段迫使人們效忠（或至少保持緘默）而產生的普遍恐懼感。在中國國內，除了那些屈指可數、準備好承受監禁和酷刑的人權倡導人士和人權律師以外，習近平的大多數批評者們在公眾面前均默不作聲。

但是，清華大學的許章潤教授卻並非如此。作為清華大學法學院法治與人權研究中心主任，逾十五年來，許教授通過書籍、文章和演講而越來越直言不諱地評判中共對於法律體系之鉗制。2018年7月24日，因被中國國內過去兩年多日益嚴峻的壓制所激怒，許教授在網上發表了一篇長度超乎尋常、充滿着無畏和嘲諷的文章。文章好似一顆重磅炸彈，直指習近平本人及其統治，其力度超越了他之前的所有著述。儘管旋即被黨國試圖全網封殺，這篇文章還是野火般傳遍中國和海外的各大媒體。

許教授的文風晦澀而又傳統，喬治·華盛頓大學的郭丹青（Donald Clarke）教授說道，該文 「更接近於（典雅精微的）亨利·詹姆斯而非（簡明曉暢的）海明威」。在這篇文章中，許教授含蓄但又清晰地譴責了習近平帶領國家重走毛澤東統治下極權主義的老路，以及重演在飽受詬病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曾達到頂峰的對於個人和領袖的崇拜。

許教授含蓄但又清晰地譴責了習近平帶領國家重走毛澤東統治下極權主義的老路，以及重演在飽受詬病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曾達到頂峰的對於個人和領袖的崇拜。

許教授呼籲撤銷今年突然通過的、甚至使得黨內政治精英都頗感震驚的關於取消中國國家主席和副主席任期限制的憲法修正案，這清楚反映出許多針對習近平的政治意圖和政策所產生的與日俱增的不安感。許教授還強調了中共對於所有重要官員之管控的無限擴張——其所管控的不只是黨員，還體現在由最近另一條憲法修正案授權成立的國家監察委員會，其運行類似於令人聞風喪膽的西班牙異端裁判所。此外，隨着發生於1989年6月4日的「六四」事件30週年的臨近，許教授甚至更加大膽地要求對這一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附近武裝屠殺成百上千的抗議者、但通常不予提及的悲劇事件予以公開平反。

在中國之前較為自由的時期，許教授曾被評選為全國十大傑出青年法學家。據稱他是從日本而非中國發出這篇雄文，傳言還說他正在日本罹受癌症之苦（此處不確，具體信息可參見許章潤教授《天數》一文——編者注）。至於他是否會冒險回到北京，中共是否會允許其回國，以及如果允許，他之後是否會被免除學術職位、並且受制於該政權用以羈押或使其批評者噤聲的多個手段，都有待觀察。

以上種種跡象表明，習近平和他那些為數不多的、為其籠聚幾乎絕對權力的親信已遭到了越來越多的不滿。那麼，這些不滿的背後又是什麼呢？這裏或許有很多可能的解釋，他們彼此之間並不相互排斥。毋庸置疑，習近平和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之間關於經濟政策和其他事宜有不少分歧。一些觀察家認為，這些回擊中的很大一部分來自至今仍頗具影響的前任領導人胡錦濤和江澤民及其同僚；他們當中的許多人憎惡習近平背棄了鄧小平所採取的更加審慎的政策和謙遜的舉動。此外，還有因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間的利益分歧而產生的持續且不可避免的衝突。

種種跡象表明，習近平和他那些為數不多的、為其籠聚幾乎絕對權力的親信已遭到了越來越多的不滿。

中國日益惡化的國內問題為重大分歧提供了許多機會。在這些重大分歧中，人們的關注包括：在經濟減速的過程中不盈利的國有企業和盈利的私營企業之間的衝突，難以根除的環境污染，對大規模貪腐問題持續進行的反腐敗運動其中的政治，公共衞生之保護方面時常出現的挫敗，難以駕馭的尋求自治權和罷工權的工人運動，日益凸顯的老齡化和少子化等社會問題，壓制言論自由且廣受質疑的法律體制，以及那些為了給日常生活中的諸多悲苦尋求解決出路、卻往往倍感沮喪失望的上訪戶們等等。

中國的外交政策也頗受爭議。例如，許多中國的批評家認為，習近平太急躁地開啟斥資巨碩的「一帶一路」戰略、促使南中國海軍事化、趾高氣揚地拒斥菲律賓針對中國提起的違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仲裁，以及朝令夕改般地應對特朗普總統所提出的、令人不知所措的貿易戰挑釁等方面的外交政策都顯得太不明智。

也許，不僅對於當下習近平的統治集團、而且同樣對於中共本身而言，其所面臨的最嚴峻挑戰，是能否找到一套足以支撐中國對內、對外政策行動的令人滿意的意識形態。目前，中共缺少能夠指引其官方政策之形成和實施且在各方之間能夠達成共識的理念、目標和原則。也許，我們可以更為準確地講，中共在這些基本問題上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衝突和困惑，中國法律體系的近期發展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子。

對於習近平和中共本身而言，其所面臨的最嚴峻挑戰，是能否找到一套足以支撐中國對內、對外政策行動的令人滿意的意識形態。

在2012年習近平上位之前，儘管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的影響，三十多年來，中國的法官、檢察官、律師、立法者、行政人員、法學教授乃至警察，都在很大程度上仍被教育着要對西方的法治理念表示尊重，而這些法治理念也逐漸被許多亞洲國家所共享。可是最近，儘管聲稱着要推行「依法治國」，習近平和中共已然公開背棄這些包括憲政、權力分立、司法獨立和人權律師的重要角色等普世價值。相反，他們正在極力鼓吹和全面施行黨的絕對領導。

儘管如此，黨的領導目前已被證明並不足以替代這些國際性價值。過往蘇聯式的關於黨治的合法性論述在中國和在其他地方一樣已經喪失了說服力。甚者，習近平試圖通過調用中國傳統、以彌補民族自豪感之匱乏的間歇式努力也幾乎不被接受。儒家人文主義的古老教義曾長期被中共批判為封建餘孽，現在卻又被拿來推廣復興，但其終究難以滿足當代之需求而成效甚微。以及，習近平亦偶然援引儒家最重要的勁敵——和兩千多年前中國第一個帝制王朝（秦）的專制統治密不可分的臭名昭著的法家治理術；但因法家思想太接近當今之現實，故而只能進一步激化業已存於日益精明的中國人心中的恐懼感——甚至也包括許多黨員在內。

中國限制專斷權力的持續性鬥爭還遠遠尚未終止。

（張熙，紐約大學法學院碩士生；陳玉潔，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