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孔杰荣：对习近平铁腕统治的回击

【编者按】本文是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Jerome A. Cohen）8月2日发表在华盛顿邮报的专栏文章，原题为Xi Jinping sees some pushback against his iron-fisted rule，对端传媒7月24日发表的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文章《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进行了评论及呼应。孔杰荣教授担任纽约大学法学院亚美法研究所所长，同时也是外交关系委员会亚洲事务方面的资深兼任研究员。端传媒经作者授权翻译刊发。

在唐纳德·特朗普一系列政策的助力下，中国在经济、外交和军事等方面都前所未有地更加强大。中国冒进而又严酷的领袖习近平就国内权力的执掌程度，已超过自1950年代毛泽东的鼎盛时期以来中国的历任领导人；并且他在世界舞台上也变得极具影响。然而，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国国内对于习近平表面上不受约束的权力的抵抗虽然平静，却与日俱增。

这并非是一个全新的问题。近三年前，我曾在华盛顿邮报的时评专栏中罗列了一系列因素，指出习近平的领导地位比一般认为的更加不稳定。尽管中国的精英政治并不透明且异常微妙，当前对于习近平铁腕统治日益不满的证据逐渐重新浮现。关注中国事务的媒体人当中颇为敏锐的马利德（Richard McGregor）刚刚在北京完成诸多访谈，他注意到，对于习不受限制的权力的回击正在升级。资深分析人士林和立（Willy Lam）也接连表达了类似的结论。一些与中国保持密切联系的外国参与者/观察家们，尽管并未准备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也同样呼应了这样的观察，甚至得出更为强烈的结论。再一次地，尽管这继续掩藏在幕后的斗争尚未严重地威胁习近平对于中共、或者中共对于整个国家的控制，但中共的最高层级绝非风平浪静。

尽管中国的精英政治并不透明且异常微妙，当前对于习近平铁腕统治日益不满的证据逐渐重新浮现。

一些最近来到美国且消息灵通的中国访客尽管在国内不愿谈论敏感事宜，但他们仍惊人地坦露北京内部的紧张和冲突，以及因习近平通过强迫和压制等手段迫使人们效忠（或至少保持缄默）而产生的普遍恐惧感。在中国国内，除了那些屈指可数、准备好承受监禁和酷刑的人权倡导人士和人权律师以外，习近平的大多数批评者们在公众面前均默不作声。

但是，清华大学的许章润教授却并非如此。作为清华大学法学院法治与人权研究中心主任，逾十五年来，许教授通过书籍、文章和演讲而越来越直言不讳地评判中共对于法律体系之钳制。2018年7月24日，因被中国国内过去两年多日益严峻的压制所激怒，许教授在网上发表了一篇长度超乎寻常、充满着无畏和嘲讽的文章。文章好似一颗重磅炸弹，直指习近平本人及其统治，其力度超越了他之前的所有著述。尽管旋即被党国试图全网封杀，这篇文章还是野火般传遍中国和海外的各大媒体。

许教授的文风晦涩而又传统，乔治·华盛顿大学的郭丹青（Donald Clarke）教授说道，该文 “更接近于（典雅精微的）亨利·詹姆斯而非（简明晓畅的）海明威”。在这篇文章中，许教授含蓄但又清晰地谴责了习近平带领国家重走毛泽东统治下极权主义的老路，以及重演在饱受诟病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曾达到顶峰的对于个人和领袖的崇拜。

许教授含蓄但又清晰地谴责了习近平带领国家重走毛泽东统治下极权主义的老路，以及重演在饱受诟病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曾达到顶峰的对于个人和领袖的崇拜。

许教授呼吁撤销今年突然通过的、甚至使得党内政治精英都颇感震惊的关于取消中国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任期限制的宪法修正案，这清楚反映出许多针对习近平的政治意图和政策所产生的与日俱增的不安感。许教授还强调了中共对于所有重要官员之管控的无限扩张——其所管控的不只是党员，还体现在由最近另一条宪法修正案授权成立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其运行类似于令人闻风丧胆的西班牙异端裁判所。此外，随着发生于1989年6月4日的“六四”事件30周年的临近，许教授甚至更加大胆地要求对这一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附近武装屠杀成百上千的抗议者、但通常不予提及的悲剧事件予以公开平反。

在中国之前较为自由的时期，许教授曾被评选为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据称他是从日本而非中国发出这篇雄文，传言还说他正在日本罹受癌症之苦（此处不确，具体信息可参见许章润教授《天数》一文——编者注）。至于他是否会冒险回到北京，中共是否会允许其回国，以及如果允许，他之后是否会被免除学术职位、并且受制于该政权用以羁押或使其批评者噤声的多个手段，都有待观察。

以上种种迹象表明，习近平和他那些为数不多的、为其笼聚几乎绝对权力的亲信已遭到了越来越多的不满。那么，这些不满的背后又是什么呢？这里或许有很多可能的解释，他们彼此之间并不相互排斥。毋庸置疑，习近平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之间关于经济政策和其他事宜有不少分歧。一些观察家认为，这些回击中的很大一部分来自至今仍颇具影响的前任领导人胡锦涛和江泽民及其同僚；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憎恶习近平背弃了邓小平所采取的更加审慎的政策和谦逊的举动。此外，还有因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利益分歧而产生的持续且不可避免的冲突。

种种迹象表明，习近平和他那些为数不多的、为其笼聚几乎绝对权力的亲信已遭到了越来越多的不满。

中国日益恶化的国内问题为重大分歧提供了许多机会。在这些重大分歧中，人们的关注包括：在经济减速的过程中不盈利的国有企业和盈利的私营企业之间的冲突，难以根除的环境污染，对大规模贪腐问题持续进行的反腐败运动其中的政治，公共卫生之保护方面时常出现的挫败，难以驾驭的寻求自治权和罢工权的工人运动，日益凸显的老龄化和少子化等社会问题，压制言论自由且广受质疑的法律体制，以及那些为了给日常生活中的诸多悲苦寻求解决出路、却往往倍感沮丧失望的上访户们等等。

中国的外交政策也颇受争议。例如，许多中国的批评家认为，习近平太急躁地开启斥资巨硕的“一带一路”战略、促使南中国海军事化、趾高气扬地拒斥菲律宾针对中国提起的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仲裁，以及朝令夕改般地应对特朗普总统所提出的、令人不知所措的贸易战挑衅等方面的外交政策都显得太不明智。

也许，不仅对于当下习近平的统治集团、而且同样对于中共本身而言，其所面临的最严峻挑战，是能否找到一套足以支撑中国对内、对外政策行动的令人满意的意识形态。目前，中共缺少能够指引其官方政策之形成和实施且在各方之间能够达成共识的理念、目标和原则。也许，我们可以更为准确地讲，中共在这些基本问题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冲突和困惑，中国法律体系的近期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

对于习近平和中共本身而言，其所面临的最严峻挑战，是能否找到一套足以支撑中国对内、对外政策行动的令人满意的意识形态。

在2012年习近平上位之前，尽管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影响，三十多年来，中国的法官、检察官、律师、立法者、行政人员、法学教授乃至警察，都在很大程度上仍被教育着要对西方的法治理念表示尊重，而这些法治理念也逐渐被许多亚洲国家所共享。可是最近，尽管声称着要推行“依法治国”，习近平和中共已然公开背弃这些包括宪政、权力分立、司法独立和人权律师的重要角色等普世价值。相反，他们正在极力鼓吹和全面施行党的绝对领导。

尽管如此，党的领导目前已被证明并不足以替代这些国际性价值。过往苏联式的关于党治的合法性论述在中国和在其他地方一样已经丧失了说服力。甚者，习近平试图通过调用中国传统、以弥补民族自豪感之匮乏的间歇式努力也几乎不被接受。儒家人文主义的古老教义曾长期被中共批判为封建余孽，现在却又被拿来推广复兴，但其终究难以满足当代之需求而成效甚微。以及，习近平亦偶然援引儒家最重要的劲敌——和两千多年前中国第一个帝制王朝（秦）的专制统治密不可分的臭名昭著的法家治理术；但因法家思想太接近当今之现实，故而只能进一步激化业已存于日益精明的中国人心中的恐惧感——甚至也包括许多党员在内。

中国限制专断权力的持续性斗争还远远尚未终止。

（张熙，纽约大学法学院硕士生；陈玉洁，中央研究院法律学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