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自我審查與紅色界限：東南亞新聞業的無奈

【編者按】：在世界新聞自由日，新聞網站《新敘述》（New Naratif）發表了《自我審查與紅色界限：東南亞新聞業的無奈》一文，講述東南亞新聞業的審查狀況。端傳媒獲該網站授權編修轉載刊發，以饕讀者。

在2018年世界新聞自由指數（ 2018 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調查中，無國界記者組織（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RSF）帶來的消息並不樂觀。

不出意料，中國的言論自由指數亮起了紅燈，但同時，RSF也在其地區新聞稿中指出了中國對東南亞新聞業的影響：「在國際上，中國將其對新聞業的壓迫管制、信息審查制度和互聯網監視推廣到了其他國家，以此手段建立『新的世界媒體秩序』」。

調查結果顯示，越南、柬埔寨、泰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等東南亞國家都擁有類似中國的新聞管制模式，而緬甸和菲律賓也因國內媒體保護制度和記者安全水平的下降而被特別提名。

在近年的東南亞地區，違反新聞自由的案例層出不窮。比如，經營了24年的《柬埔寨日報》在柬埔寨首相洪森對其逃税行為的指控和語言攻擊下，於2017年9月宣布倒閉。 2018年1月，菲律賓證券交易委員會下令關閉Rappler Inc公司，聲稱它違反了國內有關外資媒體的規定。在緬甸，法庭正在對兩名《路透社》記者Wa Lone和Kyaw Soe Oo進行訴訟。而在訴訟過程中，一名警官承認自己曾受命誘捕兩位記者。

今年4月，因新加坡會計及公司管理局（ACRA）公開拒絕了東南亞觀察社（Observatory Southeast Asia）的新加坡子公司註冊，該集團的新聞網站《新敘述》（New Naratif）的常務董事譚炳鑫（Thum Ping Tjin）和總編輯韓俐穎（KirstenI Han）紛紛登上了頭條新聞。 ACRA表示，批准該公司的註冊會違背新加坡的國家利益，並暗示該公司「受外國人操控，正在新加坡進行政治活動」。這一指控目前已經被《新敘述》駁斥。

其實，新聞自由的威脅不僅僅來自於監管部門的壓制。在頭條新聞背後，東南亞地區的記者每日都要面臨種種挑戰。在世界新聞自由日，《新敘述》的撰稿人紛紛講述他們工作中的障礙。

「紅色界線」

很多時候，「什麼該寫，什麼不該寫」的問題都出現在寫稿之前。在大多數東南亞國家，社會輿論中的「紅色界線」 讓記者難以出聲。其中，有一些「政治正確」的界線比較明顯。泰國法律中的「大不敬罪」（lese majeste laws）使國人難以針對皇室發表言論，很多時候，言者的安全都難保。自2014年5月泰國政變以來，截至今年1月，至少有94人因涉嫌觸犯「大不敬罪」而被起訴。在馬來西亞和文萊等其他東南亞國家，撰寫關於王室的文章也是一件高風險的事情。

在緬甸，媒體不僅僅在羅興亞危機地帶被禁止採訪報導，在其他許多區域也受到阻撓。然而，除了禁區以外，其他新聞報導的「紅色界線」卻沒這麼明顯。據新聞自由調查記者Victoria Milko所說，除了談論羅興亞危機的敏感話題外，軍事活動、民族武裝叛亂和反政府活動的報導，記者都需要格外謹慎。

另一方面，有些「雷區」是地區外的人較少知道的。例如，在馬來西亞、新加坡和文萊等國的《煽動法令》一類法律下，執法機構有權將任何「促進種族仇視」的話語定為煽動性言論，因此有關種族和宗教的報導都可能會為記者帶來危險。

「報導同志群體（LGBT ）新聞的記者很可能被指控違反建國五原則（Pancasila，印尼憲法精神之一），並遭暴力威脅和舉報。」

《新敘述》的雅加達和巴布亞的諮詢編輯Febriana Firdaus指出了國家新聞業裏的三個敏感領域：1965至1966年共產黨員（或嫌疑人）大屠殺，同志群體（LGBT）以及巴布亞地區政民衝突的問題。

Firdaus表示：「報導1965年的故事是危險的，特別是當我們談論起反共宣傳背後的冷戰政治因素。在這個國家，對共產主義的禁令是一個不能公開討論的話題。」撰寫任何挑戰官方立場的文章都可能遭到攻擊。如今，共產主義話題在印尼境內依舊十分敏感。對個人來說，「親共產主義者」的指控等同於危險。 2016年，Firdaus因報導了一個反共研討會而遭到威脅、恐嚇和網絡暴力襲擊。

除了政治課題以外，印尼境內同志群體（LGBT）的話題也變得越來越敏感。曾為《新敘述》撰寫性別和同志文化文章的雅加達記者Kate Walton說：「移民局審問我在這裏（印尼）進行了什麼樣的活動。審問中有關巴布亞的一些問題都是我預料到的，但是當他們問我是否寫過同志群體的報導時，我感到很驚訝。」

Kate Walton補充道：「自從幾年前，我因為害怕遭到（來自政府／警察和社區的）報復，甚至拒絕與外國記者討論這個話題。在印尼，報導同志群體（LGBT） 新聞的記者很可能被指控違反建國五項原則（Pancasila），並遭暴力威脅和舉報。」

新聞自由的不利因素

新聞自由不僅僅有關記者的人身安全，也包括新聞工作者所在的整體環境。除了起訴和威脅之外，還有很多其他因素阻礙着記者的工作。

其中，最直接的一種阻礙，就是禁止記者出席活動或採訪新聞人物。《當今大馬》的副編輯和《新敘述》的早期作者Koh Aun Qi說： 「在這個媒體主要由政府所掌控的國家，《當今大馬》（Malaysiakini）長期以來被指控為反對派的工具；我們的記者時常被禁止參加某些政府活動，或者被要求先行離席。」

「我們的記者時常被禁止參加某些政府活動，或者被要求先前離席。」

另一方面，一些缺乏信息自由立法的國家通過限制獲取完整和可靠數據的渠道，為記者調查和報導的工作設置障礙。信息獲取的限制和資源的匱乏，使記者難以進行獨立的大規模研究，特別是阻礙了自由撰稿人的深層調查。

曾在《新敘述》發表有關馬來西亞土著特權文章的作者，Emir Imrantski說：「作為一名在馬來西亞工作的商業／經濟記者，統計局（department of statistics）給我帶來了很多煩惱。比如，我的故事常常需要數據支持，可官方統計數據卻早已過時。除此之外，政府公布的數據存在與歷年信息不符的問題；人種細化分類可能會被刪除，數據分組也可能被簡化。」

安全顧慮和自我審查

記者面臨的挑戰是複雜的：新聞自由的缺乏也意味着他們所遇到的問題和危險是模糊不清、不斷演變的。然而，這些隱患的影響也往往是相對的：外國和本地的新聞工作人員不時面對不同的問題和風險。

主要報導印尼新聞的記者，Nithin Coca說：「作為一名在東南亞工作的美國自由撰稿人，我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護。首先，我的家人離這裏很遠，我的收入主要來自外國媒體，我也總是能安全回家。 但是，與我合作的本地記者的處境卻並非如此，而且我需要時刻意識到我的報導帶來的後果遠遠超於一個故事。」

當然，這並不意味着外國記者就沒有個人顧慮：對於那些在東南亞定居的人來說，公民身份的缺乏意味着不穩定。 《新敘述》北蘇門答臘的諮詢編輯Aisyah Llewellyn表示：「作為印尼的一名外國記者，說錯話的代價十分沉重，包括逮捕、拘留、驅逐和黑名單等。在新加坡，有些外國記者遭到工作準證拒絕續簽，使其他同行產生類似的擔憂。」

「我需要時刻意識到我的報導帶來的後果遠遠超於一個故事。」

艱難的環境往往會引發心裏焦慮。同時加上對丟失工作的擔憂，記者更容易產生自我審查的傾向。

《新敘述》的馬來西亞諮詢編輯Susan Tam說：「依我看來，馬來西亞的記者分兩個陣營：一方為老闆寫作，一方則為觀眾寫作。對於那些必須為老闆工作的記者而言，自我審查是一個真切的問題。而對於那些有更多獨立性的記者來說，獲取信息和安全障礙是更大的問題。有權者為了避免責任而壓迫新聞記者、買通媒體公司的行為真是令人沮喪。」

曾在《新敘述》發表有關越南青年的文章的Yen Duong說：「本地每個記者都知道哪些界線不能越過、哪些有權勢的人或公司不能得罪、什麼東西可以報導、什麼不可以。我經常被告知，如果想長期在這個領域工作，我只能妥協。」

除外，她還補充道：「作為越南本地記者意味着薪水單薄、工作不被欣賞、價值被低估。然而這份工作，我相信，我的很多同事們都是出自熱愛而選擇的。但如果你屈服於管控，這種熱情到底會死亡還是存活？」

信息來源和責任

有時候，問題不是關於記者，而是關於信息來源 –——將自己的故事貢獻到新聞中的人們。在一個人們畏懼發言的社會中，尋找好的信息來源是一場艱苦的戰鬥。

曾為《新敘述》報導環境和網絡監管問題的Michael Tatarski說：「眾所周知，在越南報導敏感問題很困難，我有時不得不把某些信息從故事中刪除。令人擔憂的是，即使討論普通的話題，受訪者也有所忌憚。我曾經採訪西貢河巴士服務有關人員時，他對我拿出錄音機的反應，就好像我拔出了武器一樣。」

「在東南亞，我們不能簡簡單單地報導，我們需要盡可能保證自身和他人安全。」

如何保護信息來源是每個有良知的記者所日思夜想的問題，但是在威權的壓制和安全界限的模糊下，這個問題卻是一個雷區。

記者報導的故事可能對信息來源造成非常實際的影響。Coca回憶道：「我與村民談到了他們臨時工作的工廠的污染問題，及其對健康的影響。可在幾個月後，我發現工廠因為村民與我談話已停止向村民提供工作。村民失去重要的收入來源，也讓我感到非常不安。在東南亞，我們不能簡簡單單地報導，我們需要盡可能保證自身和他人安全。」

記者報導新聞不僅要徵求信息提供者的同意，而且還要是在告知他們相應的風險後取得的同意。信息提供者，尤其是那些沒有錢權地位的人，需要被告知提供信息的風險和後果，才能正式參與採訪。然而，這個工作並沒那麼容易，因為人們往往不是很了解媒體的操作。在這個情況下，記者需要自己衡量後果。

Llewellyn說：「這裏的人們，特別是北蘇門答臘島的居民，會告訴你任何事情。我很喜歡在這裏蒐集資料的便利，幾乎所有的事情都已經被記錄下來。但同時，這也帶來了一系列的問題：這裏的人們是如此開放，因此我需要自己濾掉過於敏感的內容。同其他記者一樣，我擔心受訪者無法接受自己分享信息所帶來的後果。」

自我審查對東南亞的意義

Milko說：「每天早上，當我在仰光的公寓裏醒來時，我都會想到哪天我可能會觸犯法律。例如，當我採訪一名武裝族群領導人關於緬甸軍隊侵犯人權的事情時，我將被定罪為『非法結社』嗎？」

「現代和殖民時代所留下的法律條規影響了我的工作，同時也威脅到了我的安全，從而迫使我每天斟酌要冒多大的風險為那些被國家恐嚇或抑制的人群提供發言機會。」

當記者被迫在這樣的環境中工作時，他們所服務的讀者和觀眾也會被間接影響。如果新聞界畏懼報導某些主題，社會則會對相關的制度和問題缺乏了解。這樣一來，強權者將繼續他們不負責任的行為；深入調查的缺失也會將每個人留在黑暗之中。

總體來看，媒體的「紅色界線」不僅僅影響着一群記者的日常生活，也牽連着所有讀者乃至整個社會。到頭來，媒體的不自由是每一個人的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