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給有線電視系統一張紅牌：世界盃轉播戰的文化修辭與產業困境

世界盃足球賽進入白熱化階段，向來對足球冷感的台灣社會與電視也感染熱潮。由有線電視系統業者組成的「有線寬頻協會」上週發表聲明，指責愛爾達及其所屬中華電信以2億元（台幣，下同）高價搶標、排擠競爭對手，進而剝奪台灣觀眾「免費」收看重要體育賽事的權益，並要求主管機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介入。

然而，這場世界盃電視轉播戰中，社會言論幾乎一面倒支持愛爾達。對渴望收看賽事的足球迷來說，早早取得轉播權、開放OTT免費登錄並讓華視播出十六強賽事的愛爾達，如同球賽中已經漂亮過人的前鋒球員，眼看就要破門建功。

而長期壟斷電視產業的系統業者看着競爭者搶搭賽事熱潮而眼紅，還以公民收視權力為由譴責與要求NCC介入，則如同球賽中被晃過的後衛球員，情急下從背後剷球，企圖放倒對手。

作為關注運動的台灣球迷，及長期受制於電視節目品質惡化而權益受損的本地觀眾，這次應該要判給系統業者一張紅牌。

這是因為系統業者扭曲免費收視運動轉播的「文化公民權」概念，希望「騙到」NCC的強制授權。再者，有線電視譴責愛爾達以高價競標排擠其他頻道，但回顧以往紀錄會發現，有線電視對世界盃等運動轉播長期忽視、不願意投資。因此系統業者像是在商場球賽中「假剷球、真剷人」，還跟身為裁判的主管機關爭論是愛爾達「假倒」。領一張紅牌，剛好而已。

收看運動轉播的文化公民權

運動文化興盛的歐盟自1990年代便透過電視無疆界指令，要求重要運動賽事必須透過無線電視轉播，不可被付費電視所獨家壟斷。例如英國主管機關列出重點運動賽事清單（listed events），對於「不僅是特定少數球迷喜愛，還具備特殊國族共感、能讓國家團結」的運動，如奧運、世界盃足球賽、歐冠決賽、足總杯決賽、世界盃橄欖球賽等，不能只由付費收視的管道如Sky UK（前稱BSkyB）所壟斷，必須要有免費（free-to-air）的無線電視台加入轉播。

澳洲則透過對付費電視的反虹吸條款（anti-siphoning），擴大對於運動賽事轉播的近用（access）規範。一方面，除了國際賽事之外，政府還廣泛把許多重要職業運動列為「具有國族重要性與文化顯著性」之比賽；另一方面，更要求無線台在主要賽事轉播上，擁有「首要選擇」的轉播優先權。

重要運動賽事轉播全民近用權的基礎，是將「收視重要運動賽事」看做是人民的基本傳播權利，因此認為世界盃等大型比賽的轉播，若只在付費電視上播出，會造成低收入球迷的權利被剝奪的經濟歧視。這在文化認同與經濟平等層面上，都是非常進步的概念。

不過，系統業者此時提出的運動轉播全民近用權，卻有誤導視聽之嫌。

第一，要顧及所有觀眾的運動收視權益，必須是在「免費」的電視頻道播出；能夠做這個主張的「事主」，是公視、台視、中視、華視與民視五家無線電視台，而不是每個月向用戶收五百元費用的有線電視系統。

第二，世界盃足球賽包括三十二強的「所有賽事」轉播，在台灣是否具有國族與文化認同的重要意義？如果以台灣觀眾多數是四年一次的「一日球迷」，以及世界杯轉播的平均收視率來看，在目前的台灣可能還夠不上「重要賽事」標準。

電視業者惡鬥的文化修辭

在角色錯置、賽事達標有疑義的狀況下，有線電視系統或許還可辯稱是「為了社會公益」而義憤填膺。可是，當愛爾達已經開放世界盃足球賽線上觀看的免費登錄，也與公眾免費收視的華視達成十六強賽事轉播的協議，那麼系統業者「是在大聲什麼」？

因為業者假藉文化公民權的說法，只是「項莊舞劍」式的文化修辭，真正「志在沛公」的目標就是電視平台的商場惡鬥。

二十年來台灣的電視收視管道，由有線系統長期主導，佔有率超過七成；更因為系統購併、與頻道代理商及衛星電視之間的上下游整合，使得電視產業結構更被少數大型系統業者壟斷。

根據2010年代前後的一些產業調查指出，大型系統業者的毛利率，大約在三成左右；而內容業者則在「多頻道競爭」下，「僧多粥少」而難有足夠廣告收入，對於節目製作的投資意願降低，導致電視內容品質愈發低落。

然而，近年在網路等新平台興起下，「剪線」趨勢讓系統用戶數量開始衰退，中華電信所屬的多媒體平台MOD更是當中最主要的競爭者，十多年來從慘淡經營，到2017年超過150萬戶。據報導，MOD更藉着轉播世界盃足球這項「殺手級內容」，在這半年內又增加了約30萬訂戶，對有線電視系統的威脅日益增大。

因此，有線系統業者藉着所謂公民收視運動賽事權益，其實是要透過有線系統上必載的無線電視，削弱世足賽熱潮下的MOD裝機潮；是假「文化修辭」之名，行「絆倒對手」的商業惡鬥之實。

VAR檢視：有線電視長期忽視運動轉播

低比分的足球賽中，裁判對犯規的認定，往往主宰了比賽結果。因此，這屆世界盃引入了影像助理裁判（VAR），透過重播畫面仔細檢視關鍵爭議，提高判決的精準與透明度。系統商指控愛爾達在世界盃轉播權競標中抬高價格排擠競爭的說詞，也必須以重播判定。

據報導，愛爾達表示本屆世界盃轉播權利金，比上屆大約漲了五成左右。以美國來說，Fox與Telemundo以合計10億美元，取得本屆與下屆世界盃的美國地區英語及西語轉播權，較2010及2014年世界盃的4.25億美元，成長約1.4倍。比起其他地區，愛爾達權利金的漲幅，似乎在一般水準之內。

有線系統與旗下頻道，過去又是如何「投資」世界盃轉播？根據媒體資料，2014年世界盃由愛爾達轉售OTT以外的電視轉播權給年代（註），價碼約7100萬元；2010年由年代取得轉播權，金額則約9300萬元。上一屆在有線電視轉播世界盃的權利金額不漲反跌，下降約四分之一，這屆也未見實際參與競標，顯示台灣有線電視對世界盃的興趣低落。

有線電視與頻道不只怯於投資世界盃足球賽轉播，近年對台灣本地最具代表性與商機的職業棒球（職棒），一樣裹足不前。2014年中華職棒轉播權競標，市場新進競爭者的MP & Silva喊出6年21億元、換算場均約140萬元的權利金，是原本緯來轉播的近兩倍。後來MP & Silva因無法在有線系統上架而退出，承接中職轉播的本土頻道業者，又將權利金壓回到原來的水平。

乍看之下是因為新進外商以不合行情的「天價」標下中職轉播，因而與系統台在上架授權費用上談不籠，但細究會發現，MP & Silva其實不算漫天喊價，反而是本土頻道的出價過低，沒有反映當時台灣職棒市場的大幅成長。

中華職棒歷年現場入場觀眾數起起落落，大致反映本地職棒的人氣與市場規模的興衰；而幾次電視轉播權利金的漲跌，也都與議約之前的現場觀眾成長趨勢大至相符。不過，現場人數與轉播權利金連動的邏輯，在2011年與2014年兩次議價後被打破。

2011年議約時，場均觀眾數比起前一階段上漲了63.1%，但權利金反而下跌6.5%。2014年議約前，中職票房再成長30.2%、累計兩次議約的場均觀眾數成長了112%。因此，MP & Silva出價成長約一倍，其實並不離譜；而本地頻道業者在這兩回合的議約，卻都無視於2010年之後職棒市場的擴張，壓低了權利金水準。

電視與運動文化的雙重停滯

頻道業者不願意投資世界盃足球賽與本土職棒的運動轉播，畢竟是在商言商的結果。近年來大型系統業者壟斷電視產業的營利，電視台又在多頻道競爭中難以突圍，所以壓低成本成為內容業者獲利的硬道理。不僅對運動轉播如此，戲劇與綜藝節目的製作費大幅縮水，也是同樣的理由。

台灣電視產業結構的困境，拖累了本地運動文化的培養與發展。就算是世界盃足球賽這樣的頂級賽事，多數頻道業者仍不願意投資，甚至大型系統業者還要藉由文化修辭攻訐願意投資的商場對手。

在世界盃的足球熱潮當中，我們一再看到台灣作為「足球沙漠」的缺憾。要培養台灣的運動文化，必須搭配足夠優質的賽事轉播。提供觀眾真正的運動收視之文化公民權，打破由系統業者壟斷而停滯的電視產業結構，應該是台灣社會必須踏出的重要一步。

（劉昌德，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教授）

註：年代集團旗下擁有年代Much、年代新聞台及壹電視新聞台等在有線系統上播送的衛星頻道。董事長為台灣有線電視業傳奇人物練台生，其企業版圖除頻道家族與地區性系統台之外，更擁有重要頻道代理的佳訊公司，對於電視頻道上下架有極大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