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我和彭麗君為學術期刊《後殖民研究》（Postcolonial Studies），客席編了一個名為「香港：殖民主義十年後」（Hong Kong: Ten Years after Colonialism）的專輯，當時有份為專輯撰寫文章的作者還有：祈大衛、陳冠中、蔡偉傑、陳慎慶、Helen Grace、楊陽及李歐梵。
20年變遷
我們在編者前言這樣理解十年前的香港：殖民制度結構基本沒有改變，只有主子身份的改變，不過中國這個新主子沒有西方媒體預言般「邪惡」，剝奪了香港人的政治自由，摧毀法治機制。反之，中國在國際上的形象逐漸改善，以軟實力及蓬勃經濟，獲得不少發展中國家的青睞。當時我們以為，中國並不希望政治上改變香港，因為由西方殖民者留下的制度，帶來了相當的穩定性，以及有效率的管治；中國亦想集中時間精力，繼續發展自身經濟。我們專輯期許的卻是香港要變，要後殖民的香港真正「去殖民化」，要建立公平民主的社會。
九七後的十年，香港經濟民生其實更受新自由主義極盡剝削的邏輯主宰，貧富懸殊加劇，不公義事件屢有發生，引發了針對事件的社會運動。即使這些公民運動（例如保護維港、保留中環舊天星碼頭等）當時並未進展至要求政治結構的改革，最多只限於要求普選行政長官的時間表，但站在場外的北京官員已警告香港，不要浪費精力搞政治，免得自己愈被邊緣化。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在2007年更直言，香港政制並非三權分立，而是行政主導，完全處於國家的主權之下，「中央授予香港特別行政區多少權，特別行政區就有多少權！」
儘管如此，我們當時認為，香港仍然繼續想像以一己的特殊性，可以影響國家，不論是經濟或政治方面。回歸十年了，不少香港人還會寄望，香港的民主化，多少對中國都有一定的意義，即使民主化或去殖民化，對香港人其實也是陌生的；即使香港人對「後殖民」的身份與處境，依然茫無頭緒。
又過了十年。
香港再無自信覺得可以影響中國，只一味憂慮太受中國影響。
想變好的，未來。要變壞的，似乎就在眼前。好與壞，當然視乎你站在哪個位置而言。社會情緒也是個重要決定因素。以保育、保衛理念進行的社會運動，在過去十年，似乎最能牽動港人的感官情緒，從反對舊區重建、拯救皇后碼頭事件，到反高鐵、保衛菜園村等反發展主義思潮，又湧現了「香港人優先」、排外的民粹熱火，甚至公然直面抗拒中國的反雙非、反對內地孕婦來港產子、反自由行、「反蝗」等浪潮疊起，直到佔領街道近八十日的雨傘運動爆發，集結了圍繞「本土」觀念的左、右翼政治匯聚又相互排斥，撼動了絕大部分香港人的情感意緒，也驚動了北京政府。
不過，以為中國因為香港過去十年的內部波動才改變對港政策，卻顯然是個誤會。事實上，「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五十年不變」這些理念，一開始就是權宜之計，是為了國家的整體發展建設，爭取更多更有利的條件與時間而生。當然，國家打造與整合的宏圖構想以外，不同人、不同的利益集體對「一國兩制」都有不盡相同的主觀投射。害怕中共統治的香港人，或許只是消極地視之為暫時區隔中港政治的「避秦」方案；亦有樂觀積極地以此為「政治實驗室」，企圖以香港代表的資本主義機制，去悄悄帶動中國的政治變革。尋找「一國兩制」究竟是何物的過程，或許已是一種「額外、剩餘的快感」（surplus enjoyment），如果「一國兩制」本身可以視作解決政治困境的「快感」。
「一國兩制」不是新發明
愈來愈多論者明白，類似「一國兩制」的政治制度，在中國歷史之中，根本不是新發明，更不是只為香港而設。在帝制時代，中央政權對鞭長莫及的邊陲地區已實行土官或土司世襲制，利用當地人民的既有管治結構繼續進行統治，不推行帝國裏的郡縣流官制，讓邊疆原來的生產方式維持不變，向中央納貢，或徵收稅款。唐、宋、元、明的土司制度一直維持下來，直到清代才逐漸「改土歸流」，以中央委派官員到邊疆去，用和平或暴力手段，取代了土司制度。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表面上完全取締了土司制，但又開展了少數民族自治地方（主要分為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以及民族鄉、民族村等縣級以下的行政單位）。這些少數民族自治地方的成立，與其說是為了容許邊疆民族自行管治，不如說是為了防範、對沖這些非漢族社群自決獨立的風險。中國共產黨未執掌政權以前，曾以自主自決的承諾，爭取少數民族的支持。掌政後，就以自治區取代了。
中國少數民族的自治結構，除了有少數民族幹部擔任管治班子外，中央一樣會派「流官」到當地參與管轄，而且官階及人數都佔優，具絕對控制權。名義上當然是中央要扶助「落後的」兄弟民族發展、現代化。早有歐洲近代史的研究證明，現代民族國家的建設過程，即使對待國境內的同族人（民族是什麼，當然不會沒有爭議），也是一種「殖民化」工程，是中央的統治階層以一大套外來的系統、標準，加諸於地方上的平民百姓，強制或同時又懷柔地，令他們就範於一個由中央劃一制定的框架裏。
過去數十年，由於種種原因，中央的少數民族政策不斷在完全同化與尊重差異之間拉鋸、徘徊，即使21世紀鼓吹徹底同化融合的「第二代民族政策」倡議湧現，但因為涉及既有官僚架構的利益，未必容易全面實行。不過，從一開始，中央已藉漢人數量的絕對優勢，鼓勵移民到少數民族自治區，決心要令少數民族自治區裏的少數民族，成為真真正正的少數。
除了對付反抗叛亂，要使用必然的武力，中央對少數民族自治區的施政、建設與發展，也會被視為一種「緩慢的暴力」（slow violence）。所謂現代化建設，慢慢改變了少數民族的社區、文化與生活形態。不是所有國家建設工程，都像綠化沙漠、青藏鐵路、南水北調般惹人注目，更多時這些開採資源、建造、現代生產等發展項目，嚴重地破壞了當地自然生態環境，遺留下的長遠污染問題，要讓少數民族默默地承受。為了開發，他們的傳統社群「被否想」，不是被當作不存在，便是要面對被遷徙的命運。1990年代末開始的「西部發展」，只是過往民族政策的深化版，在少數民族地區大興土木、進行大規模的基礎建設，未必能清楚證實對當地少數族群帶來的得益，卻肯定強化了中央的管理控制，大大鞏固國防，亦加劇了内地人往當地的移居浪潮。
中國變了
香港的「一國兩制」從最初的權宜、暫緩、承諾不讓變改，到逐步過渡往另外的一個東西，似乎早已有歷史借鏡可參照它早晚要變的命運。完全由中國政府審批的單程證來港定居、大橋與高鐵的基礎建設，或大灣區的融合計劃等，其實都不是香港這個特區獨有。過去20年，香港在變，中國當然也在變，但正因為中國的變化，香港好像才突然感受到「一國兩制」的變。
相比前十年，中國的國際形象卻明顯變差了（BBC國際台每年進行的全球民調顯示，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印象整體在下降中；而外國人到中國旅遊或升學的數字，亦一直在低位徘徊）。一些人或會歸咎西方媒體的妖魔化效果，但中國在周邊的海洋活動，如南海，以至走向世界的各種經濟投資，也確實觸動了不少國家的神經，甚至對他們的社會構成實質或預設的影響及脅迫。已放棄了過往「韜光養晦」的外交策略，中國近年強勢對外，積極爭取及維護其領海主權和海洋權益，在多國爭議的水域上毫不願意協商退讓，甚至不惜興建人工島、展示軍事力量。
而中國90年代已提出的「走出去戰略」經濟發展，近十年對世界亦產生了更大的反響。中國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或援助，刻意有別於西方模式要求別國推行民主、人權、市場經濟等政策，強調不干預他國內政和沒有先決條件的原則，基本上秉承了50年代周恩來制定的和平共存概念。
然而，這種「不干預他國內政」的方法，卻變成不理會他國的社會情況，太着重自身的國家利益。發展中國家的統治階級或許喜歡這種不干預政策，但中國「走出去」的工程多是「包建工程」，工人、器材、物資全都由中國運去，當地勞工直接得益因而相對減少。大批中國外勞到當地，也製造了社會問題及文化誤解。中國在東南亞、中南美的運河、鐵路等基礎建設，亦忽略了對當地可能引發的嚴峻生態破壞，招致當地人民的強烈負面迴響。
這些後果也許要歸咎中國只依重自身的發展經驗，一味強調政治穩定與物質需求作為經濟增長的條件，漠視公民自由對社會與政治的調節力量。只追求經濟發展，亦反映了中共政權的危機意識，明白自身的管治合法性盡仗賴於此。但金權合流也無法實現永遠持續的高速經濟增長，反引致極端的貪腐與極度的財富不均。到了習近平時代，為求鞏固危機重重的政權，中共不惜放棄過去發展成功的因素，如相對的思想開放、黨內的分權與繼承制度、有限度的地方選舉及社會渲洩渠道，而轉向大權獨攬、政府更嚴密的控制，對少數民族、婦權、維權等等的訴求，打壓更甚。
這是什麼時代？
有論者認為，專權統治重臨，不只在中國發生，這跟民主的世界性倒退有不可分的關係。更有悲觀的看法，認為當前的世局，頗像二戰前的1930年代：保護主義與民粹主義當道，專制政權與強權意識形態在歐洲與亞洲崛起，野心獨裁者壓制民主自由，向周邊擴張影響力，而民主力量卻怯懦不堪，無法適時制止，最後將世界推向萬劫不復的酷戰。這個類比也許太誇張煽情了，對世局的消極投射，卻可能跟西方輿論界對美國選了特朗普（川普）這樣的一個總統，產生的失落挫敗感有關。
不過，中國的威權政治回朝與習近平襲用一些毛澤東式手法，從中國的角度，卻不只是世界潮流的一部分，而是刻意要擺脫西方霸權支配的一種手段。當然，香港人不容易接受、認同這就是「中國特色」的道路。事實是，回歸以來的香港，一直未想望到，也未知道自己想要什麼、需要什麼，卻遇上一個似乎很知道自己要做什麼的中國。客觀現實上，這種狀況不可能不被動地遭牽着走；但即使在主觀的思想感情領域，回歸後的香港也找不到屬於自己的空間。也許，無力感不是香港才有，不少民主社會也瀰漫着這樣的悲情。
走不動也不知如何走向的香港，卻被不斷催逼着要「走出香港」：中國要香港走向國家，這是最清晰的指導路徑。以保衛及守護香港之名的社會運動，以及牽連着的種種社會情緒，表面上「如如不動」，執拗地堅守既有，但其實亦是要走向「後香港」，走往一個香港不曾有過的境界。過去的香港，只是看似平和順從，內裏也不過是掠奪與剝削，分別不過是今天的更赤裸。所以，背靠祖國的論者可以義正辭嚴地用馬克思主義角度，批判香港沒有經過激烈的社會改造，只沿襲西方殖民資本主義的結構性問題。香港不是西藏，面對中國，是沒有道德高位的。香港或許應該視現在及可見未來的艱難處境，是一種祝福，而不是詛咒，只因為策動新自由主義的資本巨變是專權的勢力，而不是披上看似自由民主外衣的政府，香港人因此對任何改變都變得更敏感，更能提高警覺，也許更願意參與討論。
布萊希特的詩〈致後世〉裏有這樣的描寫：「這是什麼時代╱閑話間提到樹木也差不多是一種罪行╱這樣做就是對不公義的一種沉默！」然而在所有人都要承受、「共業」般的「人類紀」（Anthropocene），氣候變化、環境污染、大量物種步向消亡，多講樹，多談海與山，多關注非人的物類，可能才不至於在不公義之前沉默。人的政治空間被打壓、收窄甚至遭關押，或許關心人以外的命題，可以走出另一條道路。過去十年，默默耕耘的社會運動都是以「非人」的生態、土地為動員能量的。「人」在其中只是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因為這個危險的機遇，香港的保育、土地運動，未必沒有可能與中國民間的「原生態」浪潮對話，甚至匯流。在任何社會、政治的生態系統裏，只有生物多樣性才能夠在困境中讓整個系統生存下去。存活必須忍耐，正如許鞍華電影《明月幾時有》的英文名稱 “Our Time Will Come”。這個「我們」，也必須是包容的，不局限在狹義的香港人。
（羅貴祥，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教授）
把政黨合法性都壓在經濟發展（政績）上，一旦經濟狀況下滑其合法性就會受到質疑和威脅……要進入一個惡性循環了么？
把香港回歸划分為前後十年，以及跟中國的對比，確實更容易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