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異鄉人──鄒思聰：時代劇變了，而我們都要設法活下去

大概是三年前，查建英的《弄潮兒》被牛津出版社翻譯成中文，在香港出版，大受非虛構愛好者歡迎。所以今年，她那本1990年代的舊作《中國波普》（China Pop）也被翻譯成中文，同樣是牛津出版。此前許多年，中國大陸出版社想以刪節版的方式出版此書，都被查建英一口回絕。

我對《中國波普》第一章的某段話印象尤為深刻。作為改革開放後，最早那批去美國留學，並且長期從事雙語寫作的作家，查建英到底如何──我都不太想說是「定義」──審視和感受自己的身份、目標讀者與中國寫作本身？

查建英說，她的認同感是雙重的，對太平洋兩岸不同的人和文化理念，都同樣心懷敬重與忠誠，「每當有人問我，我究竟是如何定義自己的精神家園和文化立場，我的回答往往是：我一隻腳擱在中國，一隻腳擱在美國，腦袋則擱在中美之間的某個地方，興許是香港。」

她應該熟知香港的變化。讀這本書時，我老想起《弄潮兒》剛在香港出版那年。當時還在浸會大學念新聞學碩士的許冰清迅速買來了，我們一起吃糖水時，她小心翼翼地捧着這本書──牛津的書都是封面特別精緻的，她捧着那本書，擦拭撫摸，如同信徒捧着聖經一般。我借過來翻閲，第一篇就是我非常熟悉的那篇《國家的敵人》，寫的是查建英的哥哥，我之前已經反覆讀過。

除了國家的敵人，查建英緊接着寫了國家的僕人。寫的是王蒙，查建英年輕時候的朋友。這大概是那本書寫得最好的兩篇文章。幾年來，當記者，寫別人、事件和觀點，我逐漸認同一切寫作都是自傳，人只有寫自己的時候才是寫得最好的，連查建英也不例外。

那天，我和許冰清還一起在港大參加一個seminar，北大新傳的徐泓院長，她的學生、當時《博客天下》的總編助理、新媒體「咋整」創始人陳鳴也來了。我們馬上要畢業的幾個學生，跟學界和業界前輩請教如何寫報導，如何看待中國新聞業，如何在新媒體時代寫文章。

我不知道為什麼突然想到這個片段，只記得當時是快要畢業了，我們聊起未來的打算。許冰清堅定地說自己要回上海，我說我應該會留在香港工作吧。

她當時對我說，「BAT（編按：指代巨型網路企業）大有前景。」

這句話我當時沒有太放在心上，但這幾年就老想起這句話。正如後來我剛去北京時，我的編劇朋友張高興就對我說，「在北京沒有錢，就很沒有安全感」。我是一年之後才理解這句話的含義。

我後來留在香港，許冰清也回了上海，幾年來我們居然再也沒見過一次，逐漸成了朋友圈和微信對話框裏的網友。我入職《亞洲週刊》，離職，去了端傳媒，又離職，去了北京，再離職，最終回來，做起了口述史。我也看着她去了好奇心日報，離職，後來又回去，繼續在好奇心日報做主筆，前段時間又再離職，休息一段時間……

這幾年，目睹中國其他媒體紛紛衰落，好奇心日報、品玩、虎嗅、36氪、鈦媒體等泛科技類媒體都越做越大，融的錢也越來越多，我開始覺得她當時的眼光確實很準，比那時候我見過的許多媒體總編、資深記者的眼光都要準。四年下來，在中國還能做的報導，還能產生一點行業影響力的，差不多就是這一塊兒了。

我突然意識到，那一天的其他老師呢？

陳鳴是因為《南方週末》新年獻詞事件中的種種事情，憤而離開南周的。彼時在《博客天下》，他又將「咋整」做得風生水起，不久後，他徹底進入商業社會，開始了連續創業與VC合夥人之路。

徐泓院長從北大新傳退休後，在北大深圳校區繼續開辦財經新聞系。當日邀請徐泓老師來港大的錢鋼老師，也受邀去給財經新聞系的學生講新聞史。錢老師後來說，財經新聞系的學生一開始不能理解，自己想學的是財經新聞，為何要去追索當代歷史？直到後來，許多學生對父母生日當天的報紙及背後的歷史，終於產生興趣──看清自己所處的歷史座標，從何而來，將往何處，太重要了。

錢鋼老師仍然在港大做研究和教學，眼看着都已經到2017—2018級的學生了。而篳路藍縷、建立港大新聞學院的陳婉瑩院長，已經退休了。陳院長退休的消息傳來那天，我正在端傳媒的辦公室工作，不由得感到某種情結和價值的徹底終結。曾經在我們學生中流傳的一句話是，「院長是不會退休的」。

作為一個制度主義者，我仍然覺得，不同的人在制度之中能夠做的事情，是絕對不一樣的，有些人和他們能做的事情，就是獨一無二、不可取代的。所以我至今看到陳院長，仍然會緊張。前幾天在港大校園裏看到她，我跟她打招呼，聊起天來，她照例把我批評了一番，我紅着臉點頭。

那時候我突然又想起陳院長以前老對我說的，「你不能從書本到書本，你要從書本到實踐，再到書本」，「香港太小啦，你要去緬甸，去馬來西亞，去全世界啊！」其實這幾年，我都深刻地背負着這些批評，也自認為盡量沒太辜負這幾句教誨。只是我確實走得很慢，也很掙扎。

那天相遇的最後，她笑着對我說，「你倒是越長越年輕了嘛！」我哈哈一笑，心想自己不像院長老掛在嘴邊的張潔平、張倩燁，這大概是院長對我唯一的誇獎了吧。

我唯一後悔的事情，就是無法成為別人

查建英的《弄潮兒》出版前，許知遠的新書《抗爭者》在香港和台灣都出版了。同樣的，在那本書沒出版以前，大部分文章我也都讀過了──

許知遠在FT中文網的專欄，我以前每期都會看。他每一篇文章唯一讓我不適的，就是文末必有的「……」 我覺得省略號每每讓整篇文章顯得拖泥帶水，真正有格調的是文末的句號。

那時候，許知遠寫今年7月剛剛去世的劉曉波，題目是「受困的黑馬」；寫當年他親睹、跟隨、交流和學習的北大三傑──余杰、孔慶東、摩羅的事情，那應該是我見過的寫這幾個人恩怨變遷最好的文章。這可能也印證了我那句話，最好的文章全是自傳。

他還寫了「溫柔的流亡者」王丹，王丹本來在Facebook上轉發過這篇文章，表示「許知遠寫我的文筆，比我本人更溫柔」。但令人奇怪的是，後來王丹接受《亞洲週刊》採訪時，又批評了許知遠，大意是「我本來以為他會寫得很客觀，結果他寫成了文藝青年的抒情」……這讓我一直不得其解。

可以看到，在那本書中，許知遠不只寫大陸，也寫台灣的抗爭者，還寫香港的抗爭者，乃至於其他國家的抗爭者……他自己本人，也站上過抗爭最前線的烏坎──寫那些在現實抗爭中並不知名的「小人物」。

從那時起，我開始注意到，他的文章中有從未停止流露的一種東西，就是對自我的不斷審視，並且無休止地譴責自己。或許是因為他的這些朋友、採訪對象，許多都遭遇了相當不幸的打壓，從肉體到精神──我已經記不清原話了，他大概是說，自己因為不想基本的生活自由受到干擾，不想被跟蹤、騷擾和威脅，所以他不敢再進一步。

當許知遠直面自己的軟弱時，對比他那些勇敢而不合時宜的聊天談話對象，他沒有自得於能自如遊走於邊緣地帶、沒有「隱微寫作」、「打擦邊球」的智力優越感，而是對自己的懦弱感到無比羞愧與自責。但他也確實做不到更進一步。

即便如此，和所有在上個時代獲得名聲與價值的知識分子、作家一樣，許知遠的作品在這幾年遭遇過風聲鶴唳的封禁。2014年深秋，我在香港《亞洲週刊》做記者，那天我到處打國內書店和出版商的電話，詢問余英時、許知遠、梁文道、九把刀等人的書是不是都下架了。

後來我在端傳媒工作時，許知遠是專欄作家。我編過一篇他的專欄，他也提到了這件事，其中這麼寫道：

記憶裏那天陰沉壓抑，我正坐在北京一家咖啡館裏，等待從昨夜的宿醉中醒來。搞不清窗外的暗淡天氣，是緣自風沙還是濃重的霧霾。這是2014年11月的一個星期六。

電話響起，我的朋友說，你上了被查禁作家的名單。在中國的社交媒體上，我的名字與歷史學家余英時、經濟學家茅於軾、散文作家野夫、香港電視主持人梁文道，還有一位台灣青春片導演九把刀並列在一起。根據一位參與了廣電總局最近一次會議的參加者在微博上披露說，我們的書籍要麼不再允許售賣、要麼被不再被允許出版。

接下的幾天，我收到了各式的電話、郵件，它們有的來自朋友，有的來是記者，他們問我被禁的原因是什麼，是否得到了相關的通知，我對此又有何感受？

這些詢問讓我哭笑不得，與他們一樣，我也是從社交媒體上得知這一消息的。從沒有官方的版本確認或是否認這一消息，更沒有審查部門的某個具體文件、個人或是電話來通知我。

但你又知道這消息不會是空穴來風。

在那篇專欄裏，許知遠照例剖析並譴責自己，文章最末，許知遠寫道，「我為自己的膽怯感到屈辱與羞愧。我第一次開始嘗試寫日記，記錄下內心的分裂，期待書寫能平撫它……」

與最早作為讀者閲讀他的文章一樣，每次編他的文章時，我同樣非常感慨，這個人這麼多年，都沒有太大改變。他的文章裏那種自我譴責，對自己懦弱的剖析，非常真誠，非常罕見。和他拿腔拿調的，歐化譯文般的，相當自戀的文筆形成一種奇怪的張力。而且他不要稿費，總是都讓我把稿費打給我的總編張潔平，這讓我們也相當尷尬。

我於是不由得想起讀大學那陣子，我們在學校裏辦獨立雜誌，非常自得於作為學生，我們可以屢次採訪大咖──有一次，熊培雲、許知遠、梁文道同時出席成都西西弗書店的活動，出版方配合當時上映的電影，起了個「雲知道」的名字做宣傳。

熊培雲非常謙遜，梁文道特別友善，只有許知遠，對我們這幫人，可以說是不屑一顧。

我們雜誌的傳統是，每次採訪都讓採訪對象寫一句話給我們。

熊培雲寫的是祝福學生的話，而梁文道寫的是「士不可以不弘毅」。我知道那是為什麼。他在香港中文大學唸書時，有幸聽到錢穆的演講，這是錢穆告訴他的話。

知道許知遠寫的是什麼嗎？我當時惴惴不安地把那個筆記本遞給他，他一開始是不屑，隨後他用很潦草的筆記寫道：「不要尋找愚蠢的他人意見。」

那句話我琢磨許久，不是他人的愚蠢意見，是愚蠢的他人意見。我後來和當時我們雜誌的主編討論，這句話別有深意，在他眼中，他人意見都是愚蠢的。

因為有大學時代他那不屑一顧的一面之緣，到後來，我一直對他都有種不可接近感。但去年我在北京時，沒想到許知遠居然會發微信，想我去談一談，能否去《單讀》做編輯。

但當時我已經加入另外一個VC（創投），和陳鳴做了同事，我說是想去資本圈長長見識，好讓我以後有寫作素材，但同時，也是因為時代劇變，我不得不在其中，變換各種姿勢，閃轉騰挪，避免被碾壓致死罷了。

後來有段時間，我辭了職，在北京過上（不）自由撰稿人的生活，經常去朝陽大悅城的單向空間讀書寫文章。私底下，我會常懷遺憾。要是我去了會怎麼樣呢？我是《單讀》（之前的《單向街》）八年的讀者了，離開北京時，我還帶了《單讀》當時最新的一本《世界的水手》。在這個時代能夠經常和那些熱愛文學的人打交道，應該已經是能想到的最好的事情了吧。

每當那時候，我一般會刻意想想《單讀》的編輯吐槽過的許知遠，並用伍迪．艾倫的話安慰自己，「我唯一後悔的事情，就是無法成為別人。」

不知你如何，我真的蒼老和成熟許多

因為總在折騰，因此我理解他人，也老先審視自己的選擇與掙扎。這樣我去看待別人，會覺得許多事情不僅可以理解，而且好像必須如此。

在我們讀書那些年，誰會理會羅振宇是誰，馬東是誰呢？最受媒體關注、得到追捧的，即便不是許知遠這類知識分子，也是許知遠當年批判的人，因為「庸眾的勝利」而捧起來的韓寒。

到今天，韓寒去拍電影好幾年了，獨唱團已如同上個世紀的事情，「一個就夠了」的ONE，也開始做起了非虛構實驗室，總監是上個時代大名鼎鼎的李海鵬──現在他已經幾乎不寫文章。批判韓寒是「庸眾的勝利」的許知遠，我猜他想不到，他所鄙視的「庸眾」，這麼快就一潰千里。他現在會不會像褚威格一樣，終於開始懷念昨日的世界？看《十三邀》這檔節目時，我總感覺這是他與這些時代弄潮兒的困惑對撞，又是他勉力維持的某種難堪的幻象。

「羅輯思維」早已婦孺皆知了，我的朋友圈裏仍然有前個時代的「遺老遺少」在喋喋不休，說羅振宇的許多節目，不過是拾當年「輝格」的牙慧。問題是，這個時代的人會問，輝格？他是誰啊？

可能還有一些輝格的老粉絲，比如說大象公會的「魔鬼教官」黃章晉，他在新媒體時代做出了不錯的轉型，還在用大象公會的平台，為輝格搖旗吶喊。羅永浩可能還會在錘子手機的發布會上，說黃章晉是他的偶像，是這個時代的魯迅──但錘子手機這個時代的關注者，他們會問黃章晉是誰啊？魅族的總裁不應該叫黃章才對嗎？

所以我這樣笨拙的人尚且明白的事情，許知遠他們怎麼不明白：時代真的變了。

但可能更重要的是，時代是在什麼時候變的？以什麼樣的方式變的？我昨晚睡前想這個問題的時候，突然覺得，大概就是在人們睡覺的時候變的吧。

在所有人們睡覺的時候，韓寒被認為是「代筆」了，南方週末新年獻詞事件出來了，要輿論鬥爭的決定做出來了，微博原來的捧大V模式徹底毀滅了，微博赴美上市、決定全面娛樂化了，微信公號的第一個十萬粉公號出現了，微信十條出來了，南方報業的所有報紙都衰落了，上海報業突然異軍突起了，知識付費興起了，IP興起了，Papi醬火了，被羅振宇投資炒作後、又不那麼火了，被《人民日報》批判了，VR興起了，VR寒冬了，風口來了，資本寒冬了，生態化反了，老闆又跑了，網絡安全法草案公示了、人大通過了、正式實施了，一大批娛樂賬號被關了，同性戀、婚外情不能寫了，綜藝節目裏那些染髮藝人的頭上都馬賽克了……

在所有人們睡覺的時候，這些變化都發生了。到反應過來時，給人的直接感覺是，這世界就是一顆洋葱，正在被一層層剝掉，長出來的一些東西，在公共媒體上，有的人叫好，有的人鄙視，有的人迅速收穫新的名利，有的人隕落般蕩殆無蹤。

生活在其中的大多數人，都像是在玩一盤Hard模式的沙盤遊戲，完全沒時間和精力，像上世紀1980年代那樣去感慨，「為何人生的路越走越窄？」，只能變換自己的姿勢、更新自己的大腦、改變自己習慣的說話方式，馬不停蹄向前。

羅振宇、馬東在一個新時代崛起，許知遠努力保持着自己固執裝逼（裝模作樣）的拿腔拿調，但他們和所有人一樣都逃不開時代，不得不變換各種姿勢，在北京閃轉騰挪……

馬東和羅振宇離開央視，一個策劃了奇葩說，一個開發了邏輯思維和得到，許知遠居然也做起來視頻節目《十三邀》，他的老朋友梁文道則從《開卷八分鐘》做到了《一千零一夜》，還是介紹書，只是從傳統媒體跳到了互聯網平台──但真正被人關注的不再是他，而是曾經的民謠音樂人高曉松。

大象公會的黃章晉也想做視頻很久了，拖延症許久，直到最近劉大可的「混亂博物館」做起來……徐達內前兩天在朋友圈還發了個關於《媒體札記》的回憶，但離我們這代人每天看《媒體札記》的時代，已經過去四年了；媒體札記命途多變，輾轉之下，變成了「媒記」，和那個「亦莊亦諧」、每日記錄評析最熱新聞事件的知名專欄，早已天壤之別，而是變成了「新榜」的副產品……

清晰的圖景已經展開了：活躍在上個時代的那些人，有的轉身，有的閉嘴，有的進去，有的死去，有的離開；當然，有的隨風起舞，有的兜售繁榮，有的計劃經濟，有的共產主義。

但這樣分野清晰的巨流河，居然會給人一種錯覺，1920年代的爵士美國和1930年代的國家社會主義德國是不是在這個時代合體了，以至於這番奇異的清晰景象，根本就無法清晰優美地描述。

但重點是所有人都得繼續活下去，想方設法地活下去。

是的，所有人都得想法設法活下去，包括在上個時代已經功成名就的人，在這個時代要繼續活着，也一定有生怕被時代擠掉的危機感。弄潮兒永遠懼怕的，是自己不再弄潮。

而我身邊更年輕的朋友不是這樣。

曾經寫下《國家就在你腳下》的元淦恭不是這樣，我目睹他這些年，欣喜他告別歧途、回歸金融街，又前往BAT，終於年薪百萬，也唏噓他這些年的細微變化與深深失落。

曾經在伊利諾伊香檳分校開辦「非虛構寫作」公號的卓星不是這樣，他喜歡特稿、熱愛寫作，從《財新》到《人物》，輾轉新媒體和金融機構，最終回歸體制，走上正道，卻依然長久地為寫不出稿而抑鬱。

大學期間卧底富士康、屢獲南都新聞獎的劉志毅不是這樣，他從清華研究生畢業後入職南方週末，目前在今日頭條負責媒體實驗室，卻在我們一次喝酒後說最喜歡的工作，仍然是做特稿和調查記者，但這一行已經沒人了，「只能說生不逢時吧」。

我和許冰清也不是這樣。我們那時候引為同道的一幫人，一開始是想效仿前人，在互聯網、新媒體時代，能夠做接受過更好訓練的記錄者。那時候她撫摸擦拭的《弄潮兒》那本書，今天看起來，除了國家的敵人更多了，國家的僕人被淘汰了，其中提到的那些「好大亨」，地位也諱莫如深，未來難以預料。

今年在香港出版的這本《中國波普》，最有價值的是那些90年代具體故事，而其中某些微妙的美好期盼，看起來更大程度上是失效了。形形色色的「弄潮兒」是這個時代的短暫主角，但《弄潮兒》絕對不再可能是圖書出版業的主角，哪怕是在香港。

前不久，批判許知遠的那篇爆款文章說，許知遠不懂90後。其實我和我的這些朋友，都是90後，更是後89一代，在查建英筆下那個「提高了的物質水平」、「文化政治方面有所鬆動」、「消解了的舊有意識形態的大一統局面」、「生長了的市民社會，拓展了的個人自由和流動上升空間」的時代中成長起來，只是我們更迅速地衰老、失卻少年感而已。

那個寫文章批判許知遠的90後，可能是更年輕的95後吧。只是當他／她不必再使用許多宏大抽象的詞彙認識世界，不再引用齊澤克等人以後，可能會更明白一些，在時代劇變下，90後沒什麼特殊的，95後沒什麼特殊的，00後也沒什麼特殊的。

突然想起來，前段我在旅途中，給前總編張潔平寫了一張明信片，其中有一段寫道：

「這些年回想起來不過三四年，但總覺得漫長如永恆，我們在其中堅持也改變，相信和懷疑，實現與掙扎……不知你如何，我真的蒼老和成熟許多。」

就是這樣，對於有的人來說，他們獲得了符合時代價值的成功，對於更多人來說，沒有勝利可言。但對更大的劇變時代來說，弄潮兒與消逝者都並不特殊，能活着就已是一切。

（鄒思聰，自由撰稿人，書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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