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异乡人──邹思聪：时代剧变了，而我们都要设法活下去

大概是三年前，查建英的《弄潮儿》被牛津出版社翻译成中文，在香港出版，大受非虚构爱好者欢迎。所以今年，她那本1990年代的旧作《中国波普》（China Pop）也被翻译成中文，同样是牛津出版。此前许多年，中国大陆出版社想以删节版的方式出版此书，都被查建英一口回绝。

我对《中国波普》第一章的某段话印象尤为深刻。作为改革开放后，最早那批去美国留学，并且长期从事双语写作的作家，查建英到底如何──我都不太想说是“定义”──审视和感受自己的身份、目标读者与中国写作本身？

查建英说，她的认同感是双重的，对太平洋两岸不同的人和文化理念，都同样心怀敬重与忠诚，“每当有人问我，我究竟是如何定义自己的精神家园和文化立场，我的回答往往是：我一只脚搁在中国，一只脚搁在美国，脑袋则搁在中美之间的某个地方，兴许是香港。”

她应该熟知香港的变化。读这本书时，我老想起《弄潮儿》刚在香港出版那年。当时还在浸会大学念新闻学硕士的许冰清迅速买来了，我们一起吃糖水时，她小心翼翼地捧着这本书──牛津的书都是封面特别精致的，她捧着那本书，擦拭抚摸，如同信徒捧着圣经一般。我借过来翻阅，第一篇就是我非常熟悉的那篇《国家的敌人》，写的是查建英的哥哥，我之前已经反复读过。

除了国家的敌人，查建英紧接着写了国家的仆人。写的是王蒙，查建英年轻时候的朋友。这大概是那本书写得最好的两篇文章。几年来，当记者，写别人、事件和观点，我逐渐认同一切写作都是自传，人只有写自己的时候才是写得最好的，连查建英也不例外。

那天，我和许冰清还一起在港大参加一个seminar，北大新传的徐泓院长，她的学生、当时《博客天下》的总编助理、新媒体“咋整”创始人陈鸣也来了。我们马上要毕业的几个学生，跟学界和业界前辈请教如何写报导，如何看待中国新闻业，如何在新媒体时代写文章。

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到这个片段，只记得当时是快要毕业了，我们聊起未来的打算。许冰清坚定地说自己要回上海，我说我应该会留在香港工作吧。

她当时对我说，“BAT（编按：指代巨型网路企业）大有前景。”

这句话我当时没有太放在心上，但这几年就老想起这句话。正如后来我刚去北京时，我的编剧朋友张高兴就对我说，“在北京没有钱，就很没有安全感”。我是一年之后才理解这句话的含义。

我后来留在香港，许冰清也回了上海，几年来我们居然再也没见过一次，逐渐成了朋友圈和微信对话框里的网友。我入职《亚洲周刊》，离职，去了端传媒，又离职，去了北京，再离职，最终回来，做起了口述史。我也看着她去了好奇心日报，离职，后来又回去，继续在好奇心日报做主笔，前段时间又再离职，休息一段时间……

这几年，目睹中国其他媒体纷纷衰落，好奇心日报、品玩、虎嗅、36氪、钛媒体等泛科技类媒体都越做越大，融的钱也越来越多，我开始觉得她当时的眼光确实很准，比那时候我见过的许多媒体总编、资深记者的眼光都要准。四年下来，在中国还能做的报导，还能产生一点行业影响力的，差不多就是这一块儿了。

我突然意识到，那一天的其他老师呢？

陈鸣是因为《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中的种种事情，愤而离开南周的。彼时在《博客天下》，他又将“咋整”做得风生水起，不久后，他彻底进入商业社会，开始了连续创业与VC合伙人之路。

徐泓院长从北大新传退休后，在北大深圳校区继续开办财经新闻系。当日邀请徐泓老师来港大的钱钢老师，也受邀去给财经新闻系的学生讲新闻史。钱老师后来说，财经新闻系的学生一开始不能理解，自己想学的是财经新闻，为何要去追索当代历史？直到后来，许多学生对父母生日当天的报纸及背后的历史，终于产生兴趣──看清自己所处的历史座标，从何而来，将往何处，太重要了。

钱钢老师仍然在港大做研究和教学，眼看着都已经到2017—2018级的学生了。而筚路蓝缕、建立港大新闻学院的陈婉莹院长，已经退休了。陈院长退休的消息传来那天，我正在端传媒的办公室工作，不由得感到某种情结和价值的彻底终结。曾经在我们学生中流传的一句话是，“院长是不会退休的”。

作为一个制度主义者，我仍然觉得，不同的人在制度之中能够做的事情，是绝对不一样的，有些人和他们能做的事情，就是独一无二、不可取代的。所以我至今看到陈院长，仍然会紧张。前几天在港大校园里看到她，我跟她打招呼，聊起天来，她照例把我批评了一番，我红着脸点头。

那时候我突然又想起陈院长以前老对我说的，“你不能从书本到书本，你要从书本到实践，再到书本”，“香港太小啦，你要去缅甸，去马来西亚，去全世界啊！”其实这几年，我都深刻地背负着这些批评，也自认为尽量没太辜负这几句教诲。只是我确实走得很慢，也很挣扎。

那天相遇的最后，她笑着对我说，“你倒是越长越年轻了嘛！”我哈哈一笑，心想自己不像院长老挂在嘴边的张洁平、张倩烨，这大概是院长对我唯一的夸奖了吧。

我唯一后悔的事情，就是无法成为别人

查建英的《弄潮儿》出版前，许知远的新书《抗争者》在香港和台湾都出版了。同样的，在那本书没出版以前，大部分文章我也都读过了──

许知远在FT中文网的专栏，我以前每期都会看。他每一篇文章唯一让我不适的，就是文末必有的“……” 我觉得省略号每每让整篇文章显得拖泥带水，真正有逼格的是文末的句号。

那时候，许知远写今年7月刚刚去世的刘晓波，题目是“受困的黑马”；写当年他亲睹、跟随、交流和学习的北大三杰──余杰、孔庆东、摩罗的事情，那应该是我见过的写这几个人恩怨变迁最好的文章。这可能也印证了我那句话，最好的文章全是自传。

他还写了“温柔的流亡者”王丹，王丹本来在Facebook上转发过这篇文章，表示“许知远写我的文笔，比我本人更温柔”。但令人奇怪的是，后来王丹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又批评了许知远，大意是“我本来以为他会写得很客观，结果他写成了文艺青年的抒情”……这让我一直不得其解。

可以看到，在那本书中，许知远不只写大陆，也写台湾的抗争者，还写香港的抗争者，乃至于其他国家的抗争者……他自己本人，也站上过抗争最前线的乌坎──写那些在现实抗争中并不知名的“小人物”。

从那时起，我开始注意到，他的文章中有从未停止流露的一种东西，就是对自我的不断审视，并且无休止地谴责自己。或许是因为他的这些朋友、采访对象，许多都遭遇了相当不幸的打压，从肉体到精神──我已经记不清原话了，他大概是说，自己因为不想基本的生活自由受到干扰，不想被跟踪、骚扰和威胁，所以他不敢再进一步。

当许知远直面自己的软弱时，对比他那些勇敢而不合时宜的聊天谈话对象，他没有自得于能自如游走于边缘地带、没有“隐微写作”、“打擦边球”的智力优越感，而是对自己的懦弱感到无比羞愧与自责。但他也确实做不到更进一步。

即便如此，和所有在上个时代获得名声与价值的知识分子、作家一样，许知远的作品在这几年遭遇过风声鹤唳的封禁。2014年深秋，我在香港《亚洲周刊》做记者，那天我到处打国内书店和出版商的电话，询问余英时、许知远、梁文道、九把刀等人的书是不是都下架了。

后来我在端传媒工作时，许知远是专栏作家。我编过一篇他的专栏，他也提到了这件事，其中这么写道：

记忆里那天阴沉压抑，我正坐在北京一家咖啡馆里，等待从昨夜的宿醉中醒来。搞不清窗外的暗淡天气，是缘自风沙还是浓重的雾霾。这是2014年11月的一个星期六。

电话响起，我的朋友说，你上了被查禁作家的名单。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我的名字与历史学家余英时、经济学家茅于轼、散文作家野夫、香港电视主持人梁文道，还有一位台湾青春片导演九把刀并列在一起。根据一位参与了广电总局最近一次会议的参加者在微博上披露说，我们的书籍要么不再允许售卖、要么被不再被允许出版。

接下的几天，我收到了各式的电话、邮件，它们有的来自朋友，有的来是记者，他们问我被禁的原因是什么，是否得到了相关的通知，我对此又有何感受？

这些询问让我哭笑不得，与他们一样，我也是从社交媒体上得知这一消息的。从没有官方的版本确认或是否认这一消息，更没有审查部门的某个具体文件、个人或是电话来通知我。

但你又知道这消息不会是空穴来风。

在那篇专栏里，许知远照例剖析并谴责自己，文章最末，许知远写道，“我为自己的胆怯感到屈辱与羞愧。我第一次开始尝试写日记，记录下内心的分裂，期待书写能平抚它……”

与最早作为读者阅读他的文章一样，每次编他的文章时，我同样非常感慨，这个人这么多年，都没有太大改变。他的文章里那种自我谴责，对自己懦弱的剖析，非常真诚，非常罕见。和他拿腔拿调的，欧化译文般的，相当自恋的文笔形成一种奇怪的张力。而且他不要稿费，总是都让我把稿费打给我的总编张洁平，这让我们也相当尴尬。

我于是不由得想起读大学那阵子，我们在学校里办独立杂志，非常自得于作为学生，我们可以屡次采访大咖──有一次，熊培云、许知远、梁文道同时出席成都西西弗书店的活动，出版方配合当时上映的电影，起了个“云知道”的名字做宣传。

熊培云非常谦逊，梁文道特别友善，只有许知远，对我们这帮人，可以说是不屑一顾。

我们杂志的传统是，每次采访都让采访对象写一句话给我们。

熊培云写的是祝福学生的话，而梁文道写的是“士不可以不弘毅”。我知道那是为什么。他在香港中文大学念书时，有幸听到钱穆的演讲，这是钱穆告诉他的话。

知道许知远写的是什么吗？我当时惴惴不安地把那个笔记本递给他，他一开始是不屑，随后他用很潦草的笔记写道：“不要寻找愚蠢的他人意见。”

那句话我琢磨许久，不是他人的愚蠢意见，是愚蠢的他人意见。我后来和当时我们杂志的主编讨论，这句话别有深意，在他眼中，他人意见都是愚蠢的。

因为有大学时代他那不屑一顾的一面之缘，到后来，我一直对他都有种不可接近感。但去年我在北京时，没想到许知远居然会发微信，想我去谈一谈，能否去《单读》做编辑。

但当时我已经加入另外一个VC（创投），和陈鸣做了同事，我说是想去资本圈长长见识，好让我以后有写作素材，但同时，也是因为时代剧变，我不得不在其中，变换各种姿势，闪转腾挪，避免被碾压致死罢了。

后来有段时间，我辞了职，在北京过上（不）自由撰稿人的生活，经常去朝阳大悦城的单向空间读书写文章。私底下，我会常怀遗憾。要是我去了会怎么样呢？我是《单读》（之前的《单向街》）八年的读者了，离开北京时，我还带了《单读》当时最新的一本《世界的水手》。在这个时代能够经常和那些热爱文学的人打交道，应该已经是能想到的最好的事情了吧。

每当那时候，我一般会刻意想想《单读》的编辑吐槽过的许知远，并用伍迪．艾伦的话安慰自己，“我唯一后悔的事情，就是无法成为别人。”

不知你如何，我真的苍老和成熟许多

因为总在折腾，因此我理解他人，也老先审视自己的选择与挣扎。这样我去看待别人，会觉得许多事情不仅可以理解，而且好像必须如此。

在我们读书那些年，谁会理会罗振宇是谁，马东是谁呢？最受媒体关注、得到追捧的，即便不是许知远这类知识分子，也是许知远当年批判的人，因为“庸众的胜利”而捧起来的韩寒。

到今天，韩寒去拍电影好几年了，独唱团已如同上个世纪的事情，“一个就够了”的ONE，也开始做起了非虚构实验室，总监是上个时代大名鼎鼎的李海鹏──现在他已经几乎不写文章。批判韩寒是“庸众的胜利”的许知远，我猜他想不到，他所鄙视的“庸众”，这么快就一溃千里。他现在会不会像茨威格一样，终于开始怀念昨日的世界？看《十三邀》这档节目时，我总感觉这是他与这些时代弄潮儿的困惑对撞，又是他勉力维持的某种难堪的幻象。

“罗辑思维”早已妇孺皆知了，我的朋友圈里仍然有前个时代的“遗老遗少”在喋喋不休，说罗振宇的许多节目，不过是拾当年“辉格”的牙慧。问题是，这个时代的人会问，辉格？他是谁啊？

可能还有一些辉格的老粉丝，比如说大象公会的“魔鬼教官”黄章晋，他在新媒体时代做出了不错的转型，还在用大象公会的平台，为辉格摇旗呐喊。罗永浩可能还会在锤子手机的发布会上，说黄章晋是他的偶像，是这个时代的鲁迅──但锤子手机这个时代的关注者，他们会问黄章晋是谁啊？魅族的总裁不应该叫黄章才对吗？

所以我这样笨拙的人尚且明白的事情，许知远他们怎么不明白：时代真的变了。

但可能更重要的是，时代是在什么时候变的？以什么样的方式变的？我昨晚睡前想这个问题的时候，突然觉得，大概就是在人们睡觉的时候变的吧。

在所有人们睡觉的时候，韩寒被认为是“代笔”了，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出来了，要舆论斗争的决定做出来了，微博原来的捧大V模式彻底毁灭了，微博赴美上市、决定全面娱乐化了，微信公号的第一个十万粉公号出现了，微信十条出来了，南方报业的所有报纸都衰落了，上海报业突然异军突起了，知识付费兴起了，IP兴起了，Papi酱火了，被罗振宇投资炒作后、又不那么火了，被《人民日报》批判了，VR兴起了，VR寒冬了，风口来了，资本寒冬了，生态化反了，老板又跑了，网络安全法草案公示了、人大通过了、正式实施了，一大批娱乐账号被关了，同性恋、婚外情不能写了，综艺节目里那些染发艺人的头上都马赛克了……

在所有人们睡觉的时候，这些变化都发生了。到反应过来时，给人的直接感觉是，这世界就是一颗洋葱，正在被一层层剥掉，长出来的一些东西，在公共媒体上，有的人叫好，有的人鄙视，有的人迅速收获新的名利，有的人陨落般荡殆无踪。

生活在其中的大多数人，都像是在玩一盘Hard模式的沙盘游戏，完全没时间和精力，像上世纪1980年代那样去感慨，“为何人生的路越走越窄？”，只能变换自己的姿势、更新自己的大脑、改变自己习惯的说话方式，马不停蹄向前。

罗振宇、马东在一个新时代崛起，许知远努力保持着自己固执装逼的拿腔拿调，但他们和所有人一样都逃不开时代，不得不变换各种姿势，在北京闪转腾挪……

马东和罗振宇离开央视，一个策划了奇葩说，一个开发了逻辑思维和得到，许知远居然也做起来视频节目《十三邀》，他的老朋友梁文道则从《开卷八分钟》做到了《一千零一夜》，还是介绍书，只是从传统媒体跳到了互联网平台──但真正被人关注的不再是他，而是曾经的民谣音乐人高晓松。

大象公会的黄章晋也想做视频很久了，拖延症许久，直到最近刘大可的“混乱博物馆”做起来……徐达内前两天在朋友圈还发了个关于《媒体札记》的回忆，但离我们这代人每天看《媒体札记》的时代，已经过去四年了；媒体札记命途多变，辗转之下，变成了“媒记”，和那个“亦庄亦谐”、每日记录评析最热新闻事件的知名专栏，早已天壤之别，而是变成了“新榜”的副产品……

清晰的图景已经展开了：活跃在上个时代的那些人，有的转身，有的闭嘴，有的进去，有的死去，有的离开；当然，有的随风起舞，有的兜售繁荣，有的计划经济，有的共产主义。

但这样分野清晰的巨流河，居然会给人一种错觉，1920年代的爵士美国和1930年代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是不是在这个时代合体了，以至于这番奇异的清晰景象，根本就无法清晰优美地描述。

但重点是所有人都得继续活下去，想方设法地活下去。

是的，所有人都得想法设法活下去，包括在上个时代已经功成名就的人，在这个时代要继续活着，也一定有生怕被时代挤掉的危机感。弄潮儿永远惧怕的，是自己不再弄潮。

而我身边更年轻的朋友不是这样。

曾经写下《国家就在你脚下》的元淦恭不是这样，我目睹他这些年，欣喜他告别歧途、回归金融街，又前往BAT，终于年薪百万，也唏嘘他这些年的细微变化与深深失落。

曾经在伊利诺伊香槟分校开办“非虚构写作”公号的卓星不是这样，他喜欢特稿、热爱写作，从《财新》到《人物》，辗转新媒体和金融机构，最终回归体制，走上正道，却依然长久地为写不出稿而抑郁。

大学期间卧底富士康、屡获南都新闻奖的刘志毅不是这样，他从清华研究生毕业后入职南方周末，目前在今日头条负责媒体实验室，却在我们一次喝酒后说最喜欢的工作，仍然是做特稿和调查记者，但这一行已经没人了，“只能说生不逢时吧”。

我和许冰清也不是这样。我们那时候引为同道的一帮人，一开始是想效仿前人，在互联网、新媒体时代，能够做接受过更好训练的记录者。那时候她抚摸擦拭的《弄潮儿》那本书，今天看起来，除了国家的敌人更多了，国家的仆人被淘汰了，其中提到的那些“好大亨”，地位也讳莫如深，未来难以预料。

今年在香港出版的这本《中国波普》，最有价值的是那些90年代具体故事，而其中某些微妙的美好期盼，看起来更大程度上是失效了。形形色色的“弄潮儿”是这个时代的短暂主角，但《弄潮儿》绝对不再可能是图书出版业的主角，哪怕是在香港。

前不久，批判许知远的那篇爆款文章说，许知远不懂90后。其实我和我的这些朋友，都是90后，更是后89一代，在查建英笔下那个“提高了的物质水平”、“文化政治方面有所松动”、“消解了的旧有意识形态的大一统局面”、“生长了的市民社会，拓展了的个人自由和流动上升空间”的时代中成长起来，只是我们更迅速地衰老、失却少年感而已。

那个写文章批判许知远的90后，可能是更年轻的95后吧。只是当他／她不必再使用许多宏大抽象的词汇认识世界，不再引用齐泽克等人以后，可能会更明白一些，在时代剧变下，90后没什么特殊的，95后没什么特殊的，00后也没什么特殊的。

突然想起来，前段我在旅途中，给前总编张洁平写了一张明信片，其中有一段写道：

“这些年回想起来不过三四年，但总觉得漫长如永恒，我们在其中坚持也改变，相信和怀疑，实现与挣扎……不知你如何，我真的苍老和成熟许多。”

就是这样，对于有的人来说，他们获得了符合时代价值的成功，对于更多人来说，没有胜利可言。但对更大的剧变时代来说，弄潮儿与消逝者都并不特殊，能活着就已是一切。

（邹思聪，自由撰稿人，书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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