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異鄉人──胡清心:異議者的修煉,是堅持跟內心黑暗打仗

從保守右傾,到激進左傾,再回到更堅定的保守右傾,是不少陸生不願提起的心路歷程。
異鄉人

在2008年來到香港之前,我不知道劉曉波是誰。

我們那一代的大學生,趕上了計劃經濟的尾巴,又是在中國經濟起步的世紀之交成長,更是同中國互聯網一起成長的一代。我們沒有90後小粉紅對國家崇拜的狂熱,也沒有經歷過六四那一代的叛逆與血性,豐裕的物質生活將我們寵壞,但仍嚮往着國界之外那更精彩而自由的世界。但我們生來便被調試在「政治冷感」的那一檔,就像大多數的文科學生,我們抱怨政府,蔑視權威,但卻拿不出有說服力的理據,就算那時 YouTube 還沒有被牆,我們所接觸到的信息都是碎片式的,沒有思想體系將其有機黏合,也缺乏空間進一步反思。因此,最後對政權的反感或疏離,都像是出自本能的一種隱約的私人情緒。

我總認為自己是天生反動的,文革也算了解,因為父母在那段時間吃過苦,而自小在基督教家庭教會成長,政權的兇險也是親身經歷,不過宗教自由等論辯無從說起,只是覺得這個政權和政黨對我們充滿敵意。可是,遇見那些頭頭是道為政權維護的人,辯着辯着反倒自覺理虧,好像自己對共產黨的不滿,只是出於私人恩怨。

然後,思考的深度就停留在這裏。這些問題太難回答,而在公民身份和政治生活被刻意淡化的環境中,確實找不到足以讓我系統地整理自己的感受與想法的框架。日常生活有太多瑣碎與精彩充斥,對社會政治的思考就算一晃而過,也匆匆被束之高閣。

從保守到激進,再回到更堅定的保守

在我來港的那個年代,許多陸生都經歷過一場「大開眼界」的洗禮,在許多港人身上,我們發現,原來關心社會事件乃至公共政策,不只是一小群人看上去很酷的愛好,而可以是日常生活中稀鬆平常的一部分;而普通人對待政治的態度,也可以是嚴肅的,而不是北京的士司機的胡侃。而這個慣於議政的大環境,就像是一個孵化器,讓個人的經歷、隻言片語聽來的故事,又或者是半遮半掩的歷史等等零零散散的碎片逐漸拼湊成型──原來一切都不是孤立的,一切也都不是空穴來風,那些飄散風中的遙遠往事,那些於己無關的他人苦痛,那些一件件讓自己不滿的瞬間……都不再是無力的牢騷,而逐漸匯聚成力。

雖然「越出國越愛國」是當今中國留學生的標籤,但在那時有不少陸生在留學第一二年都突然變得熱衷政治,從六四開始,直到國家大事與社會現象,都熱心地發表異議,抨擊政府,並嘲笑國內同齡人尚未覺醒。時過境遷之後再回頭看,這一時的狂熱夾雜着的,不只是公民身份的覺醒,還有我們那代人尚存的理想主義,還更因為身處海外眼界變得開闊而帶來的優越感。而只有在尚無憂無慮的學生時代,我們可以輕鬆地扮演異議者的身份,像很多人口中的「憤青」一樣,針砭時弊,揭露歷史辛秘,對政府表示嘲笑和不屑。

而隨着畢業,成家立業的現實壓力撲面而來,而當年一陣狂熱之後卻並沒有捲起什麼塵囂,許多陸生一時關注政治的熱情漸漸淡去,為生計勞碌奔忙,在無情的世道中學會了世故老練。真相與公義不如三餐更重要急迫,而對未來的打算,顯然歲月靜好的中產生活才是奮鬥目標,改革或革命帶來的社會動盪對他們來說不會是好事,捍衛當下的社會秩序與既得利益,使得他們變成當權者忠誠的維護者。轉過頭來回看過去,往往覺得曾熱衷政治議題的自己,只是太衝動太幼稚,對國家和現狀缺乏了解。也許他們也會認為是自己眼界的不斷開闊造成了「越出國越愛國」的現象,但從保守右傾,到激進左傾,再回到更堅定的保守右傾,是不少陸生不願提起的心路歷程。

2017年6月4日,六四維園燭光晚會。
2017年6月4日,六四維園燭光晚會。

自身的反省與修煉

當《零八憲章》成為熱議話題,繼而劉曉波被判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入獄11年的時候,也正是我的政治意識初醒的階段。雖然中文大學神學院師生的激烈討論我未必跟得上節奏,對劉曉波其人其事也不甚了了,但這不妨礙我在尚餘一絲自由開放的國內社交媒體上,轉載一個又一個海外新聞,發表大膽而激進的言論,和網民吵架(對,不是辯論,只是單純的吵架),所有的爭吵最後都匯聚成一句話「五毛錢請收好」。

和許多人一樣,第一次讀到劉曉波的《我沒有敵人》是前所未有的體驗,文中沒有二分對立,沒有鬥爭與仇恨,以他的經歷來說,他比誰都更深地觸摸到這政權的邪惡,也比誰都更有資格去痛恨咒罵這個政權。可是,這多年的苦難與冤屈,最後化成的是清流一般的文字,是更深刻的謙和與清醒的自省。他也有激烈的情感,但那並不是刺向仇敵的毒箭,而是對愛人、對生命、對人性澎湃的愛。做一個異議者究竟意味着什麼?在他的筆下,首先是錘煉出更高尚的人格,更無私的愛心與更通透的靈魂。儘管在政見上,我或許可以斗膽自認和劉曉波是更接近的,但從口中所出的言語,在他面前我只有自慚形穢。或許,當我們像雞蛋一樣站立在高牆面前與之抗爭的時候,無論是公義、自由、平等與真理,首先不應當是用來抨擊高牆的工具,而是對自身的反省與修煉。

在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前後的一次神學院週會上,自然而然地,劉曉波與中國民主運動成了主題。其實週會上發言的內容都大致相若,與劉曉波的犧牲與勇敢相比,自己無比內疚和自責,表示作為基督徒從來沒有為窮苦人、為社會不公發聲,倒是一個非基督徒更有基督精神,教會領袖和信徒應當好好反省云云。坐在眾人中的我如坐針氈,內心有一種說不出的苦澀和鬱結。當一個中國人為了所有的中國人而犧牲時,作為一個中國人,相比爭相發言的香港人,更有義務表態,可我卻不知道該說什麼。是說我如何支持劉曉波麼?可我以前就像大家口中的庸眾,儘管對政府諸樣不滿,但從來都是低頭只關心自己的小世界,至多做做鍵盤俠,那也不是什麼值得自豪的事;那麼是要為自己以前的盲從沉默痛心疾首麼?可我並不感到自己有什麼原罪,在國內,想要成為一名異議者,不是只有勇敢就足夠的,大環境根本沒有培養獨立思考的土壤,這不是我的錯。

兒女情長,也是一種犧牲

而不知為何,就在那時我竟然莫名想到了自己的父親。我記得,關於八九六四,我比許多同齡人知道得更早,是因為我的父親,他從來不避諱在家中和我母親談論六四事件,待我年長一些懂得好奇地詢問他們六四是什麼時,他告訴我那是一群學生上街示威遊行,爲了向政府表達合理的要求,卻被政府屠殺。那是我最早關於六四的印象。他同情那些學生和被鎮壓屠殺的人民,為政府的殘忍憤怒。十多歲的我幼稚地問他,爸爸那個時候你有沒有去?他說沒有。我有些失望地問他為什麽,他說,因為他還要回家抱四歲的女兒呢。

那時聽到這個答案感到有些索然,而當我在討論正酣的週會上想起這件事情的時候,眼眶竟然忍不住紅了。我深知父親是一個剛正不阿的人,不能容忍一丁點的不公與罪惡,為此一生他吃了太多苦頭,這眼睛裏容不下沙子的耿直性格讓他總不為人所容。然而,在這一件大是大非的事情上,他選擇了為兒女情長而沉默,性情剛烈如他,內心怎會沒有對理想的憧憬和盼望,怎會沒有激憤之情想要去聲援訴求呢?而在那時,爲了兒女情長而選擇放棄與沉默,這對於一個理想主義的人來說,何嘗不是一種犧牲呢?

父親曾告訴我,在文革年代,他堅持偷聽「敵台」美國之音;在工農階級專政而學習無用的時候,他相信即使自己的肉身被束縛,但他所掌握的知識與信仰是自由的,是永遠屬於自己的;在1976年當人們上街送周總理、表達對文化大革命的不滿時,他曾認真地考慮過要買張火車票,從甘肅到北京參與這風起雲湧的人民運動,若是沒有這個風雨飄搖的小家庭,六四之時或許他真會投身到最前線。讓他卻步的,不是怯懦或犬儒,而是他將為夫和為父的責任,對於家庭的責任,擺在個人理想之前。

2017年7月19日,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頭七」的日子,支聯會於全球發起公祭,於添馬公園發起追思會以作悼念。
2017年7月19日,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頭七」的日子,支聯會於全球發起公祭,於添馬公園發起追思會以作悼念。

它們從未停止,它們從不會結束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這世上的人並不能簡單地二分為滿懷義憤的勇士和麻木的看客。命運或許是不公平的,每個個體,不是單槍匹馬與風車戰鬥的唐吉訶德,而是身處在一張稠密複雜的社會之網中的一分子。不同的背景故事,不同的命途與責任,讓他們在歷史的節點上,自願也非自願地,作出不同的選擇。時勢把有些人造就成了義士,有些人被釘上了歷史的恥辱柱,也有些人默默無聞地充當着背景。但是命運公平之處又在於,無論是被推到什麼位置上,無論被禁錮在怎樣的身份之中,每個人仍有着獨立自由的靈魂,有着選擇何種價值觀的權利,有着選擇成為怎樣的人的權利,也有着選擇如何去踐行信仰與理想的權利。正如我的父親,在歪理當道的時候,他選擇持守良心;在謊言遮天的日子,他堅持說真話;在為義受苦受委屈的時候,他坦然面對而不言後悔;這世界給他種下的是仇恨與鬥爭,但他選擇的是愛與原諒,這是他教給我生而為人的道理,更是他知行合一活出來的生命。

我父親的人生格言是「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但他的生命卻從未有過這樣轟轟烈烈的時刻,大概唯一的成就是總算磕磕絆絆把我養育成人,他年輕時許下的心願是改變中國、報效祖國,可命運尚未給他這樣一個舞台,他便已經開始衰老,如同任何一個普通的老人一樣。而誰又能知道在這漫長的路程裏,除了1989年6月4日那一天,他還放棄了更多什麼呢?他從未登上歷史的演義舞台,但我愈發清楚地意識到,事實上他一切都明瞭,而他也從未沉默,也從未放棄。他努力地活着,努力地在苦難和黑夜中,日復一日,在庸長而磨人的平凡生活中,選擇為良心與信仰而活。為義而犧牲性命的,或許是眾人瞻仰的勇士,而我的父親同樣也是一個勇士,他在無人之境,大聲地喊出自己對真善美的信仰,儘管沒有觀眾,儘管一事無成,他同樣付出了一生,在漫長的歲月中以靈魂與邪惡謊言對抗鬥爭。不,至少還有我記得他,他的信仰在我的人生中依舊跳動,我見證着他的一生,並明白了真理與自由何其寶貴,值得用自己的一生去守護。

覺醒,並非是一時之事;抗爭,也並非一時之勇。這更像是一場曠日持久的修煉,與外界的黑暗抗爭,更與自己內心的黑暗打仗,良知、勇敢、和平與愛這些善德,是需要時間去積累和消化,這樣,才能成為一名真正意義上的異議者。在劉曉波的生命中,在我父親的生命中,這是我學到的功課。儘管世事瞬息變遷,故人的思想或許會變得落伍,但他們的信仰與理想,早已成為了我的一部分。它們從未停止,它們從不會結束。

(待續)

(胡清心,香港中文大學文化與宗教研究系博士候選人,一個生於上海的香港人)

編輯推薦

讀者評論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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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不過,利申,係欣賞大家咁有心ge!但係真係忍唔住,香港人講野慣左尖酸刻薄,雖然呢種尖酸刻薄係需要ge,因為現實好現實,醜惡好醜惡,唔直接同尖銳係講唔到最想講ge野出來。同埋,講真,用下理性思考,大家就可以分辨到邊d野有道理

  2. 冰心講過,良心起好既社會制度下先會有用。其實好岩。夢想同現實分得咁開,係因為個制度係壞ge制度。你試下起歐洲參加遊行就被捕啊?遊行權利係受保障架。起台灣,記者、報章、電影都有關於社會、社運議題,距地都仲生存緊。係因為咁樣先係一個健康、多元ge社會。相反,起壞制度下,有良心係無用架,有良心ge人先至真係慘。所以呢,第一,唔係有夢想ge問題。第二,係制度ge問題。個個都咁lum,咁制度永遠改唔到。第三,講真有錢來香港讀書果d人,大佬咁距一定唔會無錢移民啦。咁有錢,咁做乜唔穩一份賺少d錢不過有良心ge工啊?因為對於民主ge認識只停留起表明,只覺得係一樣好型ge野that’s all. 第四,講真,八九民運成三個月,你唔洗時時刻刻都翻屋企抱女掛。如果你真係有決心,早就做左啦。認同父親係好人,不過真係對距決心有懷疑。或者咁講,如果一個社會連一個人對去無去參加下一個政治活動都思前想後,咁真係要反省下呢個社會有幾提倡賺錢之上啦 ~

  3. Saint Liu之所以是圣人,就在于他既没有选择屈服,更没有选择那条即便成功也不过是历史轮回的仇恨之路。作为一个对作反保持实用主义的苟且之徒,深感敬佩和惭愧。

  4. 文章里说到的“现在岁月静好并回头嘲笑过去愤青的自己”正是这两天我的困惑。我从一个已经移民法国的人的微博里看到她说回望过去的自己觉得可笑,现在岁月静好很好,也早已望他乡是故乡了。这不是麻木不仁吗?我一度认为跑出去也是一种抗争,可是跑出去最后也只是岁月静好事不关己了,怎么能算是正义呢。

  5. 前两段简直就是我的写照

  6. 期待续篇,我有看到过笔者标题这种的实例,但不是太清楚过程,挺想看看笔者是怎么变化的。

  7. 不知道续篇会不会讲怎么走回右倾的?很期待。但我在通篇中读到的是作者内心的纠结,这完全看不出有“右倾”的任何蛛丝马迹。北望强大的祖国,在泰山压顶般的强权下能够如此纠结,而且公然署名,这就是一种对右翼的抗拒。

  8. 有時,對自己過高的道德期待反而會癱瘓掉自己。順勢而行,相信你的良知會讓你做出最恰切的選擇。

  9. 筆者急於肯定父親的選擇,背後是否也有一種無法認同父親選擇的道德焦慮?
    劉曉波去世,梁文道曾在獨媒寫過幾篇文章,談到選擇的問題。如果一定要對這篇文章說點什麼,那就是如果想養成誠實的好習慣,首先得對自己誠實,先不要去管別人的道德判斷,先要肯定自己的經驗和選擇,毋須自貶,但也沒有必要溢美。

  10. 毛泽东说过一句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他也瞧不起知识分子。为什么呢?因为知识分子骨头软,这篇文章的风格和透露出的气质就是如此,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感觉。真正的强者是永不改志,又怎么会因为柴米油盐酱醋茶就磨掉了意志呢?即便消磨了,也不会沦为当下大陆体制的捍卫者这地步,这不是一种缓慢的颓废和堕落?所以社会真正的改变永远指望不上笔者这样气质的人,因为不管在任何体质和环境下,她们的选择都是顺从,之后还要写这样美化自己顺从堕落的文章标榜自己,其实是啥也没用,只是自怜自艾。

  11. 感謝您為異鄉人發聲。

  12. …………

  13. 正因為家庭對於社會穩定存在正面的效應,以及政府對於未來勞動力短缺遲來的醒悟,中共才會結合二胎政策重提家風建設

  14. 写得真好,感觉像看到了自己。

  15. 有些人為我們留下了一道道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