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异乡人──胡清心：异议者的修炼，是坚持跟内心黑暗打仗

在2008年来到香港之前，我不知道刘晓波是谁。

我们那一代的大学生，赶上了计划经济的尾巴，又是在中国经济起步的世纪之交成长，更是同中国互联网一起成长的一代。我们没有90后小粉红对国家崇拜的狂热，也没有经历过六四那一代的叛逆与血性，丰裕的物质生活将我们宠坏，但仍向往着国界之外那更精彩而自由的世界。但我们生来便被调试在“政治冷感”的那一档，就像大多数的文科学生，我们抱怨政府，蔑视权威，但却拿不出有说服力的理据，就算那时 YouTube 还没有被墙，我们所接触到的信息都是碎片式的，没有思想体系将其有机黏合，也缺乏空间进一步反思。因此，最后对政权的反感或疏离，都像是出自本能的一种隐约的私人情绪。

我总认为自己是天生反动的，文革也算了解，因为父母在那段时间吃过苦，而自小在基督教家庭教会成长，政权的凶险也是亲身经历，不过宗教自由等论辩无从说起，只是觉得这个政权和政党对我们充满敌意。可是，遇见那些头头是道为政权维护的人，辩着辩着反倒自觉理亏，好像自己对共产党的不满，只是出于私人恩怨。

然后，思考的深度就停留在这里。这些问题太难回答，而在公民身份和政治生活被刻意淡化的环境中，确实找不到足以让我系统地整理自己的感受与想法的框架。日常生活有太多琐碎与精彩充斥，对社会政治的思考就算一晃而过，也匆匆被束之高阁。

从保守到激进，再回到更坚定的保守

在我来港的那个年代，许多陆生都经历过一场“大开眼界”的洗礼，在许多港人身上，我们发现，原来关心社会事件乃至公共政策，不只是一小群人看上去很酷的爱好，而可以是日常生活中稀松平常的一部分；而普通人对待政治的态度，也可以是严肃的，而不是北京的士司机的胡侃。而这个惯于议政的大环境，就像是一个孵化器，让个人的经历、只言片语听来的故事，又或者是半遮半掩的历史等等零零散散的碎片逐渐拼凑成型──原来一切都不是孤立的，一切也都不是空穴来风，那些飘散风中的遥远往事，那些于己无关的他人苦痛，那些一件件让自己不满的瞬间……都不再是无力的牢骚，而逐渐汇聚成力。

虽然“越出国越爱国”是当今中国留学生的标签，但在那时有不少陆生在留学第一二年都突然变得热衷政治，从六四开始，直到国家大事与社会现象，都热心地发表异议，抨击政府，并嘲笑国内同龄人尚未觉醒。时过境迁之后再回头看，这一时的狂热夹杂着的，不只是公民身份的觉醒，还有我们那代人尚存的理想主义，还更因为身处海外眼界变得开阔而带来的优越感。而只有在尚无忧无虑的学生时代，我们可以轻松地扮演异议者的身份，像很多人口中的“愤青”一样，针砭时弊，揭露历史辛秘，对政府表示嘲笑和不屑。

而随着毕业，成家立业的现实压力扑面而来，而当年一阵狂热之后却并没有卷起什么尘嚣，许多陆生一时关注政治的热情渐渐淡去，为生计劳碌奔忙，在无情的世道中学会了世故老练。真相与公义不如三餐更重要急迫，而对未来的打算，显然岁月静好的中产生活才是奋斗目标，改革或革命带来的社会动荡对他们来说不会是好事，捍卫当下的社会秩序与既得利益，使得他们变成当权者忠诚的维护者。转过头来回看过去，往往觉得曾热衷政治议题的自己，只是太冲动太幼稚，对国家和现状缺乏了解。也许他们也会认为是自己眼界的不断开阔造成了“越出国越爱国”的现象，但从保守右倾，到激进左倾，再回到更坚定的保守右倾，是不少陆生不愿提起的心路历程。

自身的反省与修炼

当《零八宪章》成为热议话题，继而刘晓波被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入狱11年的时候，也正是我的政治意识初醒的阶段。虽然中文大学神学院师生的激烈讨论我未必跟得上节奏，对刘晓波其人其事也不甚了了，但这不妨碍我在尚余一丝自由开放的国内社交媒体上，转载一个又一个海外新闻，发表大胆而激进的言论，和网民吵架（对，不是辩论，只是单纯的吵架），所有的争吵最后都汇聚成一句话“五毛钱请收好”。

和许多人一样，第一次读到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是前所未有的体验，文中没有二分对立，没有斗争与仇恨，以他的经历来说，他比谁都更深地触摸到这政权的邪恶，也比谁都更有资格去痛恨咒骂这个政权。可是，这多年的苦难与冤屈，最后化成的是清流一般的文字，是更深刻的谦和与清醒的自省。他也有激烈的情感，但那并不是刺向仇敌的毒箭，而是对爱人、对生命、对人性澎湃的爱。做一个异议者究竟意味着什么？在他的笔下，首先是锤炼出更高尚的人格，更无私的爱心与更通透的灵魂。尽管在政见上，我或许可以斗胆自认和刘晓波是更接近的，但从口中所出的言语，在他面前我只有自惭形秽。或许，当我们像鸡蛋一样站立在高墙面前与之抗争的时候，无论是公义、自由、平等与真理，首先不应当是用来抨击高墙的工具，而是对自身的反省与修炼。

在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前后的一次神学院周会上，自然而然地，刘晓波与中国民主运动成了主题。其实周会上发言的内容都大致相若，与刘晓波的牺牲与勇敢相比，自己无比内疚和自责，表示作为基督徒从来没有为穷苦人、为社会不公发声，倒是一个非基督徒更有基督精神，教会领袖和信徒应当好好反省云云。坐在众人中的我如坐针毡，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苦涩和郁结。当一个中国人为了所有的中国人而牺牲时，作为一个中国人，相比争相发言的香港人，更有义务表态，可我却不知道该说什么。是说我如何支持刘晓波么？可我以前就像大家口中的庸众，尽管对政府诸样不满，但从来都是低头只关心自己的小世界，至多做做键盘侠，那也不是什么值得自豪的事；那么是要为自己以前的盲从沉默痛心疾首么？可我并不感到自己有什么原罪，在国内，想要成为一名异议者，不是只有勇敢就足够的，大环境根本没有培养独立思考的土壤，这不是我的错。

儿女情长，也是一种牺牲

而不知为何，就在那时我竟然莫名想到了自己的父亲。我记得，关于八九六四，我比许多同龄人知道得更早，是因为我的父亲，他从来不避讳在家中和我母亲谈论六四事件，待我年长一些懂得好奇地询问他们六四是什么时，他告诉我那是一群学生上街示威游行，为了向政府表达合理的要求，却被政府屠杀。那是我最早关于六四的印象。他同情那些学生和被镇压屠杀的人民，为政府的残忍愤怒。十多岁的我幼稚地问他，爸爸那个时候你有没有去？他说没有。我有些失望地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他还要回家抱四岁的女儿呢。

那时听到这个答案感到有些索然，而当我在讨论正酣的周会上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眼眶竟然忍不住红了。我深知父亲是一个刚正不阿的人，不能容忍一丁点的不公与罪恶，为此一生他吃了太多苦头，这眼睛里容不下沙子的耿直性格让他总不为人所容。然而，在这一件大是大非的事情上，他选择了为儿女情长而沉默，性情刚烈如他，内心怎会没有对理想的憧憬和盼望，怎会没有激愤之情想要去声援诉求呢？而在那时，为了儿女情长而选择放弃与沉默，这对于一个理想主义的人来说，何尝不是一种牺牲呢？

父亲曾告诉我，在文革年代，他坚持偷听“敌台”美国之音；在工农阶级专政而学习无用的时候，他相信即使自己的肉身被束缚，但他所掌握的知识与信仰是自由的，是永远属于自己的；在1976年当人们上街送周总理、表达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时，他曾认真地考虑过要买张火车票，从甘肃到北京参与这风起云涌的人民运动，若是没有这个风雨飘摇的小家庭，六四之时或许他真会投身到最前线。让他却步的，不是怯懦或犬儒，而是他将为夫和为父的责任，对于家庭的责任，摆在个人理想之前。

它们从未停止，它们从不会结束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这世上的人并不能简单地二分为满怀义愤的勇士和麻木的看客。命运或许是不公平的，每个个体，不是单枪匹马与风车战斗的唐吉诃德，而是身处在一张稠密复杂的社会之网中的一分子。不同的背景故事，不同的命途与责任，让他们在历史的节点上，自愿也非自愿地，作出不同的选择。时势把有些人造就成了义士，有些人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也有些人默默无闻地充当着背景。但是命运公平之处又在于，无论是被推到什么位置上，无论被禁锢在怎样的身份之中，每个人仍有着独立自由的灵魂，有着选择何种价值观的权利，有着选择成为怎样的人的权利，也有着选择如何去践行信仰与理想的权利。正如我的父亲，在歪理当道的时候，他选择持守良心；在谎言遮天的日子，他坚持说真话；在为义受苦受委屈的时候，他坦然面对而不言后悔；这世界给他种下的是仇恨与斗争，但他选择的是爱与原谅，这是他教给我生而为人的道理，更是他知行合一活出来的生命。

我父亲的人生格言是“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但他的生命却从未有过这样轰轰烈烈的时刻，大概唯一的成就是总算磕磕绊绊把我养育成人，他年轻时许下的心愿是改变中国、报效祖国，可命运尚未给他这样一个舞台，他便已经开始衰老，如同任何一个普通的老人一样。而谁又能知道在这漫长的路程里，除了1989年6月4日那一天，他还放弃了更多什么呢？他从未登上历史的演义舞台，但我愈发清楚地意识到，事实上他一切都明了，而他也从未沉默，也从未放弃。他努力地活着，努力地在苦难和黑夜中，日复一日，在庸长而磨人的平凡生活中，选择为良心与信仰而活。为义而牺牲性命的，或许是众人瞻仰的勇士，而我的父亲同样也是一个勇士，他在无人之境，大声地喊出自己对真善美的信仰，尽管没有观众，尽管一事无成，他同样付出了一生，在漫长的岁月中以灵魂与邪恶谎言对抗斗争。不，至少还有我记得他，他的信仰在我的人生中依旧跳动，我见证着他的一生，并明白了真理与自由何其宝贵，值得用自己的一生去守护。

觉醒，并非是一时之事；抗争，也并非一时之勇。这更像是一场旷日持久的修炼，与外界的黑暗抗争，更与自己内心的黑暗打仗，良知、勇敢、和平与爱这些善德，是需要时间去积累和消化，这样，才能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异议者。在刘晓波的生命中，在我父亲的生命中，这是我学到的功课。尽管世事瞬息变迁，故人的思想或许会变得落伍，但他们的信仰与理想，早已成为了我的一部分。它们从未停止，它们从不会结束。

（待续）

（胡清心，香港中文大学文化与宗教研究系博士候选人，一个生于上海的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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