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張士超：一場不顧一切也要搞的閲兵

對於解放軍建軍90週年大閲兵最大的理由，官方宣傳使用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次為建軍節舉行的閲兵」。然而眾所周知，這個「新中國」的閲兵慣例是國慶，雖然鄧小平主政後將首次閲兵放在1981年9月的華北大演習中，但也是鄧很快將國家閲兵慣例統一到十年方一大閲。2015年的抗戰勝利70週年閲兵，無疑打破了這個慣例，但此後是否援引俄羅斯慣例固定在抗戰勝利日閲兵，未見動向。此次在距建國整數年還有兩年，距國慶還有兩個月的時機閲兵，無疑也不是國家慶典慣例。而且，此後是否依例每年建軍節閲兵，也缺乏可操作性，因為建軍盛於建國顯然不妥。

因而可想而知，這次閲兵的發起頗有內部爭議，這也是為何一直秘密準備，直到7月28日仍秘而不宣的原因之一。此次閲兵，檢閲台上除最高領導人和軍方將領，其他國家高層沓無蹤影；受場地條件所限，各種盛大場面難以展開，連儀仗隊和軍樂團也沒了用武之地，一切都頗顯異樣。

也許正是為了迴避這種國家禮制上的混亂，這次閲兵採用了別出心裁的「沙場閲兵」，即部隊全部以野戰姿態出現，有意強調參閲的都是正在朱日和「駐訓」的全軍精鋭部隊。可是，連海軍艦艦導彈和戰略核導彈都參加的「駐訓」，還是掩飾不住興師動眾的刻意痕跡。同時，從實戰出發加強軍隊改革、軍事訓練和裝備建設值得肯定，但實戰訓練成果的檢驗，顯然以軍事演習更為有效。這次閲兵後也預報將有對抗演習，但這種最能檢驗戰鬥力的手段卻突然又對公眾遮遮掩掩起來。

不巧的是，強軍作為近年頗能吸引眼球的旗號，有效地使相當一部分公眾愛國激情高漲，極力支持政府，迴避和批判種種「雜音」，然而強軍和實戰的最起碼目標難道不是「保家衞國」嗎？而中印邊界印軍已越界月餘，為何如此強大的國防不能應對，頓時成了中共最高層在閲兵中收穫政治果實後無法迴避的燙手山竽。

其實，在相對理性的公眾眼中，這次實戰色彩的「沙場閲兵」也經不起推敲。就是以最為搶眼的陸軍新建的空中突擊部隊而言，所展示的攻擊、偵察直升機群掩護運輸直升機機降兩個連的戰力，也不過是美軍1960年代和蘇軍70年代即已形成的模式。而40%的新裝備比例雖然不低，但對中國軍工體系而言，要在2015年大閲後不到兩年內拿出有說服力的全新武器，已勉為其難，因而殲—10C、殲—16、紅旗—22、東風—16改、東風—31AG 等所謂「大殺器」已均屬既有戰力的改進。即使是真正全新的殲—20隱身戰鬥機，也從飛行員口中透露出其「提前試用，摸索前進」的真相。

既然有審美疲勞、興奮過度、勉為其難之弊，實戰化與對外不夠強硬的現實反差，帶來的政治失分還巨大而明顯，那麼，為何這次閲兵還是非閲不可？

「主席好」再現

這自然與十九大前白熱化的黨內權鬥密不可分。在這種你死我活的生存遊戲中，誰能擁有並展示軍隊的忠誠，無疑具有極大的權重。因而這幾乎是一次不顧一切也要搞的閲兵，也是一張早在一年前就苦心經營的牌。

與之配合的，是這支解放軍從未被根除，而是長期隱藏起來的個人崇拜天賦和利益交換密碼。誠然，鄧之後中共歷屆主政者無不極力爭取和鞏固軍權，但受制於黨內隔代指定的接班制，軍隊於不斷高度強化的忠黨之外，個人崇拜受到節制。江即使在軍中留下諸多人馬，帥印和名號也終於「風水輪流轉」。

然而從這一屆起，軍隊的忠黨名義下的個人效忠迅速加碼。這些跡象在這次閲兵前即已體現於軍隊內部的種種政治場合，不管是類似文革時期「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做毛主席的好戰士」的全軍性口號，以及個別案例中「欺君之罪」的自我懺悔，無不異曲同工。

到2017年7月1日香港回歸紀念時的閲兵中，受閲部隊首次以「主席好」代替「首長好」，其政治意涵更一目了然。因為「首長好」意味着誰在位誰就是首長，部隊只忠於現職，而「主席」雖只比「首長」具體化一點，但受閲部隊回禮「軍委主席」而非「首長」，顯然頗有杜絕擔任此職者之外的任何人大閲兵的機會之效。同時，在中共歷史上不帶姓而直呼「主席」的稱謂通行全黨全國全軍的先例，無疑只有毛澤東。

這一次，「主席好」再次出現，以為慣例的意圖不言而喻。同時，在抗戰閲兵中首次突破的一個禮制也再次顯現──閲兵者於檢閲式結束的回程中再次經過部隊時，原本毋須與部隊互動，但政工部門在此環節安排部隊輪番高呼執政者對軍隊建設所要求的政治口號，這次還擴展到分列式中各車輛方隊經過檢閲台時。雖離山呼萬歲尚有距離，但其用心之良苦，可見一斑。

只是與文革時期相比，權力壟斷與個人崇拜的程度仍然是不足的，畢竟國內外還存在着種種制肘因素。因而，宣布閲兵式結束時，軍委副主席范長龍的幾句程序性訓話中一舉帶出「全軍要牢記領袖的囑託，統帥的教導」，其政治意義和輿論效果之重大，就堪稱此次閲兵的點睛之筆了。與這句話相比，什麼空中突擊，核導彈、精確打擊，都是浮雲而已。

（張士超，軍事研究者，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