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葉蔭聰：國族文化焦慮的幽靈，一直在中國武術遊蕩

綜合格鬥（MMA）拳手徐曉東打敗太極拳師魏雷，迅速成為中國以至海外華人社會及媒體茶餘飯後的話題。這場約架的勝負成為引爆點，火花射向整個中國武術界。徐曉東挑戰，並指國內許多傳統武術人士（甚至是官方武協）「造假」，敗壞武術。反過來，大量武林中人向他約架，意圖教訓這位「狂人」。網上除了有人高呼要捍衛中國武術外，也有很多人在質問，傳統中國武術是否已爛透，變成一場又一場的騙局，甚至有人把帳算在中國政治及體制頭上。我在網上看過有人極端地說，中國武術是千年騙局。事件的最近發展亦很有中國特色，似乎是往政治方向飄移過去，傳聞徐被武術協會以至更多更大的官方勢力封殺，不只記者會開不成，無法出行台灣，連在網絡上也消聲匿跡。

我對整件事感到有興趣的原因，倒不是官方機構的赤裸封殺，這在中國已屬常態。有人要挑戰傳統武術的實戰力亦非新鮮事，中國功夫常被嘲為「花架子」，是芸芸「國產假貨」之一，但有趣的是，反過來追尋「真功夫」的還大有人在。這件事有意思的是，國人似乎對武術仍然很有興趣，很有想像力，口誅筆伐兼身體力行，高舉或鞭韃這個「中國傳統」。回頭看事件本身，本來是芝麻綠豆，算不上聞名的太極拳師輸了，竟迅速代表了「傳統國術」的失敗，引為國恥；那些對徐曉東盛氣看不過眼的人，也一下子竟忘記了他也是地道的中國人（或許有人覺得他成了「文化漢奸」），恍如把他等同那些香港人戲稱為「打鬼佬」電影中耀武揚威的「西洋大力士」或「西洋拳手」（例如《霍元甲》與《葉問》系列）。在網絡及媒體狂躁之中，我讀到的是一種國族文化的焦慮感，許多人都在問：中國有真功夫能敵得過西方及現代的格鬥嗎？

歷史悠久的「現代／西洋」想像

這個問題的背後，是一種歷史悠久的「現代／西洋」想像，國族主義焦慮感，即使今天不是面對列強環伺，只是全球流行的綜合格鬥，依舊未改。清末民初，中國武術帶着複雜的地方傳統，進入西方強國文攻武嚇，不少民眾與媒體把強國慾望投射在武人身上。坊間開始流傳了許多真假難分的故事，述說中國武術宗師如何決戰及打敗西洋大力士。最家傳戶曉的當然是霍元甲；遠至民國初年，當時的上海民眾、報章及小說家已喜歡渲染霍元甲與西洋力士比武的故事，又傳聞日本人害死他（有人考證過全非事實）。這一堆虛構多於真實的故事，成為倪匡先生1970年代初編撰《精武門》劇本的材料，虛構霍的徒弟「陳真」，成就香港功夫國族主義的經典文本。筆者小時候身體潺弱，父親把我送到一名跌打醫師林師傅處習武強身（也許亦因為功夫熱），拜龍形拳門下；套路我早已忘記得一乾二淨，但師傅跟我說過龍形宗師、東江三虎之一林耀桂的故事，我還印象深刻，當中便有打敗西洋大力士的情節。

這些不完全是民眾面對帝國主義的自發想像，政治人物也在推波助瀾。孫中山曾在辛亥革命後不久到訪精武體育會，讚賞當時的教頭劉百川打敗西洋力士，並親筆留下「尚武精神」四字，而劉亦是他的保鏢及國民黨黨員（做過黨代表）。民國的黨政軍人物愛招攬武林人士當保鏢、教頭及護院，甚至是在軍警部門當差，就連如今港人熟悉的葉問也不例外。這類武林人士不少在解放後為逃避中共的政治運動，害怕被打成「反革命」，於是流落港澳及海外。

無論是電影、小說裏的比武，還是徐曉東與魏雷的約架，總有些讓觀眾熟悉的國族主義場景：對壘二人，一位代表了「中」，一個代表了「西」（有時是東洋，反正就是外敵），然後有群眾熱烈圍觀，勝敗則成了民族的光榮或恥辱。這種現代國族主義式的武術想像，其實有別於傳統武術發生的社會文化脈絡。前者把武術豐富又獨特的意義與脈絡，化約成單一的國族比拼及復仇，引來更多民眾投入武術想像甚至狂想之中，成為神話傳奇。多了解武術原來的豐富傳統，我們才能看到單一的國族主義的想像如何貧乏。

中國武術原來的豐富傳統

不妨用筆者及許多香港人熟悉的例子，進行簡單的社會及文化史考察以作說明。清末時期，廣東武術盛行的大背景是土客械鬥（廣府人與客家人之間的械鬥衝突）、治安不靖，地方上組織團練，再加上鴉片戰爭以來的內部及對外戰爭。不難理解，武術最初還不是「國術」，而是在不同的地方社會裏孕育出來。同時，隨着廣州以至珠三角地區的城鎮發展，商業及消費場所發達，擴展了練武之人的經濟活動場所。例如，根據比較可靠的口述及文獻（而非小說電影裏的創作），歷史上的黃飛鴻出身自團練傳統深厚的南海與佛山，與父親在佛山與廣州賣藝為生，當過工人的教頭，自己開醫館傳授武術之餘，與兒子一起當過娛樂場所的保安（所謂「睇場」）等等。對當時像黃飛鴻這一類草根人物來說，武術是維生技藝（廣東人統稱之為「搵食」或「跑江湖」），既有防身打鬥之用，亦有表演功能。更重要的是，透過武術來構成自己的文化與社會資本，獲得有權勢者的賞識。另一個例子是葉問，他比黃出道晚，本是民國富家公子，不用「憂柴憂米」。他的師父陳華順是掌櫃，及其他師兄弟（例如同是富家子弟的招就），多屬中上階級。如果葉問不是解放時逃到香港為生活而授徒，詠春可能只會一直在城鎮的中上階級（富二代、小商人等）的圈子切磋、傳承及分享，向社會大眾擴散十分有限，難怪當時會停留在一般人稱為「書生拳」的印象。

以上的粗略描述，只限於清末至民國廣東，我對中國武術傳統及歷史認識極少，當中有太多豐富的故事我完全未有認識。但是，大致來說，傳統武術的實踐、意義、論述脈絡多元複雜，無法還原成現代技擊運動。即使是技擊的種類、場合及江湖規矩也極複雜，由同門切磋、門派較量到相對較正規的比武決鬥，以至群體械鬥等，不一而足，難有一簡單及通用的競技規則系統，更遠未成為今天像西洋擊或綜合格鬥這類的搏擊競技運動。更重要的是，競技搏鬥在日常中只是一小部分，更不是練武之人生活的中心。例如，葉問在香港的徒弟可能很喜歡「講手」，例如「講手王」黃淳樑及著名影星李小龍，但葉問自己從來沒有像電影中那樣與日本人決鬥，在香港他也只是教拳維生而已，並沒有參加過什麼矚目的擂台比武，挑戰西洋拳手。

「核彈前，同是天涯淪落人」

武術的眾多地方傳統，在晚清民國時提升為「國術」地位，並捲入國族政權的複雜政治。但在中共掌權後一度斷絕，變成由官方武術協會領導的表演及體育項目，技擊的元素大大降低，像「散打」這類較現代的技擊比賽要到開放改革後許多年後才出現。然而，海外（包括當時的香港）的武術傳統在戰後幾十年卻大放異彩，門派林立，更與電影、電視等媒體創造更大的文化國族想像（李小龍便是最經典例子）。同時，也與現代技擊運動交匯，例如，1970年代開始大量練武術的年輕人參與自由搏擊比賽等等。這一切在中國大陸開放改革後，都陸續傳播回去，影響着武術文化的復興。

中國大陸過去40年的武術文化演變當然相當複雜。值得留意的，有李連杰這個五次中國全國武術大會冠軍，憑着《少林寺》一片後青雲直上成為國際功夫巨星，喚發功夫熱潮的媒體神話；也有武協以黨國力量重新整合復興的地方武術傳統的文化工程；亦有參考日本柔道、韓國跆拳道打造現代中國國族的武術技擊運動，例如散打；也當然有為人詬病的神秘主義加媒體操作的「假武術」在各地冒起。筆者所知相當有限片面，恕未能做出整體分析，期待有識之士為我解惑。但我在紛雜的現象中，看到傳統的延續、復興與變異，也看到面向新的當代全球武術文化衝擊，中國武術裏的國族文化焦慮感一直沒有消除。

焦慮感的背後，是武術的國族神話。我的朋友兼前同事李小良教授寫過一篇談香港電影功夫神話的文章，當中有一個非常精彩的觀點：1970年代以來香港功夫電影蘊含的想像，極盡誇張之能事，製造可以戰勝一切的功夫神話，這不難看到。但是，神話內含有一種「自我解體的操作」，質疑功夫在現代生活裏的作用及意義，特別是面對槍炮及金錢主導的商業世界顯得相當無力。例如，徐克二十多年前的《黃飛鴻》電影便有一名句：「我們武功再高，也敵不過洋槍」，不知馬雲最近對徐魏約架一事的評論，是否得到徐克的啟發，指出「核彈前，同是天涯淪落人」。

這些焦慮不是香港電影獨有，也許在現代中國國族意識裏早已存在。香港已不怎樣流行約架了（難怪黃秋生會政治不正確地稱此為「野蠻落後」），很少人會因太極輸給綜合格鬥而不高興，產生國族情緒。但在中國大陸，焦慮感還是相當強烈，更會困在武術門派之中的想像框框之中，不少人還熱切追求或否定中國武術的「真」或「強」，繼續因此感到興奮、失望或憤怒。徐曉東與魏雷引發的熱鬧，其實也是這些情緒造成的，更不可思議的是，可能官大人看的武打電影太多了，以至荒謬地把打敗或打壓徐曉東視為國家任務。

走出武術的國族神話，放下強國心結，才能消除焦慮感，平常心去看待不同武術傳統，以及它的現代變異。

（葉蔭聰，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香港獨立媒體創辦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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