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中國新設「雄安新區」：習核心的中國夢模範城？

4月1日，新華社發布消息：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在河北雄縣、容城、安新三縣及周邊地區設立國家級「雄安新區」。通稿中將這一決定稱為「重大歷史性戰略選擇」，是「千年大計，國家大事」。這一新區的地位，似乎抬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消息一出，首先震動了樓市，儘管當地政府快速凍結房產交易，仍有大量外地炒房客絡繹不絕來到三縣試圖買房，甚至出現了每平方米房價一夜上漲一萬元的誇張紀錄。

中國城市病灶之患

在前所未有的「千年大計」頭銜，瘋狂的炒房來客之外，雄安新區的設立，其實根底上牽扯到「習核心」權威問題。

雄安新區的規劃，一出台就略過這些年設立的全部新區，直接將其接在了80年代設立的「深圳經濟特區」和90年代的「上海浦東新區」之後。深圳是鄧小平時代的標誌，上海浦東是江澤民時代的業績，那麼雄安，就是習核心的標誌性工程。

為何這種歷史地位給了雄安？如果說深圳是為了突破計劃經濟，浦東是為了在90年代重提改革，那麼雄安又要牽扯什麼全國性的問題？

我們先從新華社通稿看起，在這篇通稿中，有兩點值得注意。

其一是強調雄安新區建設的「白紙」基礎。通稿形容雄安新區「現有開發程度較低，發展空間充裕，具備高起點高標準開發建設的基本條件」。這意味着雄安的規劃，可以完全無視現有的已發展情況，如其中的三個縣城、大量村鎮，都可以為這項通稿中稱之為「千年大計」的規劃讓路。

其二是「綠色」成為雄安新區的最大賣點之一。通稿中形容，雄安要打造「綠色生態宜居新城區、創新驅動發展引領區、協調發展示範區、開放發展先行區……創新發展示範區。」在這些名目堂皇的修辭中，「綠色生態宜居」前所未有排到了第一位。

這幾天來的各類宣傳一再強調上述兩點。如《人民日報》刊登文章，稱雄安的建設將會是又一個「春天的故事」，意即雄安會像鄧小平「畫一個圈」一樣，類似深圳，從空白中崛起；而新華網則刊出署名「辛識平」的文章，宣傳雄安的發展要排除「大城市病」，為「建設現代化宜居城市闖出新路子」。

這些布局，都直接針對以北京為代表的中國大城市病灶：樓價、霧霾、中產階級流動性。

北京的城市環境之差，生活之艱難，已經不是一年兩年的問題。2016年冬天，北京多次連續霧霾，幾天之內不見天日。「逃離」、「霧霾移民」成為網絡熱詞。而相比糟糕的環境，北京的樓價也令中產階級不堪重負，剛剛發酵完的「天價學區房」話題中，「北大清華的學位買不到北大清華的學區房」既是在抱怨居住問題的嚴峻，也更點出了殘酷的事實：通過傳統教育渠道想要上升成為一線大城市的中產階級，已經越來越難。在房價面前，就算是北大清華畢業的精英學生，就算是從事賺錢不算少的精英崗位，也只能望洋興歎。而相比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這些大城市，雖然在控制質量上可能較好，但其他問題也同樣存在。

北京的城市規劃，無力解決如上病灶。擁擠的中央機構、大學、科研機構和大量企業意味着北京的聚集效應驚人，「搬出北京」將面臨更多損失；北京的城市規劃部門級別較低，在眾多部委機關面前，根本不足以協調城市治理；而房價更是全國一盤經濟大棋，沒有一個城市能夠解決得好，可無論如何也不能允許崩盤；霧霾則是一項極其長期的工程……

以「模範城」拆政權定時炸彈？

習近平雖然通過反腐「打老虎」與擁立「核心」，確立了政治和思想上的權威。然而他會否止步於此，在安排好自己的人事布局，留下思想理論寫入黨章、憲法之後退休？

假如習有更大的盤算，想留下更多歷史功績的話，解決中國的城市病，處理中國中產面臨的環境、住房和向上流動問題，就變得格外迫切。至少，特大城市樓價的死局、華北的霧霾圍城、社會新階級的固化，如果長期發展下去，遲早會變成危及「政權合法性」的定時炸彈。

在這種需求下，雄安新區的設立，顯得更加順理成章——作為習時代「中國夢」的示範城市。

我們可以設想：相比在發展成熟的城市中解決問題，新建一座「不帶問題」的城市，在管理成本、效果等等方面，都要更為方便。尤其是在中國當前的體系下，國家機器能夠集中在一點迅速動員，在當地繞過北京複雜的部委關係，避開已經被炒高的樓價（現在的策略是直接封鎖三個縣的樓市），甚至地理上，雄安的選址也挑選了河北最有潛力整治好環境的位置——白洋澱湖區。

雄安的開發，按照目前的說法，是要完全規劃，聘請國內外一流的專家參與，做到從頭到尾徹底規劃。在這種做法下，從「一張白紙」上「抹」掉現有聚落，參照香港的公屋、居屋模式、新加坡的組屋模式，建設公共住宅作為主要房屋供給，似乎也並不是一件很難辦的事情。而在居住環境、居住成本上下工夫之後，以較低人力成本，加以其他商業優惠政策吸引資本，也似乎不是不可行。

用公共房屋打破地產模式，吸引想留在一線城市但苦於買不起房的年輕一代「北漂」，也吸引大企業進駐，提供就業機會，幫助年輕一代「上樓」，創造階級流動感，再藉助全新的規劃，在華北移植園林城市、綠色城市，建設「北方深圳」……這一切如果能成功，至少將成為一種樣本：政府在努力消滅污染、對抗高樓價，為年輕人提供繼續做「中國夢」的機會。如果真能成功，那的確將是習個人執政的重大遺產，或至少，這會是一個「中國夢」的烏托邦範本，2017年版本的鐵西區（東北發展共產主義時建設的高質量工人住宅區）。

只是，這種從上而下的建城夢想，將很快遇到一系列的壓力：官僚是否有動力執行命令？原有的利益格局如何拆解？如何說服北京林林總總的部委機關中央企業中「適宜」的部分搬遷雄安？如何吸引企業入駐？公共住房如何不變成尋租空間？北京的大都市便利如何「移植」？（須知至今為止，經濟騰飛的深圳在文化娛樂等方面仍然不及北京便利和多彩）這一切都將在未來和規劃的意志搏鬥，而目前所見，也沒有央企或部委對雄安的未來予以清晰表態。

也許，雄安的故事僅僅只開了個頭，接下來在規劃出台之前，會不會先是一場支持新區建設的政治運動？

（楊山，媒體人，中國社會觀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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