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梁一夢：曾俊華狂熱──港人游離的政治性格

曾俊華今日周遊港島，晚上又舉行造勢晚會，氣勢如虹。他獲得廣泛港人支持，固然令林鄭月娥難堪，亦在本地非建制派當中，製造了一點撕裂。一直堅持民主運動的支持者，更不明白，為何一個對民主運動從來沒有作出過任何具體承諾的高官，可以透過政治公關，獲得這樣的支持度。

港人的務實主流傾向

曾俊華的崛起，不過反映了港人長久以來的政治性格。

在1970年代末，本地社會學者劉兆佳提出「功利家庭主義」（utilitarian familism）的框架，形容香港人的主導政治性格，是傾向保障以家庭為單位的利益，不信任公民社會，功利為先，對政治漠不關心；在回歸後，這套說法備受挑戰，因為香港人愈來愈樂於參於社會運動，其傾向愈來愈理想化，明顯超出了劉口中的物質基礎和實用主義。

這種理想化的傾向，被許多人視為港人的普遍政治覺醒，對許多民主運動的參與者而言，本土的民主運動史，始於零三七一大遊行，於雨傘運動達至高峰。

可是，這種理想化的傾向，其實一直有其邊界，而且邊界明顯。本地學者林蔚文等就曾指出，香港數十年來一直不乏社會運動，例如七八十年代的婦女運動、中文運動、男女同工同酬等，只是它們均有強烈迴避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尤其是去政黨化的傾向。這和舊日港英政府嚴控政治運動，也有關係。

自2003年七一起，一直到雨傘運動，港人愈來愈不避忌社會運動的政治性質，但雖然追求的目標有所改變，運動本身的功利考慮，始終也佔據很主流的位置，並一直和較基進的傾向或後來的本土主義相抗衡。在早期，民主運動有「和理非」的爭議；在近期，即使在最激進的陣營當中，也出現「為何要勇武」的討論。

曾俊華作為管治陣營的一部分、政務官的代表，其政治形象既中產亦保守，「專業」、「非政黨」，也不是旗幟鮮明的反對派，更不好鬥。其反映的，是和撕裂社會相反的政治性格，一種被懷念的舊日政治文化（這種文化不需要是事實，可以是被建構出來的），而且是政治上安全、四平八穩的一個着力點。曾俊華被稱為 Lesser Evil，因為他並不是傳統民主運動的一份子，他的論述雖然較貼近本地人的聲音，但主張盡力推行23條立法、接受人大8．31框架，甚至是開了民主運動的倒車，港人卻仍然選擇他，是非常現實的表現。

曾俊華作為一個政治現象，究其原因，是港人務實的主流傾向，在曾俊華以優質公關橫空出世後，找到了着力點，亦反映新世代港人雖然「政治覺醒」了，不止追求純物質生活了，但主流港人的政治性格，仍然不激進，受功利務實的政治傳統影響。港人追求的目標非常有彈性，形勢大好時談談自由民主，形勢不妙時也可打折扣，接受把夢想降格為要一個「似返個人」的特首，追求一個說得過去的政府，至於務實背後，其內容仍然是威權主義，一般人卻不關心了。

近年一遇重大事件，不少論述都急於定義香港，時而認為港人的行為令人感動，彷彿成熟的公民社會已經誕生；又不時有人推動一種「香港人一直都係咁」的冷感港豬論述。事實是，這些本質化的香港政治論述，都無法解釋港人的複雜性格──港人的性格既比「功利家庭主義」的時代複雜，亦不能以「理想主義已抬頭」來過度簡化了我們的社會；港人的追求的目標或有所改變，但和一種原則性堅強的公民政治文化相距尚遠，甚至有投機的傾向。

網上政治動員的教訓

在互聯網誕生之初，網上聯結的社會運動（Networked Social Movement）曾被寄予無限希望，期望這種新型的社會動員方式，能夠衝擊威權政府，推動下一波的民主化運動。但現實反映，網上動員的社會運動，既可以是基進的，如伊朗的綠色革命、佔領華爾街運動；亦可以是保守的，例如特朗普的崛起、意大利的五星運動等。曾俊華的政治公關出色，他的政治能量，也主要由網上而來，這反映了技術的中性性質──互聯網作為一種技術本身，並不一定是基進和自由的，也不能單獨決定政治的流向。

有論者謂，曾俊華帶來了港人的政治覺醒，這種說法自然肉麻過甚，令人失笑；但如果說曾的團隊，帶來了高質的網上政治動員示範，倒是一個公道的評價。如果要問，公民社會可以由曾俊華身上學到什麼，那便是，在理想之外，掌握好技術，以增加論述的政治有效性，是多麼的重要。而且，網上動員也不一定需要巨大的國家資本推動，曾俊華可以做到的，民主運動也可以做到。這才是最大的教訓。

（梁一夢，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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