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老晴:一百年後,「三·八婦女節」為何重現美國街頭?

始於一個世紀前美國的婦女節,為何被美國人遺忘,為何又在今天被重新紀念?

這種精英女權主義,可以說是以 Facebook 首席財務官 Sheryl Sandberg 為代表。「向前一步」得名於她的同名勵志書籍。文章作者們直接批評個人主義下的狹義女權主義。他們把婦女社會地位和權益的提高,與階級、種族正義聯繫在一起,猛烈抨擊金融精英資本對社會的盤剝:

「這些人生活境遇的提高,只能通過在政策層面支持社會生計,保證生育正義,保障勞工權益而實現。新一輪的婦女運動必須正面回應所有這些問題。這必須是為着99%的人的女權主義!」

這份宣言,把當下女權運動的召喚,與佔領華爾街運動的「 1% 對 99% 」話語對接起來,試圖使女權運動超越個人主義的畫地為牢,變為一種有着階級、種族等集體根基的力量。

走向關注勞動問題的女權

可以說,美國女權運動正在有意識的擁抱「99%」的話語來重新定位自身,以一種大眾女權主義的新身份來反思曾經的「精英主義」局限。在大眾女權的議程裏,鬥爭的目標不再僅僅是通過個人奮鬥達到經濟優渥,不是利用經濟特權外包家務、照料服務,以使得自己「事業家庭雙豐收」,成為讓其他女性羨慕的「女神」。

美國女權運動者已經意識到,如果想在改造當下社會結構方面有所建樹,必須正面處理運動曾經被中產白人女性主導的局面,在理論和實踐上解決姐妹聯盟的內部撕裂,同時也警惕一部分女性被特權階級收買後,失去女權應有的批判性,成為建制的守護人。

比如說,在明確批判精英個人主義女權之外,基於反對特朗普聯盟的新女權運動,還關注女性無償勞動問題,這是近些年最有洞見的社會運動理念之一。

正如罷工網站上提出的,女人一天不工作,也包括退出家務工作這種無償勞動領域。在父權體制下,女性在家庭、私領域中從事的各種照料、生育、情感活動,往往被認為是自發於她們的所謂「天性」,因而可以視為理所應當。而這樣基於性別的勞動分工,並不是不證自明的,而是長期父權意識形態下的一種特別安排。這些勞動看似不能直接產生市場價值,但它們保障了勞動者的日常生活,也使得家庭可以穩定繁衍下一代,並維繫着社會成員之間的情感聯結——這些勞動是社會運行的必須條件,但卻因為不直接進入正式市場交換,被長期無視;而即便其中一部分被商品化,進入市場,也是被少數族裔、移民女性所承擔,價值被嚴重低估。

新女權運動認為,這些勞動應該被賦予價值,得到經濟和文化上的承認。並且,更進一步,這些勞動不應該被認為是理所應當的「女性」勞動;婦女個體應該有不認同這種分工的自由。

這樣的女權理論,繼承的是上世紀70年代馬克思主義女權的思想,也是對盛行了30年「後結構主義」性別理論的修正。

近三十年來,後結構性別理論認為男女性別角色之不同,完全是文化建構的結果,這樣的理論固然有效挑戰了「男女天然不同」的主張,但卻似乎暗示:只要摒棄了本質論的論調,就能消弭性別之間的等級——這樣的觀點,無法對現實中基於性別的勞動分工形成有效批判。事實上,如果性別勞動分工不被反思,針對照料、生育、情感勞動的價值理論不被正視,不但歷史上作為這些勞動女性的價值會被繼續低估,而且由於傳統製造業衰落,而不得不進入這些低工資服務性、照料領域的男性,其勞動也會因為缺乏直觀的經濟價值而遭貶抑。

主張性別平等的人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在資源被極少數人壟斷的社會,能夠通過個人努力成為人生贏家、與男性精英平起平坐的女性,絕對只是鳳毛麟角。在社會結構性的壓迫下,女權力量必須能夠在抵抗男權的同時,意識到社會存在着和男權一樣有力的其他壓迫形式,它們的交互作用,一方面使得婦女共有的、基於性別的特殊困境不能被清楚地辨識出來,一方面又放大了特權階層內部的性別議程,使得精英女性的經驗代言了其他階層、種族女性各不相同的經驗。

「三·八」如何重回美國?

雖然絕大多數美國人不過「三·八」,甚至不知道這個節日,但諷刺的是,「三·八」卻始於整整一個世紀前的美國。

彼時,第一波女權運動席捲全球,婦女爭取選舉權運動和勞工運動風起雲湧。1908年3月8日,在國際製衣女工聯會的領導下,上萬名婦女走上紐約街頭,爭取投票權,抗議血汗工廠和童工問題,呼籲提高勞工福利。1910年,來自17個國家的100名女權代表在哥本哈根開會,決定設立3月8日為國際婦女節,以倡導婦女的平等權利,包括選舉權。

此後數年,每年二月底到三月初,遊行、紀念活動都會席捲歐洲,婦女爭取選舉權、就業權等議題,與反戰、反飢餓議題交織在一起,產生了聲勢浩大的影響。

而1917年十月革命以後,蘇聯將3月8日定為官方的婦女節,這時開始,這個屬於全球女權運動的紀念日,才慢慢被理解為「共產主義」節日。

正如此次罷工的兩名組織者 Magall Alcazar 和 Kate Griffiths 在The Nation 撰文所說,本次大罷工的歷史語境,和100年前很像。新自由主義橫行下,如今的全球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工運不倡,勞工的工會會員率達到歷史新低(只有10.7%)。任何罷工、示威,都並非輕而易舉。能夠在這一天冒着被開除的危險,勇敢地站出來挑戰體制的勞動婦女,將十分值得敬佩。有人說,在美國,遊行罷工是一種特權。但是,Alcazar 和 Griffiths 追問道:不需要遊行罷工,難道不更是一種特權嗎?

從美國的「三·八」,回望中國女權

美國人重新開始紀念「三·八」,而回望「三·八」在現代中國的歷史,也頗耐人尋味。

中國共產黨在成立的翌年,即1922年開始慶祝「三八」。國民政府也在1924年開展慶祝。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即宣布3月8日為法定節日,婦女在該日可以放假半天,而蘇聯直到1965年才實施了婦女放假政策。

也就是說,中國是全世界範圍內最早開始慶祝「三·八」、並把它設定為法定假日的國家之一。而中國,至今擁有全世界最高的婦女就業率和女性識字率之一。

但在今天的中國,「三·八」節,這個勞動婦女創造、傳承的百年紀念,這個本應該作為女性發聲、活動、探討性別不公問題的日子,卻好像被喬裝打扮成了另一幅模樣,淪為了和「聖誕節」、「情人節」一樣純粹商家促銷的好機會。大大小小的網站,熙熙攘攘的商場,各種「專為女性打造」的商品櫛次鱗比:纖體、美白、淡斑、激光脱毛、微創整形,各種名款品牌折上折……女人在消費的「自由王國」裏做着「自己的主人」,她們是心甘情願的,「愛她就給她買哈根達斯」。

美國的女權運動走向激進,而婦女節在中國走向消費,這似乎揭示出同樣一個道理:在橫貫世紀的社會變遷中,激進社會運動,包括革命,所爭取到的實打實的戰果,被一代或者幾代人分享,以使得他/她們有不必關心政治、過小日子的特權。但當世界政經格局進一步變化,前人爭取的諸多權益被一點點蠶食、侵犯,當代人便不再擁有「免於罷工」的自由。人們必須組織起來,付出實際的代價,去抵抗權利空間的惡化。歷史在這樣的變革與阻滯、進步與蜕化中蜿蜒流淌,而那些煙波深處發生過的抗爭與吶喊,可以為我們提供寶貴的經驗和動員符號。

此時,人們格外需要在重重迷霧中,看到過去對當下,真正的意義。

(老晴:留美學生,女權評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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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評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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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Clinton and Sandberg are basically advocates/examples of what I call “bourgeois feminism.” The irony is that a large swath of middle class, bourgeois female voters actually turned their backs on Clinton and voted for Trump instead. Isn’t feminism about choices? I am not so sure anymore.

  2. 这一代年轻的美国人鲜有冷战的记忆,他们甚至不知道有几次濒临核冬天。共产主义具有高度理想主义化,他很能在年轻人中间引起共鸣。所以年轻人支持sanders也很正常。三八妇女节本来就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副产物,当年发起人几乎全是共产主义分子后因颠覆政府被处决。所谓左派大多就是外国版小粉红,只能破坏而不能产生秩序。欧洲在吃老本,美国要想屹立顶峰,不打击这些共产主义分子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