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任短短幾個星期，特朗普（川普）新政已經引起極大爭議。2月13日國家安全顧問弗林（Michael Flynn）的辭職，更進一步推進了美國的政治危機。
特朗普當選後不久就委任弗林擔任國家安全顧問——該內閣級別職務毋須經過國會確認，是特朗普的最核心班底。弗林主管外交過渡重任，與包括俄羅斯駐美大使 Sergey I. Kislyak 在内的各國大使聯繫 。
弗林犯了什麽錯？
2016年11月底開始，俄羅斯干涉美國大選一事發酵，時任總統奧巴馬（歐巴馬）在12月29日宣布制裁俄羅斯。同一天，弗林與 Kislyak 通電五次。第二天，俄羅斯總統普京（普丁）宣布：不針對美國制裁報復。
2017年1月12日爆出弗林的這些電話，但候任白宮發言人斯派瑟（Sean Spicer，史派瑟）、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白宮幕僚長普利巴斯（Reince Priebus，蒲博思）在不同場合都強調「從來沒有討論制裁的問題」。彭斯還親自跟弗林確認後才幫他辯護。
可是，1月23日，聯邦調查局開始就此事與弗林面談；26日司法部通知白宮律師麥甘（Donald McGahn）：弗林此前有關電話的描述有所隱瞞，懷疑他有可能會被俄羅斯情報部門「要挾」（blackmail）。同日，麥甘向特朗普簡報，但28日弗林仍參與了特朗普與普京的第一次通電。這些事當時並未揭露，直到2月8日弗林還再次否認。
2月9日，形勢急轉直下，《華盛頓郵報》和《紐約時報》爆料：弗林電話中討論過制裁。當天弗林接受採訪時改口：「雖然自己不記得有沒有討論過制裁，但不能肯定從來沒有提及。」
接下來，弗林事件迅速成爲新的政壇風暴。彭斯也看報才得知自己一直被瞞着。2月13日上午，白宮高級顧問康威（Kellyanne Conway）承認彭斯被弗林誤導了，但強調弗林仍然得到總統「完全信任」（full confidence）。但到當晚，弗林就遞交辭職信。他僅在這個位置上待了25天，成爲史上最短的國家安全顧問。
弗林犯的最大錯誤，就是隱瞞與俄方有關制裁的討論。在美國，誠信是一項重要的要求。政府倫理辦公室（Office of Government Ethics）「十四條通用原則」（14 general principles）的第一條就說：「公共服務就是公共信任」；第五條規定：雇員必須在其公務中保持誠實。
面對公眾說謊就已經違反道德，而弗林連在FBI面談時亦有隱瞞——此舉足以構成罪行（只不過FBI認爲弗林並非有心誤導，可能不會起訴）。雖然特朗普政府的斯派瑟和康威說話不盡誠實，也早為傳媒詬病。但他們的角色畢竟是職業的「宣傳機器」，而弗林身為國家安全顧問的身份角色完全不同。
更嚴重的是，他還對副總統彭斯與同事説謊，這更犯了政治大忌。一下子暴露了特朗普政府的內部矛盾。如果弗林不辭職，無法向副總統交代。
違反羅根法案，還是另有隱情？
弗林隱瞞「與俄羅斯討論制裁」的動機，一般認為與此舉違反《羅根法案》（Logan Act）有關。這條制定於1799年的法案，規定美國公民除非經過授權，否則不得在爭議事項上與外國政府聯繫，干預美國政府的外交。但其實，該法案自訂立以來，只在1803年用過一次，後來公訴被撤銷。以後間或有人被指違反羅根法案，都沒有被起訴。因此，這條法案其實很難運用。
況且，弗林當時的身份不是普通平民，已經是侯任的國家安全顧問，負責新執政團隊的外交交接事宜，擁有合適身份討論制裁問題，根本不用刻意隱瞞。而且，當時特朗普團隊參與外交事務并不罕見，比如曾勸止埃及提出譴責以色列的聯合國安理會議案，甚至與蔡英文通話，都沒有人認為違反羅根法案。2月16日，特朗普在新聞發布會上強調弗林做法不犯法。所以，弗林的隱瞞可能有更深的理由。
去年競選中，傳媒一直批評特朗普過於「親俄」。選戰期間俄羅斯政府通過入侵民主黨服務器，選擇性發布民主黨內部電郵，以阻止反俄的希拉莉上台，已是調查印證的事實。它是動搖特朗普當選的合法性的諸多因素中，最重要的一個。如果特朗普在競選過程中，與普京有過「合謀」（collusion） ，那麼可能就觸犯叛國罪。根據憲法第二條，國會可以以此理由彈劾總統。因此，特朗普需要努力撇清與俄羅斯合謀的聯想。
弗林給俄羅斯大使打電話討論制裁之事，還在一天之內打五次電話，這麼重要的事，很難想象特朗普會不知情。因此，如果弗林迴避承認討論過制裁，那麼焦點一定不是羅根法案，而是要極力隱瞞特朗普與俄羅斯的「勾結」。如果這種猜測是合理的，特朗普不是1月26日被簡報的時候才知道此事，而是早就參與在內了。
副總統彭斯的邊緣化？
有趣的是，身為當選副總統的彭斯在這件事中仿佛毫不知情，但這並非無跡可尋。
特朗普團隊組成可粗分成三層：最內核的是特朗普與其子女，加上幾個最核心的成員：弗林、班農（Steve Bannon）、納瓦羅（Peter Navarro）等。他們都是主流政壇的另類者：班農是另類右派的精神領袖，納瓦羅的經濟主張被視為偏激，弗林對中東的看法也被軍界與情報界視為另類。
第二層是次是早期共和黨政壇支持者，包括佩林（Sarah Palin）、塞申斯（Jeff Sessions）、克里斯蒂（Chris Christie）、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金格里奇（Newt Gingrich）等。其中塞申斯與特朗普在移民問題上特別投契，也可以劃為最核心成員。最外層則是在共和黨大會之後，才與特朗普合流的建制派右翼，彭斯和普利巴斯就是其代表。
從種種跡象看，特朗普對他們親疏有別，核心成員在第一時間就被委任和提名要職，有的還是專門新設職務安排（如納瓦羅）。位於中層的克里斯蒂，在選後就立即被踢出過渡團隊；佩林、朱利安尼和金格里奇也都沒有晉身內閣。最外層的彭斯是民選副總統，而普利巴斯雖然擔任白宮幕僚長，但主要的目的是方便和國會的共和黨建制派溝通。
美國前兩任副總統（切尼與拜登）被賦予的權力都相當大，但本屆副總統彭斯，在選後過渡到上任後的角色都非常低調。雖然媒體對特朗普團隊密集報導，但彭斯卻遠離鎂光燈。
在內閣成型前，彭斯作為特朗普團隊中極少數具備治理經驗的人（曾擔任眾議員和州長），理應在執政方面起重要的作用。可是，起草政令的工作被班農和政策主任米勒等人把持，彭斯只淪為特朗普簽署總統命令時照片的背景。加上本案中弗林對彭斯的隱瞞，可以推測，彭斯在新政府中相當程度被邊緣化。
這次弗林事件消息混亂，很可能正是特朗普與彭斯之間鬥爭的結果。
弗林辭職無法停損
特朗普新政迄今為止有三大爭議：入境禁令、利益衝突與弗林事件。
入境禁令的風波，充分反映了特朗普政府決策上的草率，執行上的朝令夕改。其被法院頒令暫停，損耗了政府公信力；特朗普指責法官的言論，更一度令人擔心特朗普會不顧法庭命令，引發憲政危機。
特朗普關於女兒伊凡卡品牌被Nordstrom下架而指責Nordstrom，已經涉嫌運用公職身份謀取利益（但總統豁免於這個限制）。而康威以公職身份在電視採訪中，公然幫伊凡卡賣廣告，明顯涉嫌觸犯公職人員道德守則：公職人員不能以公眾的身份獲得私人利益，不能支持任何產品、服務和企業。國會監察委員會和政府倫理辦公室，分別表明譴責和調查之意。政府「腐敗」的形象開始顯現。
弗林事件更把特朗普政府危機推到一個新的高峰。
短短二十多天，就有高級官員因政治醜聞而辭職，是對政府的重大打擊。況且，弗林辭職并不能止損。共和黨參議員麥凱恩已經要求白宮解釋為何弗林要對彭斯撒謊。此事若追查下去，很可能更多有關大選時俄羅斯的料會被爆出來，有被彈劾的風險。這是特朗普最頭痛的事。
特朗普對此的對策，不外乎繼續責備「不誠實」的傳媒，和「輸不起」的希拉莉。他突然在2月18日到佛羅里達搞大集會，就是要走群衆路綫「喚醒」選民回憶。但俄羅斯干預美國大選是關乎國家安全的問題，如果「合謀」證據確鑿，這種找替罪羊和民粹的做法還能成功嗎？
特朗普政府內部權鬥？
弗林的下台，也可能是特朗普政府內部權鬥的開始。
弗林是特朗普「非建制陣營」的代表人物，也是班農的好朋友。失去弗林，班農在國家安全委員會上少了一個得力的支持者。現在副總統彭斯成為受害者，得到政界的同情。而隨著內閣上任，以彭斯為首的建制派勢力，會逐步平衡以班農為首的「非建制陣營」的影響。原本，只擅長意識形態的班農加入國家安全委員會，同時把情報總監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貶為「有需要時才參加」，就引起建制派共和黨人與軍政界很大反彈。
如果，特朗普被彈劾下台，彭斯就會繼任成為總統。共和黨建制派對同為建制派（茶黨）出身的彭斯的接受度大很多，這點是否會牽動華府政局，值得關注。
此外，特朗普在當選後一再貶低美國情報界，激起情報界很大反感。弗林與俄羅斯大使的電話，正是被情報界監聽到，再通過未知途徑洩露的。而特朗普上任後，白宮事無大小爆料不斷，甚至在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之前一兩天，新聞界就能掌握到訊息。連特朗普穿著浴袍看電視這樣的細節，也能報導出來惹火特朗普。這肯定是情報部門有「內鬼」，還可能不止一個。從水門事件的「深喉嚨」到斯諾登，美國情報界傳統上就不乏這樣的爆料者。
即便特朗普可以指派官員接管情報部門，但不可能把中低層的情報人員全部清洗，也不可能真正令情報界「人心歸順」。此次事件，惹來特朗普在推特上大罵「情報界」，但這只會激起「深喉嚨」的進一步對抗，很容易釀成新的水門事件。
（黎蝸藤，旅美歷史學者，哲學博士，近年專注東海與南海史、國際法與東亞國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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