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金心異：深港合辦科技園，能否助香港解決產業困境？

編按：香港與深圳兩地政府早前簽署備忘錄，決定在兩地邊境落馬洲河套區合作興建「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共同發展科技創新產業。不過，兩地是否真的能夠分工合作、優勢互補？如果可以的話，具體又如何做呢？《端傳媒》邀請了兩位創科產業關注者，分別從香港和深圳的角度，探討一下兩地合作的意義。

此篇作者金心異，是深圳民間學者，也是「深圳主義者」。另一篇請見《李勁華：深港合辦科技園，深圳得益，香港又如何？》。

2017年1月3日下午，就在深圳官場人事大變動（原深圳市委書記馬興瑞升任廣東省代省長、原市長許勤升任市委書記）之後數天，香港特區政府與深圳市政府在香港簽署了《關於港深推進落馬洲河套地區共同發展的合作備忘錄》，將在香港落馬洲河套地區合作建設「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推動其成為科技創新的高端新引擎、深港合作新的戰略支點與平台，共同建設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深港創新圈」。

兩地不少產業及科技界人士，相信對此進展頗感振奮。但誠如北大深港產學研基地副主任張克科先生所言，河套地區的深港合作，「1991年啟動、1994年推動、1998年列入兩地議題、2003年重開會商、2008年列入香港十大、2013年破局、2017年一錘定音」，真可謂是好事多磨。以我這個觀察者來看，即便這份並無約束力的「備忘錄」能夠真正落地，它也來得太晚了，於深圳已然意義不大；至於能不能幫到香港，還要看兩地是否能夠真誠合作，並找到最佳的合作模式，使雙方各自的優勢能夠充分發揮，最終令香港重建實業基礎、改善產業結構、促進就業，俾使香港能夠迎來新一波經濟繁榮，而深圳亦能從香港的經濟轉型中獲得紅利。

深圳屢倡港深合作，不獲積極回應

深圳和香港在19世紀40年代之前，共同屬於廣東省寶安縣。到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深圳建市開埠，最初發展貿易，1986年後開始吸引香港加工業北遷，1993、94年後，認識到加工貿易不是方向，下決心跟上全球科技產業發展趨勢，推動發展高科技產業。當時深圳毫無科技和高等教育基礎，故在1996年香港回歸前夕，其提出的一整套深港合作、整合雙方優勢資源共同發展科技產業的計劃，不獲香港積極回應。

深圳隨後自行推動科技工業發展，1997至1999年進行了一系列政策及制度設計，1999年開始舉辦「中國國際高新技術成果交易會」，同年謀劃設立創業板，提出希望與香港聯交所展開合作，惟亦不獲積極回應。到了2005年前後，深圳的科技工業已經強勢崛起，2006年深圳政府提出「深港創新圈」計劃，這次香港方面倒是開始有所回應，但雙方始終找不到一個能夠善盡各自資源優勢的合作模式，在雙方各自的主要推動者紛紛下台後，此計劃事實上已經流產。

迄今為止，深圳的高新技術產業可以說已成為中國大陸的領先者，華為、中興通訊、騰訊、比亞迪、邁瑞、大疆等諸多企業成為頗具實力的行業翹楚，其中華為、中興、騰訊等且已成為跨國公司，在全球布局。2015年，深圳電子與信息、生物醫藥、新能源、新材料等六大較具科技含量的產業，總銷售額達到1.7萬億人民幣，全社會研發投入佔 GDP 比重的4.05%，PCT 國際專利申請1.33萬件，佔中國大陸46.9%。從產出規模上來說，深圳已相當於以色列整個國家，加上與深圳共同作為一個整體產業鏈的東莞和惠州，則相當於台灣整體的規模。可以說，深圳用短短的20年時間，在全球科技產業鏈條中找到了一席之地。

這個成績是香港人沒有預料到的——在1990年代中期時，香港業界根本不相信深圳有條件發展高科技。深圳的其他產業，包括房地產、物流、加工製造、金融等主要產業，都相當程度上依賴於香港的支持或協助，但高科技則沒有。曾有港府高官在一篇文章裏表示，對深圳高科技發展起來始料未及。

深圳為什麼在1990年代到2006年這十幾年裏，一直眼巴巴地希望與香港展開科創合作？主要是深圳認為這種合作可以優勢互補，且對雙方都有利。深圳認為香港值得借重的獨特優勢包括：

一、深圳沒有好的大學，而香港擁有八所大學，其中至少三所是亞洲一流並且進入全球前100的，其他五所放到國內也肯定都是一流之列。大學既是科研重鎮，也是人才培養基地和人才蓄水池。深圳最初希望借重香港的大學，為自己提供研發基礎和人才培訓平台。

二、深圳當時對全球的科技人才沒有吸引力，而香港作為著名國際都會，具有這種吸引力，深圳設想香港可以從全球吸收人才，而為深港共同所用。

三、深圳在國內最早認識到，科技創新或科技產業的關鍵是金融機制，所以深圳才希望香港創業板與深圳創業板能夠展開合作，並利用香港資本市場的強大融資能力，為科技產業提供創業資本。

四、香港作為一個全球商業中心城市，已經具有一個全球的商業貿易網絡，可以幫助深圳打通與全球科技產業鏈的聯繫。

五，深圳在國內最早認識到，科技創新環境的一個最基礎的要求，是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國內的法治環境是無法讓人對此有信心的，而香港則具備這一基礎。因此，深圳希望利用香港的這一優勢，並且逐步向香港學習，在深圳建立一個較好的知識產權保護的法治環境，形成在國內的比較優勢。

香港一再拒絕深圳遞過來的橄欖枝，逼使深圳只能憑自己的力量解決上述五個問題。

深圳自立，科創領先全國聯繫全球

所以我們看到，近20年裏，深圳投入巨資想要建立自己的大學體系，到目前為止雖然收效仍然一般，但也初步建立了一個仍很弱小的基礎──努力提升深圳大學的教學和科研水平；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合作建立研究生院，並誘使對方逐步在深圳開設本科教育；模仿香港科技大學建立南方科技大學；在深圳高新區設立虛擬大學園，誘使全國50多所大學在深圳建立科技成果轉化平台；吸引香港中文大學設立深圳校區；與國際知名大學合作，設立10個專科學院；最近的收穫則包括，引入廣州中山大學建立深圳校區。

深圳作為中國科技創新中心的地位和品牌已經確立，加之在國內大城市中比較好的生態環境，目前已經足以吸引中國大陸的優秀人才，並正在試圖吸引香港和全球的科學家。

深圳創業板市場、VC／PE 已經形成體系，成為國內資本最為集中的三個城市之一，深圳目前不缺資本，對香港資本市場沒有依賴。

深圳目前已自己建立起了與美國矽谷、台灣、以色列等全球科技創新前沿地區的科技與商務聯繫，深圳部分大公司已經初步建立起一個全球性的研發網絡，利用全球的科技人才和研發能力。

目前深圳唯一的也是最大的缺陷，是它作為中國大陸司法管轄地區，無法獨立建立一個法治基礎。儘管如此，深圳試圖在國內大環境下，建立自己相對尊重知識產權的小環境。

由以上可知，迄今為止，深圳的科技創新環境已經是全球最優之一，不依賴香港形成體系，所取得的成績已將香港甩在身後。對深圳來說，香港目前主要的價值只在於其法治環境、對知識產權的保護。當然，香港對深圳仍有一個價值，那就是向中央政府索要改革開放先行先試政策的一個藉口。

香港科創進展未如人意

香港作為一個細小型城邦經濟體，按照國內的俗語來說，應該是「船小好調頭」，可以因應生存環境作迅速而有利的調整。而且自開埠以來，本身已經歷過三次產業轉型：第一次是由開埠之時的純粹農業和漁業地區，轉型成為大英帝國在遠東的轉口貿易基地；第二次是20世紀60年代，由原來一個純粹做轉口貿易的自由港，轉型成為亞洲其中一個輕工製造基地，建立起一個以紡織製衣、玩具、電子、鐘錶、印刷為主的輕工業體系；第三次則是在上世紀90年代，製造業北遷內地，香港轉變成國際金融中心。

香港回歸後，首任特首董建華認識到香港單一依賴金融業的弊端，想要向亞洲四小龍的其他三個——台灣、新加坡、南韓學習，使香港成為一個亞洲科技創新中心。1998年，董特首倡議設立創新科技委員會，邀請曾任加州伯克利大學校長的田長霖教授出任主席。

港府接受了田教授的建議，由政府注資50億港元設立創新及科技基金，成立應用技術研究院，開設創業板，建設數碼港，設立五大研發中心，擴大香港科技園；最新的進展則是，2015年11月，港府設立創新科技局。

但是從1998年到現在的18年時間，倘若與深圳相比，香港創新科技的進展顯然未如人意。首先，香港並未建立一個成規模的創新科技產業，並引領香港經濟的增長；其次，香港也未湧現出幾家有國際影響力的科技公司。相反，香港創業板的滲淡、數碼港的失敗，則廣為港人詬病。

香港轉型為何進展不大？

為什麼收效甚微？本人認為，以下幾個原因，妨礙香港：

首先是金融中心與科創中心的不兼容性。舉凡世界各國，大部分金融中心都無法同時成為一個科創中心，因為金融中心必然抬高當地營商成本，尤其是土地成本，而科創無法承受這樣的高成本；同時，金融中心的投機氛圍、賺快錢心理，無法平心靜氣搞科研；而且，政府及社會的心態、經驗都適應於金融業，很難同時適應於科技創新中心的要求。

但這一狀況也並不是鐵律，近年有兩個個案改變了人們的認知，一是紐約，作為全球首屈一指的金融中心，卻於近年逐漸發展出了一個頗具規模的創新科技產業鏈條；二是三藩市（舊金山），作為矽谷所在地，卻由於服務於矽谷，科技金融崛起，逐漸成為全美的第四大金融中心。當然，新加坡是更早的一個案例。這表明，金融中心與科技中心並非完全不兼容，而像紐約這麼高成本的都會區，都仍然能夠發展出創新科技，香港更不應該自我否定，而應該研究借鑑紐約、倫敦、新加坡等這些成功案例，找到香港的成功之道。

其次，香港政制限制了政府的引導能力。作為全球著名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樣板，香港人這些年有些固步自封，對政府角色有片面認知，以為政府最好不要管經濟和產業。但是像美國、英國這些老牌的資本主義國家，政府也並非完全不介入產業政策。香港即便不學習新加坡，至少也應該向英美國家學習。

最後，香港本地市場的狹小性，無法為創業公司提供生存發展基礎。對一間創業公司來說，其創業期最為重要的是本地市場，這個市場一般不會太大，但足以支撐其渡過創業期，成長為一個能夠穩健生存的小型公司。但大部分小型公司的存活能力都很弱小，倘它欲成長為中型公司，就必須有區域市場的支撐；倘若它要成為大公司，就需要一個大規模的全國市場或大洲市場，甚至是全球市場。

香港科技產業的本地市場十分窄小，所以很難培育出像樣的企業。本來珠三角的區域市場和中國大陸的全國市場都應該可以為其所用，但由於大陸市場的開放度不足，而且香港創業公司對大陸市場的把握能力不足，所以鮮見香港科技創業公司開拓珠三角或大陸市場。

但是，倘若先打通深港共同的本地市場，令香港創業公司能夠在深圳市場進行中國大陸市場的訓練，則再開拓大陸市場就要容易得多了。我想這就是深港創新科技合作的方向之一。

當然，由於移動互聯網的發展，使得市場的開拓可以沿着虛擬空間進行，而不受地域限制，但純粹虛擬的市場畢竟尚有限，許多業務領域仍需要線上與線下相結合。何況即便是虛擬空間，它仍然是被不同的語言所分割的。香港人的優勢是既掌握中文語言，又掌握英語（據說近些年有退化趨勢，這是個危險信號），但是現實似乎是，香港人既與中國市場有文化隔膜，又與英美等英語市場有文化隔膜。這是需要解決的問題。

總的來說，在深圳已成長為一個與香港等量齊觀的城市經濟體，並且已成為一個全球著名的創新科技中心之後，香港已認識到了深圳的成長和成功，並且不再看不起身邊這個小兄弟，而是正視其成功，和這種成功可能為香港提供的幫助和實施的影響。深港兩地簽署關於河套的合作備忘錄，就是證據之一。

兩地如何達至雙贏？

關於落馬洲河套地區的開發，在2004至2006年，兩地曾經有過一段短暫的蜜月期，進行深入的研究與討論，但兩地並未達成共識，尤其是香港內部未形成共識。在香港自認為擁有對河套開發100%的主導權的情形下，河套開發事實上被擱置了。

就目前雙方達成的備忘錄而言，仍可看出香港具有幾乎全部的主導權，深圳事實上僅具諮詢地位。土地確定為公益性質，確實可以摒除香港內部的許多紛擾，但是也可能會導致它不能為香港的重建產業基礎做什麼貢獻。

問題的關鍵有三：香港與深圳雙方在河套的合作中，如何擺正雙方角色？如何發揮兩地各自的優勢？如何實現雙贏目標？

香港的優勢，仍是前述的五點，只不過前面四點深圳的需求已不強烈，最主要的優勢仍是香港賴以生存的最後基礎：法治。深圳的優勢，則主要是：一、政府擁有向科技產業和科技創新提供配套公共服務的深厚經驗，包括制訂政策的經驗；強勢政府對不受約束的豐厚財政資源的支配能力；二、相對於香港而言仍稍低廉的成本，但其實已很高；三、完善的科技研發與製造業鏈條，支撐硬件創新；龐大的研發人員隊伍、創業家和企業家資源；豐盛的資本池；四、直接面向整個中國大陸市場的便利。

其中需要強調的是第一點與第三點。尤其是經驗，是香港最為缺乏的。所以涉及到河套開發中雙方的角色分配，倘若香港方面片面強調其主導權，則我們可以確信，以香港人過去十幾年所積累的有限經驗，我們可以十分看淡河套的開發。香港科技園公司作為土地業主，其開放度以及與深圳方面如何制度銜接，至為緊要。

至少有一個原則需要達成共識，也就是過去10多年裏深港學者所提出的一個原則：河套這個地塊具有十分特殊的性質，因此必須做那些在香港本土做不了、在深圳本土也做不了、只有在河套才好做的、充分利用深港兩地優勢的事情。

在此基礎上，才談得到雙贏目標。

深圳目標清晰，香港「再工業化」議而未決

還有一個問題是，雙方的各自目標是什麼？

深圳在河套開發有很清晰的目標，可以說是務虛不務實。首先是政治紅利：一、中央政府希望幫助香港實現第四次產業轉型，深圳為中央分憂，為香港做貢獻，這本身是很重要的政績；同時也可以說是對過去30年香港幫助自己的回報。二、可以藉河套開發的深港合作，向北京要求更大的開放度，更多的改革先行先試權，其中重心在於法治創新。

其次是，通過建立深港共同的區域創新體系，補足深圳自身的短板，這主要是指三方面：一、知識產權保護；二、人才的吸引力方面；三、與歐美等建立更暢順的技術轉移通道和產業鏈聯繫。

以我個人的觀察，香港似乎並沒有很清晰而具體的目標。倘若僅僅是在河套建立更多的教育和研究平台，那麼，香港本土已有這些平台，且更成熟更有優勢，有什麼必要在河套進行物理空間的延展？

香港必須通過研究和討論，弄清楚通過河套的開發，想要達到什麼目標。

有人希望藉助河套開發，使香港實現第四次產業轉型。但所謂第四次產業轉型，香港內部仍有不少爭論，其中主要是兩種：一種是將河套作為一個朝向建立「六大優勢產業」（環保、教育、檢測和認證、醫療、創新科技、文化及創意產業）的工具；另一種是希望通過與深圳的合作，在香港實現「再工業化」（高端精密製造）。兩者有重合部分，但主要的分歧在於，香港還有沒有必要「再工業化」？這可能還涉及到對「再工業化」的理解。

沒有人會認為香港有可能回到傳統的工業。但是高技術含量的工業有無可能？不少香港學者認為這種可能性是不存在的，而且認為香港也不必有此類工業。這一觀點在五年前也許毫無疑義，但是在美國也提出「再工業化」、總統特朗普（川普）要求製造業回遷本土之後，香港人的這一觀點也許需要修正。我們必須認真研究香港「再工業化」的可能性，各方面條件如何，各種不利因素中，有無可能以某種方式克服。

為什麼需要「再工業化」？為了解決香港目前遇到的困境。我認為，目前香港困境的主要經濟原因有二：一是 GNP 與 GDP 二者的脱節（日本、台灣面臨的也都是同一問題），使得香港人在全球創造（其中尤其是中國大陸）的財富，無法利益香港本土、為全體香港人共享；二是獨沽一味地發展金融業，其受益的層面較為狹窄，尤其不能解決中低收入人群的結構性就業難題。

金融及高端服務業，它所延展的上下游產業鏈，與高端製造業所延展的上下游產業鏈，是不同的。後者能提供更多的中低收入就業崗位，而前者提供的則較少。如果香港某種程度上的再工業化，能為香港創造10至20萬個中低收入的就業崗位，那麼香港的社會問題就能得到相當程度的緩解。

如果是要發展前述「六大優勢產業」，那麼在河套地區實施的必要性就沒有那麼強。但如果要建立一個高端製造業，就有必要充分利用深圳的優勢，深港雙方合作進行，那麼就有必要利用落馬洲河套區。

此一部分的細節尚需諸多論證，但是我想強調的是，僅有河套是不夠的，因其只有不足1平方公里的土地，對深圳和香港都不足夠。深圳側和香港側都有必要增加更多的土地作為配套。深圳側對此已有因應，這就是皇崗口岸所能騰出來的1平方公里，以及福田保税區的3平方公里。而香港側則是古洞北地塊。我不知道香港政府如何解決這一問題（徵地、成本、運營等），但我以為，至少需要5平方公里的土地用於香港的再工業化。

總而言之，香港和深圳這兩個經濟體量都超過3000億美元的城市，又僅僅一河之隔，在地緣上唇齒相依，必須正視對方的存在和可能對自己施加的影響，並認識到合作共贏的重要性。在過去30年裏，香港單方面無視深圳，所幸現在已經改變。通過落馬洲河套的合作，為兩個城市的共生共榮找到一個最佳模式，這對整個中國和世界都是極其意義重大的。

（金心異，深圳民間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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