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金心异：深港合办科技园，能否助香港解决产业困境？

编按：香港与深圳两地政府早前签署备忘录，决定在两地边境落马洲河套区合作兴建“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共同发展科技创新产业。不过，两地是否真的能够分工合作、优势互补？如果可以的话，具体又如何做呢？《端传媒》邀请了两位创科产业关注者，分别从香港和深圳的角度，探讨一下两地合作的意义。

此篇作者金心异，是深圳民间学者，也是“深圳主义者”。另一篇请见《李劲华：深港合办科技园，深圳得益，香港又如何？》。

2017年1月3日下午，就在深圳官场人事大变动（原深圳市委书记马兴瑞升任广东省代省长、原市长许勤升任市委书记）之后数天，香港特区政府与深圳市政府在香港签署了《关于港深推进落马洲河套地区共同发展的合作备忘录》，将在香港落马洲河套地区合作建设“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推动其成为科技创新的高端新引擎、深港合作新的战略支点与平台，共同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深港创新圈”。

两地不少产业及科技界人士，相信对此进展颇感振奋。但诚如北大深港产学研基地副主任张克科先生所言，河套地区的深港合作，“1991年启动、1994年推动、1998年列入两地议题、2003年重开会商、2008年列入香港十大、2013年破局、2017年一锤定音”，真可谓是好事多磨。以我这个观察者来看，即便这份并无约束力的“备忘录”能够真正落地，它也来得太晚了，于深圳已然意义不大；至于能不能帮到香港，还要看两地是否能够真诚合作，并找到最佳的合作模式，使双方各自的优势能够充分发挥，最终令香港重建实业基础、改善产业结构、促进就业，俾使香港能够迎来新一波经济繁荣，而深圳亦能从香港的经济转型中获得红利。

深圳屡倡港深合作，不获积极回应

深圳和香港在19世纪40年代之前，共同属于广东省宝安县。到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深圳建市开埠，最初发展贸易，1986年后开始吸引香港加工业北迁，1993、94年后，认识到加工贸易不是方向，下决心跟上全球科技产业发展趋势，推动发展高科技产业。当时深圳毫无科技和高等教育基础，故在1996年香港回归前夕，其提出的一整套深港合作、整合双方优势资源共同发展科技产业的计划，不获香港积极回应。

深圳随后自行推动科技工业发展，1997至1999年进行了一系列政策及制度设计，1999年开始举办“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同年谋划设立创业板，提出希望与香港联交所展开合作，惟亦不获积极回应。到了2005年前后，深圳的科技工业已经强势崛起，2006年深圳政府提出“深港创新圈”计划，这次香港方面倒是开始有所回应，但双方始终找不到一个能够善尽各自资源优势的合作模式，在双方各自的主要推动者纷纷下台后，此计划事实上已经流产。

迄今为止，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可以说已成为中国大陆的领先者，华为、中兴通讯、腾讯、比亚迪、迈瑞、大疆等诸多企业成为颇具实力的行业翘楚，其中华为、中兴、腾讯等且已成为跨国公司，在全球布局。2015年，深圳电子与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六大较具科技含量的产业，总销售额达到1.7万亿人民币，全社会研发投入占 GDP 比重的4.05%，PCT 国际专利申请1.33万件，占中国大陆46.9%。从产出规模上来说，深圳已相当于以色列整个国家，加上与深圳共同作为一个整体产业链的东莞和惠州，则相当于台湾整体的规模。可以说，深圳用短短的20年时间，在全球科技产业链条中找到了一席之地。

这个成绩是香港人没有预料到的——在1990年代中期时，香港业界根本不相信深圳有条件发展高科技。深圳的其他产业，包括房地产、物流、加工制造、金融等主要产业，都相当程度上依赖于香港的支持或协助，但高科技则没有。曾有港府高官在一篇文章里表示，对深圳高科技发展起来始料未及。

深圳为什么在1990年代到2006年这十几年里，一直眼巴巴地希望与香港展开科创合作？主要是深圳认为这种合作可以优势互补，且对双方都有利。深圳认为香港值得借重的独特优势包括：

一、深圳没有好的大学，而香港拥有八所大学，其中至少三所是亚洲一流并且进入全球前100的，其他五所放到国内也肯定都是一流之列。大学既是科研重镇，也是人才培养基地和人才蓄水池。深圳最初希望借重香港的大学，为自己提供研发基础和人才培训平台。

二、深圳当时对全球的科技人才没有吸引力，而香港作为著名国际都会，具有这种吸引力，深圳设想香港可以从全球吸收人才，而为深港共同所用。

三、深圳在国内最早认识到，科技创新或科技产业的关键是金融机制，所以深圳才希望香港创业板与深圳创业板能够展开合作，并利用香港资本市场的强大融资能力，为科技产业提供创业资本。

四、香港作为一个全球商业中心城市，已经具有一个全球的商业贸易网络，可以帮助深圳打通与全球科技产业链的联系。

五，深圳在国内最早认识到，科技创新环境的一个最基础的要求，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国内的法治环境是无法让人对此有信心的，而香港则具备这一基础。因此，深圳希望利用香港的这一优势，并且逐步向香港学习，在深圳建立一个较好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法治环境，形成在国内的比较优势。

香港一再拒绝深圳递过来的橄榄枝，逼使深圳只能凭自己的力量解决上述五个问题。

深圳自立，科创领先全国联系全球

所以我们看到，近20年里，深圳投入巨资想要建立自己的大学体系，到目前为止虽然收效仍然一般，但也初步建立了一个仍很弱小的基础──努力提升深圳大学的教学和科研水平；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合作建立研究生院，并诱使对方逐步在深圳开设本科教育；模仿香港科技大学建立南方科技大学；在深圳高新区设立虚拟大学园，诱使全国50多所大学在深圳建立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吸引香港中文大学设立深圳校区；与国际知名大学合作，设立10个专科学院；最近的收获则包括，引入广州中山大学建立深圳校区。

深圳作为中国科技创新中心的地位和品牌已经确立，加之在国内大城市中比较好的生态环境，目前已经足以吸引中国大陆的优秀人才，并正在试图吸引香港和全球的科学家。

深圳创业板市场、VC／PE 已经形成体系，成为国内资本最为集中的三个城市之一，深圳目前不缺资本，对香港资本市场没有依赖。

深圳目前已自己建立起了与美国硅谷、台湾、以色列等全球科技创新前沿地区的科技与商务联系，深圳部分大公司已经初步建立起一个全球性的研发网络，利用全球的科技人才和研发能力。

目前深圳唯一的也是最大的缺陷，是它作为中国大陆司法管辖地区，无法独立建立一个法治基础。尽管如此，深圳试图在国内大环境下，建立自己相对尊重知识产权的小环境。

由以上可知，迄今为止，深圳的科技创新环境已经是全球最优之一，不依赖香港形成体系，所取得的成绩已将香港甩在身后。对深圳来说，香港目前主要的价值只在于其法治环境、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当然，香港对深圳仍有一个价值，那就是向中央政府索要改革开放先行先试政策的一个借口。

香港科创进展未如人意

香港作为一个细小型城邦经济体，按照国内的俗语来说，应该是“船小好调头”，可以因应生存环境作迅速而有利的调整。而且自开埠以来，本身已经历过三次产业转型：第一次是由开埠之时的纯粹农业和渔业地区，转型成为大英帝国在远东的转口贸易基地；第二次是20世纪60年代，由原来一个纯粹做转口贸易的自由港，转型成为亚洲其中一个轻工制造基地，建立起一个以纺织制衣、玩具、电子、钟表、印刷为主的轻工业体系；第三次则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制造业北迁内地，香港转变成国际金融中心。

香港回归后，首任特首董建华认识到香港单一依赖金融业的弊端，想要向亚洲四小龙的其他三个——台湾、新加坡、韩国学习，使香港成为一个亚洲科技创新中心。1998年，董特首倡议设立创新科技委员会，邀请曾任加州伯克利大学校长的田长霖教授出任主席。

港府接受了田教授的建议，由政府注资50亿港元设立创新及科技基金，成立应用技术研究院，开设创业板，建设数码港，设立五大研发中心，扩大香港科技园；最新的进展则是，2015年11月，港府设立创新科技局。

但是从1998年到现在的18年时间，倘若与深圳相比，香港创新科技的进展显然未如人意。首先，香港并未建立一个成规模的创新科技产业，并引领香港经济的增长；其次，香港也未涌现出几家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公司。相反，香港创业板的渗淡、数码港的失败，则广为港人诟病。

香港转型为何进展不大？

为什么收效甚微？本人认为，以下几个原因，妨碍香港：

首先是金融中心与科创中心的不兼容性。举凡世界各国，大部分金融中心都无法同时成为一个科创中心，因为金融中心必然抬高当地营商成本，尤其是土地成本，而科创无法承受这样的高成本；同时，金融中心的投机氛围、赚快钱心理，无法平心静气搞科研；而且，政府及社会的心态、经验都适应于金融业，很难同时适应于科技创新中心的要求。

但这一状况也并不是铁律，近年有两个个案改变了人们的认知，一是纽约，作为全球首屈一指的金融中心，却于近年逐渐发展出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创新科技产业链条；二是三藩市（旧金山），作为硅谷所在地，却由于服务于硅谷，科技金融崛起，逐渐成为全美的第四大金融中心。当然，新加坡是更早的一个案例。这表明，金融中心与科技中心并非完全不兼容，而像纽约这么高成本的都会区，都仍然能够发展出创新科技，香港更不应该自我否定，而应该研究借鉴纽约、伦敦、新加坡等这些成功案例，找到香港的成功之道。

其次，香港政制限制了政府的引导能力。作为全球著名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样板，香港人这些年有些固步自封，对政府角色有片面认知，以为政府最好不要管经济和产业。但是像美国、英国这些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也并非完全不介入产业政策。香港即便不学习新加坡，至少也应该向英美国家学习。

最后，香港本地市场的狭小性，无法为创业公司提供生存发展基础。对一间创业公司来说，其创业期最为重要的是本地市场，这个市场一般不会太大，但足以支撑其渡过创业期，成长为一个能够稳健生存的小型公司。但大部分小型公司的存活能力都很弱小，倘它欲成长为中型公司，就必须有区域市场的支撑；倘若它要成为大公司，就需要一个大规模的全国市场或大洲市场，甚至是全球市场。

香港科技产业的本地市场十分窄小，所以很难培育出像样的企业。本来珠三角的区域市场和中国大陆的全国市场都应该可以为其所用，但由于大陆市场的开放度不足，而且香港创业公司对大陆市场的把握能力不足，所以鲜见香港科技创业公司开拓珠三角或大陆市场。

但是，倘若先打通深港共同的本地市场，令香港创业公司能够在深圳市场进行中国大陆市场的训练，则再开拓大陆市场就要容易得多了。我想这就是深港创新科技合作的方向之一。

当然，由于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使得市场的开拓可以沿着虚拟空间进行，而不受地域限制，但纯粹虚拟的市场毕竟尚有限，许多业务领域仍需要线上与线下相结合。何况即便是虚拟空间，它仍然是被不同的语言所分割的。香港人的优势是既掌握中文语言，又掌握英语（据说近些年有退化趋势，这是个危险信号），但是现实似乎是，香港人既与中国市场有文化隔膜，又与英美等英语市场有文化隔膜。这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总的来说，在深圳已成长为一个与香港等量齐观的城市经济体，并且已成为一个全球著名的创新科技中心之后，香港已认识到了深圳的成长和成功，并且不再看不起身边这个小兄弟，而是正视其成功，和这种成功可能为香港提供的帮助和实施的影响。深港两地签署关于河套的合作备忘录，就是证据之一。

两地如何达至双赢？

关于落马洲河套地区的开发，在2004至2006年，两地曾经有过一段短暂的蜜月期，进行深入的研究与讨论，但两地并未达成共识，尤其是香港内部未形成共识。在香港自认为拥有对河套开发100%的主导权的情形下，河套开发事实上被搁置了。

就目前双方达成的备忘录而言，仍可看出香港具有几乎全部的主导权，深圳事实上仅具咨询地位。土地确定为公益性质，确实可以摒除香港内部的许多纷扰，但是也可能会导致它不能为香港的重建产业基础做什么贡献。

问题的关键有三：香港与深圳双方在河套的合作中，如何摆正双方角色？如何发挥两地各自的优势？如何实现双赢目标？

香港的优势，仍是前述的五点，只不过前面四点深圳的需求已不强烈，最主要的优势仍是香港赖以生存的最后基础：法治。深圳的优势，则主要是：一、政府拥有向科技产业和科技创新提供配套公共服务的深厚经验，包括制订政策的经验；强势政府对不受约束的丰厚财政资源的支配能力；二、相对于香港而言仍稍低廉的成本，但其实已很高；三、完善的科技研发与制造业链条，支撑硬件创新；庞大的研发人员队伍、创业家和企业家资源；丰盛的资本池；四、直接面向整个中国大陆市场的便利。

其中需要强调的是第一点与第三点。尤其是经验，是香港最为缺乏的。所以涉及到河套开发中双方的角色分配，倘若香港方面片面强调其主导权，则我们可以确信，以香港人过去十几年所积累的有限经验，我们可以十分看淡河套的开发。香港科技园公司作为土地业主，其开放度以及与深圳方面如何制度衔接，至为紧要。

至少有一个原则需要达成共识，也就是过去10多年里深港学者所提出的一个原则：河套这个地块具有十分特殊的性质，因此必须做那些在香港本土做不了、在深圳本土也做不了、只有在河套才好做的、充分利用深港两地优势的事情。

在此基础上，才谈得到双赢目标。

深圳目标清晰，香港“再工业化”议而未决

还有一个问题是，双方的各自目标是什么？

深圳在河套开发有很清晰的目标，可以说是务虚不务实。首先是政治红利：一、中央政府希望帮助香港实现第四次产业转型，深圳为中央分忧，为香港做贡献，这本身是很重要的政绩；同时也可以说是对过去30年香港帮助自己的回报。二、可以藉河套开发的深港合作，向北京要求更大的开放度，更多的改革先行先试权，其中重心在于法治创新。

其次是，通过建立深港共同的区域创新体系，补足深圳自身的短板，这主要是指三方面：一、知识产权保护；二、人才的吸引力方面；三、与欧美等建立更畅顺的技术转移通道和产业链联系。

以我个人的观察，香港似乎并没有很清晰而具体的目标。倘若仅仅是在河套建立更多的教育和研究平台，那么，香港本土已有这些平台，且更成熟更有优势，有什么必要在河套进行物理空间的延展？

香港必须通过研究和讨论，弄清楚通过河套的开发，想要达到什么目标。

有人希望借助河套开发，使香港实现第四次产业转型。但所谓第四次产业转型，香港内部仍有不少争论，其中主要是两种：一种是将河套作为一个朝向建立“六大优势产业”（环保、教育、检测和认证、医疗、创新科技、文化及创意产业）的工具；另一种是希望通过与深圳的合作，在香港实现“再工业化”（高端精密制造）。两者有重合部分，但主要的分歧在于，香港还有没有必要“再工业化”？这可能还涉及到对“再工业化”的理解。

没有人会认为香港有可能回到传统的工业。但是高技术含量的工业有无可能？不少香港学者认为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而且认为香港也不必有此类工业。这一观点在五年前也许毫无疑义，但是在美国也提出“再工业化”、总统特朗普（川普）要求制造业回迁本土之后，香港人的这一观点也许需要修正。我们必须认真研究香港“再工业化”的可能性，各方面条件如何，各种不利因素中，有无可能以某种方式克服。

为什么需要“再工业化”？为了解决香港目前遇到的困境。我认为，目前香港困境的主要经济原因有二：一是 GNP 与 GDP 二者的脱节（日本、台湾面临的也都是同一问题），使得香港人在全球创造（其中尤其是中国大陆）的财富，无法利益香港本土、为全体香港人共享；二是独沽一味地发展金融业，其受益的层面较为狭窄，尤其不能解决中低收入人群的结构性就业难题。

金融及高端服务业，它所延展的上下游产业链，与高端制造业所延展的上下游产业链，是不同的。后者能提供更多的中低收入就业岗位，而前者提供的则较少。如果香港某种程度上的再工业化，能为香港创造10至20万个中低收入的就业岗位，那么香港的社会问题就能得到相当程度的缓解。

如果是要发展前述“六大优势产业”，那么在河套地区实施的必要性就没有那么强。但如果要建立一个高端制造业，就有必要充分利用深圳的优势，深港双方合作进行，那么就有必要利用落马洲河套区。

此一部分的细节尚需诸多论证，但是我想强调的是，仅有河套是不够的，因其只有不足1平方公里的土地，对深圳和香港都不足够。深圳侧和香港侧都有必要增加更多的土地作为配套。深圳侧对此已有因应，这就是皇岗口岸所能腾出来的1平方公里，以及福田保税区的3平方公里。而香港侧则是古洞北地块。我不知道香港政府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征地、成本、运营等），但我以为，至少需要5平方公里的土地用于香港的再工业化。

总而言之，香港和深圳这两个经济体量都超过3000亿美元的城市，又仅仅一河之隔，在地缘上唇齿相依，必须正视对方的存在和可能对自己施加的影响，并认识到合作共赢的重要性。在过去30年里，香港单方面无视深圳，所幸现在已经改变。通过落马洲河套的合作，为两个城市的共生共荣找到一个最佳模式，这对整个中国和世界都是极其意义重大的。

（金心异，深圳民间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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