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黎蝸藤：掙脫「一個中國」？特朗普的險着與阻力

特朗普（川普）和蔡英文的電話震動了國際傳媒。雖然事後，無論中美政府都淡化事件，特朗普陣營也有降低聲調的説辭，但這已經為中美關係投下陰影。

美東時間12月11日（週日）下午兩點，Fox 電視播出華萊士（Chris Wallace）對特朗普的專訪。專訪中特朗普一方面辯解，自己是在接電話前一兩個小時，才知道有這個通話計劃；一方面又強調，自己完全理解這個電話的意義，無法容忍要聽命（dictate）中國是否要接電話。

他更進一步提出：美國沒有必要被「一個中國」（One China Policy）政策約束，除非中國肯在商業、操控貨幣、關稅、南海和北朝鮮這幾個問題同美國達成協議。這是中美建交之後，總統或準總統，首次把「一個中國」打包在對華政策的交易中，是對中國發出的最強硬聲音。

特朗普對中國，有別於希拉莉的強硬

筆者在7月份就發文討論過，特朗普上台會對中國強硬───當時特朗普在中國輿論支持者眾，大多數人都堅持，希拉莉（希拉蕊）才是對中國不利的人。特朗普當選的第二天，筆者在《上報》發文解釋了特朗普的外交思維，提及台灣會看到打破悶局的空間；其後再在《明報》指出，日本可能是東亞變局最大的得益者。在美台電話之後，筆者在《端傳媒》撰文分析，對華強硬和對台親善會是特朗普執政早期的路線。

這些分析都基於三個理由：特朗普不是被錯誤標籤的「孤立主義」、中美之間的矛盾並非在商言商可以解決、特朗普陣營中親台派佔上風。美台通電，已經看到了台灣打破悶局的真確性；特朗普的最新訪談，進一步說明台灣會成為中美間的籌碼，在國際事物中獲得更大關注；從安倍異常積極的外交活動看，日本已經爲此做好準備；缺乏準備的中國落在下風。

其實，無論希拉莉還是特朗普，對中國都會比奧巴馬（歐巴馬）要強硬。但這兩人的強硬是不一樣的。

奧巴馬推行的「亞洲再平衡」戰略不利中國，但在執行上，奧巴馬的軟弱一直為美國國内軍政界詬病。希拉莉沿用「亞太再平衡」戰略，贊成推動 TPP，「制定新的貿易規則」；這點和奧巴馬別無二致。

雖然希拉莉會在一些具體的問題上（比如南海和北韓）立場更強硬，但基本上會依照既定的路綫，顧及國際秩序，不會觸及中國的底線。可以預見，希拉莉不會改變一個中國的政策，不會支持台獨，也不會干涉新疆、西藏，以及香港。總之，希拉莉的強硬是依照規則的、可以預見的、有限度的、可以控制的、以及有預案應對的。中國熟悉這種節奏，面對這種強硬，最多擴張步伐慢一點，但仍然會緩慢地擴張。

特朗普與此相反，他的強硬是無法預測的——這基於他易變的脾性、刻意讓人無法預測的商人談判本性、更基於他「反傳統」的外交思維。

從自由主義向現實主義的回盪

戰後，自由主義和構建主義的外交理論崛起，到了冷戰後更佔上風。這些理論支持以提倡人類共同利益（比如氣候變化）和共同價值觀為出發點，以國際協作為手段，以國際組織作爲解決紛爭的場所。後冷戰時期的全球化思潮，正是和這種外交思維相適應的。

相對而言的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以國家利益而不是全球利益為出發點、以對抗代替協作的手段、把國家而不是國際組織作爲國際關係的重心；儘管其一直被運用，卻大多被作爲分析問題之前的靶子，被西方主流國際關係學者批判。

應該承認，在自由主義和構建主義的外交理論指引下，國際軍事衝突的頻率與嚴重性大幅減少。但是外交思維通常是社會思潮的產物；近幾年國際形勢，導致右翼主義和本土主義等社會思潮的崛起，除了把特朗普拱上台，也讓流行於一戰前的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重新擡頭。特朗普對維護二戰後建立的國際秩序興趣不大。對他來説，這套秩序與其說是美國的財富，不如說是美國的負擔。

美國在奧巴馬時代因希望與中國攜手合作解決一系列國際問題，所以覺得有必要與中國合作。但奧巴馬視為非解決不可的問題，在特朗普看來，要麽不是問題（比如氣候變暖）、要麽本來就應該由中國解決（北韓核武）、要麽根本無需中國插手（比如敍利亞問題，只要美俄關係回暖就解決一大半）。

客觀而言，現行的國際法規則和國際秩序的「現狀」總體上對美國有利。比如中國在南海的擴張，受到規則（南海仲裁）和「現狀」（各國不希望改變現狀）的抵制最大。但也要看到，現狀既限制了中國，也同樣限制了美國。比如遵守這種秩序和規則，令美國無法在南海中國造島的時候強力干預（會違反國際法）。因此，這種現行規則也令「特朗普的美國」感到束手束腳。

每種秩序總有終結的時候。如果按照希拉莉的路綫，美國會逐步減弱優勢，最後自然而然地終結美國一超獨大的世界——當然這個過程可能很長，美國還會是諸強中最強的一個，但不會是唯一的世界強國；中國也可以穩步地成爲世界一級，而不是局限於區域強國。

但特朗普的上台，預示了美國不會繼續這種路線。他不傾向維護這套國際秩序，而是寧願趁美國還有優勢的時候，「提早」終結這種秩序，打造有利美國的「新秩序」。爲此，外交界的「準則」和「禁忌」會被放到次要位置，一切為「美國至上」讓路。

族群矛盾與分離主義：中國的軟肋

過去十幾年來，討論到中國為何未具備與美國爭奪霸主地位的實力時，常會提到中國內部的民族矛盾和各種分裂勢力。美國戰略界深知中國這個弱點，但要實際利用並不容易。

第一，美國傳統外交思路是以「維護國際秩序」為目標，「干涉中國領土完整」首先遇到國際法和國際秩序上的問題，與這個目標相悖。《聯合國憲章》第二條和國際法尊重各主權國家的領土完整。新疆和西藏都是美國承認屬於中國的領土。在台灣問題上，美國在《開羅宣言》中承諾把台灣歸還中國；中美《上海公報》中提及「美國認識到（acknowledge）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美國若貿然介入中國領土問題，違反過去一貫立場。

第二，中美之間仍有「共同利益」，彼此矛盾還不足以要冒險打破現有秩序。因此這個弱點一直只是理論上的潛在手段，只有在非得攤牌時才可能考慮；美國會在這些問題上打擦邊球，但不曾真正衝撞中國的利益。

而這種傳統，眼下可能即將被改變。特朗普會對中國如何招數仍難盡料。但能想像，他雖對人權、宗教等問題不感興趣，卻不會將這些議題束之高閣；甚至一直被視爲國際交往禁忌的牌——如台獨、疆獨、藏獨、甚至蒙獨和港獨等，都可能被運用，以換取中方在貿易、關稅、貨幣、南海和北韓等議題的讓步。

這次 Fox 訪談正清楚證實他這種態度：特朗普不介意提早攤牌，用台獨牽制中國。這種攤牌不會止於口頭；若得不到中國的讓步，下一步可以考慮的低成本手段，包括支持台灣的國際活動空間，加強對台售武，放手讓日本增加在東亞的軍事部署等。更有甚者，他甚至還可能盤算著更狠的招數，比如針對中國的內部民族矛盾做文章。

其實對中國來說，大陸內部的民族問題比台獨更為嚴重——畢竟台灣一直是分立的政治實體。中國本質上還沒有完成構建現代多元化國家的進程。這幾年，中國民族矛盾加大，雖然分裂勢力被強力鎮壓，但分離主義浪潮沒有減弱。

藏獨一直以來，得到國際社會相當大的同情，但對中國來說，維吾爾人的疆獨主張威脅更大。中國通過上海合作組織，壓抑住海外泛突厥主義（Pan-Turkism）對疆獨的支持。可是世界性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崛起，給疆獨勢力注入極端派宗教的動力，讓伊斯蘭恐怖主義滲透入中國內地。

在對國內穆斯林問題上，中國採用拉一派（回族）打一派（維族）的策略。這種策略對壓制疆獨有很大成效；但對回族的優惠，卻又在漢人中引起強烈不滿。一帶一路政策的推行，助長了穆斯林在國内的發展，使中國百姓和穆斯林的交往增多。漢人普遍缺乏多元文化熏陶，民族歧視和宗教歧視都相當嚴重，在發現穆斯林逐步和自己生活相關後，國內社交傳媒和論壇反穆思潮氾濫，漢回矛盾激化。可以說，中國和極端派伊斯蘭的矛盾，可能是對中國更大的威脅，而這又是可以被用於牽制中國的籌碼。

在香港釋法事件中，港府前律政司司長梁愛詩透露：如果對港獨「姑息」，那麼對疆獨藏獨怎麼辦？這不只是梁愛詩自己的理解，也反映了北京真實的擔憂。中國之所以要釋法打壓港獨，是因為認識到港獨的威脅不局限在香港一地，可能會造成連鎖反應，向全局擴散。中共中央的這種「不自信」，正是危機感的體現。當時香港有人把釋法理解為梁振英爭取連任，實在是針孔看世界。

特朗普路線的阻力

當然，特朗普這套是否能行得通，有很大的阻力。首先，中國的實力固然仍遜於美國，但這些年已積累了厚實家底，雙方差距有多大，是否會被特朗普「嚇住」，還很難估量。這是一個「膽量遊戲」，特朗普精於此道，但中國若強力反彈，誰會落在下風還難預料。

況且，近年中國把「維護國際秩序」放在對外宣傳的重要位置，反覆在國際上聲稱自己是「國際秩序的受益者、參與者、維護者和改革者」。即便中國不參與南海仲裁案，不遵守其結果，也辯稱這才是真正「遵守了國際法」。近年，中國已學會利用國際法推進自己的議程（比如軍隊進出太平洋），也提出以現行秩序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改革方案（如李克強在9月19日聯合國可持續發展議程主題座談會上發佈的方案），對大批發展中國家有吸引力。如果特朗普放棄現行國際關係範式，中國隨時可能取而代之——屆時，中國會從改變現狀者，一舉變為維護現狀者，攻守形勢互易，會部分抵消美國對中國的外交優勢。

其次，比較人少談及美國國内因素，會在多大程度上，形成對特朗普戰略的制肘。近日美國政壇和輿論界對「美台電話事件」爭論激烈，一方面反映著中美關係的敏感，以及台灣對美國的重要性；一方面也夾雜著美國國內政爭。

民主黨人和特朗普根深蒂固的矛盾，必然將成為阻力。特別是民主黨和主流傳媒還沒有從震驚中走出來，這幾個星期「逢特必反」還是常態，以後也不一定會改變。而且特朗普的總統角色與其商業帝國，有很多潛在的利益衝突，民主黨要抓「小辮子」相信不難。民主黨和特朗普很可能會陷入長時間政爭。在中國問題上，民主黨主流本來就傾向維持中美現狀，國内黨爭成爲制約特朗普的對外政策不可避免。現在民主黨在選舉意外失利下變成一盤散沙，群龍無首，恐在相當一段時間無法恢復。但如果整合好了，預估會給特朗普推行對華政策帶來很大阻力。

即使是共和黨也可能給特朗普製造障礙。例如近日俄羅斯通過竊取民主黨全國委員會電子郵件，干預美國選舉之事，再次成為美國政壇的焦點。不但奧巴馬要求 CIA 盡早提交報告，向來對俄強硬的共和黨參議員麥凱恩（John McCain）和格拉罕（Lindsey Graham）也參與了跨黨派動議，要求徹查此事件。此事不但在美國政壇和輿論掀起反俄情緒，動搖特朗普當選的合法性，也會讓特朗普的「親俄制中」戰略蒙上陰影，影響特朗普對中國的政策。

最根本的問題，還是外交官僚系統中，基本上是自由主義和結構主義者佔上風——他們是抵禦變化的重要力量。日前潛在的國務卿候選人之一、美國前駐聯合國大使博爾頓（John Bolton）曾提出，要在國務院進行「文化大革命」，要把國務院從一個「阻礙總統」的機關，變成「執行總統政策」的機關。這很對特朗普的口味，但是否真能成功尚待觀察。

而且，中國在這十幾年，逐步拓展了在華盛頓的遊説能力（從南海問題可以看出，有不少智庫都站在中國的立場説話）。中國如果充分發揮這種能力，就可望在美國國内阻擊特朗普的對華政策。相反，中國的外交決策基本集中在極少數人手上，美國從内部入手的影響力相對很有限。這是對中國有利的地方。

美國目前政壇總體上對台灣有利：特朗普陣營及其在國會中的共和黨盟友，普遍比較親台。特別是這次選後，對中國強硬的克魯斯（克魯茲）與盧比奧等，都因曾參與角逐而成為共和黨的要角。但涉及中美關係，是一個全局性的問題，而不限於台灣。在其他問題上，國會的意見分歧甚大，比如對華貿易戰上，國會反對的聲音很強烈。特朗普有一定的總統權限展開局部的對華貿易戰，但無法全面開戰。

總而言之，特朗普外交是一種冒險，輸贏無法預料，也難斷言他外交理念的實踐幅度。只能肯定，以後四年，對美國、中國、台灣，乃至東亞與世界，都將是翻天覆地的挑戰。

（黎蝸藤，旅美歷史學者，哲學博士，近年專注東海與南海史、國際法與東亞國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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