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梁一夢：從建制鷹派崛起軌跡，看梁振英不連任後的政局

香港特首梁振英宣布不尋求連任，震動香港，許多人興奮不已，亦有人惴惴不安，認為中央的強硬路線，不會更改，梁振英雖走，卻並沒有根治香港問題。

九七回歸之後，香港歷經董建華、曾蔭權、梁振英三朝，董時代香港享有高度自治，但政府弱勢；曾時代主打強政勵治，引入專業政治化妝，政府開始建立輿論陣地，但在沒有民主普選下，港府認受性不彰，最終我們迎來的，就是鷹派梁振英的五年管治。

到底梁振英路線是如何崛起的？在梁振英宣布不連任後，香港又何去何從？

建制分裂遠因早種

本地建制派存在兩條路線之爭，一直明顯。在今次選舉中，早前大熱門曾俊華，和上屆的唐英年代表的，就是傳統商界和公務員的利益，他們是本土既得利益的代言人。與之相對的，就是新興的建制鷹派，代表一條更紅的新路線。

這一切要由中共的統戰傳統說起。在回歸以前，中共便開始陸續部署，要令原本親英的香港主流政界精英、傳媒、公務員等，承認新的管治現實。使用的手法，就是所謂「統戰」。「統戰」源於列寧時代蘇共的革命傳統，希望把工人組織起來，共同對抗階級敵人。這種傳統爾後成為共產主義政黨的政治鬥爭鐵律，並廣以化之，把原先針對的統一工人戰線，變成統戰擁有共同主要敵人的次要政治對手。

依循着這種統戰思維，中共收回香港時，為了確保政權穩妥移交，把原有港英的政經結構大體上接收，而統戰的主要對象，就是香港商界、公務員和原有的政治精英。早期的香港政治研究，例如，學者劉兆佳在1982年提出的「功利家庭主義」，把香港描述為一個以家庭為單位、不關心社會時事的政治冷感群體。這類說法在當年應是大致正確的，而且不止把握了當時的社會面貌，更持續影響香港政治的走向，因為其塑造了上一代管治精英對香港的政治認識，聽說更相當程度地影響了中共對於香港權力分配的想像。因此，中共早期對港統戰政策，非常注重原有管治結構的穩定，忽視並壓抑極左群眾運動，「愛字頭」組織在回歸前實是難以想像的。

這一個政治傳統，卻種下了建制派分裂的遠因：在回歸前已忠於中共的支持者，例如曾經參與港英時期極左群眾運動的一群，被北京遺忘；主流的建制派亦沒有執政的可能，在回歸後沒法取得管治權，所以不時有「打江山的卻不能坐江山」或「有辱無榮」之嘆。他們當中有些人加入了既得益利的管治團隊，餘下的向專業方向包裝自己，但卻仍常常要配合國策，為既得利益管治集團出錯所導致的管治危機背書。在他們眼中，自己成為了被犧牲的一群。

這種情感滋長出一股不滿原有本地既得利益集團的情緒，雖然黨的組織紀律限制了他們大動干戈奪權，但這種不忿之情卻令建制派內部分裂。與本地得利益集團關係良好、「傳統精英知識分子味」濃厚者，如曾鈺成，便和既得利益集團較為親善；建制派內最邊緣化的「土共」，則成為顛覆力量最強的中堅。

不少論者早已指出，建制派的兩條路線之爭，說到底屬於利益之爭，是源於建制派內的失意者不滿港英遺留下來的政經結構繼續主宰香港，希望取得管治權所致。這條「新左路線」的參加者在香港既有的利益分配上沒有主導權，他們被原有的管治集團排擠，既沒有制定政策的權力，與大地產商相比，經濟上也沒有多少甜頭，這是他們要改變原有政治結構的動力。

這些人有很大的劣勢，最重要一點在於「無人無物」，既缺乏人才，亦身處較邊緣的政經位置，甚至不被香港主流接受，被標籤為「土共」。但反過來說，這也成為了他們的優勢：他們沒有需要維持既有政經結構的包袱，故要在建制派內部建立合法性的話，第一步便是要力陳原有管治集團的不濟，並自我標榜對中央絕對忠誠，能夠為港請命，敢教日月換新天，不怕把一些香港的傳統例如法治、高昂地價、公務員紀律打個稀巴爛。

這種對既有利益分配的不滿，本身只能永遠止於不滿，因為這個派別缺少資源去顛覆原有的結構。他們的政治能量，源於找到盟友：同樣不滿香港現狀的中共鷹派。

一國兩制保險作用減退的後果

「一國兩制」其實是早期中共對自身缺乏信心的產物，其時的香港，既有被「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價值，亦是一個自由的城市，對還處於國力上升階段的中國而言，香港是有用的，但其自由傾向亦是危險的。所以，中共希望維持政權順利過渡，確保過程可控，並不會波及中國的崛起。

「一國兩制」設計的巧妙之處，在於可以隔絕香港，保留了香港的現狀，但亦為中共未來對港的全面權力掌控留下尾巴──法律的解釋權及政治任命的控制權，均牢牢掌於中共手上，在政治上既穩妥，亦進可攻退可守。這種政治設計在八九十年代，是相當大膽的，後來雖然在戰術實施上有高低起伏，但在戰略上，則大致達到中共所希望的效果：香港仍然是自由港，它的自由主義並沒有傳到深圳河以北，確保了內地的政治穩定及往後的國力增加。

不過，在政治經濟結構都改變了的三十年後，中共對「一國兩制」的思考自然完全不同。站在中共的角度，看到香港在政治上已無法構成威脅，卻又「亂象」頻生，「一國兩制」原有過於保險的設計是否仍然適合現時的國策，便值得商榷。於是，中共部分人希望轉以更進取的方式去解讀「一國兩制」，站在利益的角度相當合理：如果這個體制的保險作用愈來愈微小，那麼便不值得處處畏手畏腳，不妨收權加強掌控了。

中國的政治體制需要「敵人」去維持自身的認受性，香港無疑是中共官員一個很好的假想敵：他們既可以宣稱找到「外部勢力」的蹤跡，亦不用和真正的外部勢力對決（與外部勢力對決的工作困難得多了，誰會想和美國中情局決戰？）；港獨少年無權無勇，以國家機器決戰之，可謂關門打狗，是非常方便且容易的項目，加上「蝗蟲論」等確實損害了中共官員的民族情感，在香港展開左傾鬥爭，便亦符合中共內部一些人的利益。

香港的新左路線，其實是這種大形勢改變，加上本地建制派的利益之爭下的產物。

利益再分配──「新左路線」的合法性來源

「新左路線」的鬥爭手法，可以由他們所處的政經位置上推論出來，或找到解釋。社會學家Pierre Bourdieu 的場域理論，把團體內部的鬥爭，定義為各派爭奪一個「場域」（field），在爭奪戰中，新興的派別缺少資源，卻往往會主動挑起戰火挑戰舊派別，並建立出新的象徵論述來取得合法性，以排斥舊人。香港的政治論述也如是，很多時只是工具，背後往往喻示競爭派別的利益。

建制派內部的鬥爭，恰好是一場「場域」之爭。在政治上，「新左路線」努力建立內部的合法性論述，批判傳統本地既得利益集團對中央的忠誠度不夠，指責他們鬥爭不夠堅決，事事只想自己的利益，而不思考中央的「大局」，這種說法和憤恨的「土共」一拍即合；在經濟上，他們主張自己可以打破原有的利益結構，惠及百姓。

香港利益結構最根本之處，在於土地分配，所以梁振英政府主打土地政策並非偶然，而是這個位置是衝擊原有政商秩序的最大槓杆，既直擊了本地既得利益者的痛處，又容易得到廣大市民支持。這種利益再分配的政治包裝，往往以「善治」作為出發點。

事實上，歷史上重新分配土地的政策，在早期看來都是很基進的，因為既得利益結構盤根節錯並且不公義，是以「再分配」的口號聽上來自然很公義。但問題是，「再分配」的結果浮現時，卻往往並非如承諾般的公平或有效率，又或是這種分配本身伴隨着巨大的社會成本，例如專政者往往把土地分配給新興特權階級以自肥，或把透過推行一些平等有效的經濟政策得來的合法性，和更專制的中央集權政策綑綁起來。這種手法不論在左右翼專制政權治下均很常見，由納粹到蘇共中共到全球新興專制政權，簡直是史不絕書。

但衝擊原有利益分配後，新的利益如何分配，對於要建立政治論述（political discourse）的「新左路線」而言，則並不重要。因為這種批判的角度在當下並沒有施力點，事實上，土地再分配延伸出來的種種問題，只是取得全面管治權之後的事。關鍵在於，「再分配」本身是一種能方便地取得合法性的強大宣傳工具，非常動聽，對於不滿現狀的港人，有相當的號召力，同時是重新再分配利益的重要槓杆。

平情而論，本地既得利益集團給予了新左路線可乘之機，完全是因為自身出現問題。既得利益集團和一般民眾出現巨大矛盾，這種矛盾體現在嚴重的貧富不均之上，令原有牢固的管治集團出現裂痕，而這道裂痕結果就被充分利用了。

舊建制集團與中共利益分歧

本地既得利益集團的第二個死穴，在於他們在前一代的歷史時空下，和中共建立的利益聯盟，不再牢固。時至今日，他們的利益和中共本身的利益不一定等同，甚至是充滿矛盾。

如前述，中共的國力騰升自信增加，本身已令「一國兩制」的保險功能大打折扣。其次，香港的政治社會亦有本質上的變化，「家庭功利主義」近年成為學界熱門的批判對象，尤其是在零三七一之後，香港的公民社會發展非常明顯，已非復昔日的政治冷感和家庭本位，昔日中共只統戰商界、專業人士、公務員、政治精英的一套故技，慢慢無法應付公民社會的各種訴求。於是，極左的群眾運動便重新再現生機，「以群眾鬥群眾」成為應對公民社會的一個選項。

不過，對於本地既得利益集團而言，這種改變卻是不利的，他們最希望的就是香港政經結構維持不變。但對於中共而言，香港維持不變卻只是以往政治時空下的一種決策。中港兩個管治集團的利益看似類近，本質卻完全不同。香港保持穩定，或能令中共有點安全感，但對這種穩定結構導致由港英時代繼承回來的各種問題積重難返、漏子不絕，卻肯定令中共感到不耐煩，香港本土既得利益集團的無能自肥，便愈發明顯。

中共最大的利益，一向在於保持自身在中國大陸的管治不變，或是在維持政權安全穩定的前提下，壯大自身陣營。所謂「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對港政策，是這種需求下的產物，說穿了是避險並增加利益的最大化操作：倘若香港的不變符合中共政權利益的話，香港就可以不變。如果「變」了香港，並無政治上的風險，那麼也不介意把你滅掉。在中共自信增加、香港對內地慢慢失去影響力之際，把香港全面「變紅」，這個選項便不再被排除。

建制鷹派路線土壤仍存在

本地既得利益集團在上一次的選舉中，失去了政權。他們現時要重奪政權，其政治策略看來仍是堅持故智，強調香港政治穩定性對中共的實際利益有好處（以政治正確的語言來說，就是安定繁華，香港好國家好），並指出新左路線的冒進與傳統國策目標並不契合。這種說法，想必對中共仍有一定的市場，但在新的政治形勢底下，卻必然會遇上困境。因為傳統國策的土壤正在消亡，而香港全面變紅，卻可能符合帝國管治階層更多人的利益。

此消彼長，即使本地既得利益集團反撲成功，甚至重新再取得政權，但建制鷹派抬頭的客觀條件，業已存在。沒有唐英年，可以來一個曾英年；沒有梁振英，亦不代表建制派的鷹派路線將會消亡。

不過，本文的一些分析和歸納，只是為了梳理香港政治發展至今的歷史文本環境，並希望有志於民主運動者，為未來發展作一些思想準備，但歷史發展往往充滿偶然和意外。以唯物的歷史觀來看，歷史發展不以人類的意志轉移，我們不能控制歷史的走向，但我們總要為自己的決定負責。香港的民主運動仍然是一場持續的鬥爭，正於彭定康所言，“All we can do is all we can do”，我們可以做的決不止於抑望「梁唐曾林葉」，而是過好自己的每一天，並為所追求的價值堅持不懈。我如此相信。

（梁一夢，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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