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梓林：圍城裏的全球化

一個中產家庭美國人，可能穿着東南亞製造的襯衫，用中國製造的iPhone，每天吃一個墨西哥產的牛油果，出行駕駛由十個國家生產的零件組裝成的日系轎車，偶爾嘗試用別國語言跟他的新移民同事打招呼，投資組合裏配置了20％的國際股票——如果你在一年半前採訪，他可能會同意全球自由市場對美國利大於弊。但如果今天你再問他相同問題，他很可能對全球化的益處有所保留。

列根—戴卓爾（雷根—柴契爾）時代至今三十餘年，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一路高歌猛進，全球經濟高速增長，國際貿易比重日益上升，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場的聯姻日漸牢固，歷史被認為走到盡頭。

然而在過去短短一年半內，歷史輪迴似乎又開始轉動。英國在反移民和反歐盟情緒影響下公投決定退出歐盟。在歐盟內部，主張排外主義的右翼政黨不僅在數個外圍國家成為主流，也在核心國家不斷擴大影響力。以反自由貿易和「美國優先」為核心立場的特朗普（川普），一舉拿下了崇尚自由市場的共和黨提名，並在大選中驚人地逆轉數個往屆傾向民主黨的「鏽帶」（rust belt）州，成功入主白宮。

全球化的歷史上並不缺乏反對力量。十九世紀上半葉，英國曾有保護本國農產品的《穀物法》。而當時的新興工業國，如美國和德國內部，也有自由貿易支持者，和主張限制貿易維護本國新興產業的保護主義者的長期角力。當下反全球化浪潮的弔詭之處在於：浪潮洶湧的，反而是曾經主動推進全球化的國家。

許多嘗試解釋的研究者，都找到了如下所示的「大象圖」，清晰告訴讀者全球化的一個重要問題：在1988-2008 新一輪快速推進的全球化中，全球中等收入群體（A點）是最大受益者，這裏面大多數人來自中國、印度，和工業化程度較高的東南亞國家。但全球中高等收入群體（B點）的實際收入增長則遠遠落後，幾乎陷入停滯。這個群體，四分之三來自發達國家的中低收入家庭，往往從事製造業或中低端服務業。與此同時，全球高收入群體（C點）也是全球化的贏家，他們之中有一半來自美國的前12％收入群體，接受過高等教育，從事高收入工作，其餘頂尖的部分則來自全球富豪階層。

按照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願景，自由市場、開放貿易、人口和資本的自由流動，理應使全球資源配置更有效率，帶來生產力增長和社會收入提高。上世紀八十年代至金融危機前，全球經濟的確經歷了快速增長──全球生產總值增長了五倍，全球貿易量是初值的十倍。但自由市場的果實，卻並沒有均勻分配給所有參與者。不少分析人士都認為，全球化進程中擴大的收入不平等，是發達國家的中低收入階層感到憤怒，支持反貿易和反移民的本土主義的根本原因之一。

自由貿易的代價

為什麼自由貿易沒能帶來普遍繁榮？

從亞當斯密開始的貿易理論，很多都認同自由貿易能提高貿易參與國的整體福利。每個國家出口生產要素相對豐盛的產品，進口生產要素相對稀少的產品，例如美國進口勞動力密集型產品，以最大化其資本豐盛的優勢。不少經濟學家認為，被進口替代的產業工人，短期內會遭受降薪或失業打擊。但經濟重新達到均衡後，廉價的進口消費品、出口產業的生產擴張和收入增長，以及國民收入增長帶來的非進口產品（如服務業）的需求增長，會讓被替代的工人獲得補償乃至增益。

確實有證據支持這個邏輯。根據美國人口調查局（Census Bureau）的統計，2000至2014年間，美國向中國出口的產品增長超過600％。2014年，中國已成為美國39個州的前三大出口目的地之一。而中美貿易為美國消費者節省了大量開銷。

但發達國家藍領的困頓和憤怒，表明自由貿易的經濟邏輯可能存在不小的漏洞。勞動經濟學家Autor，Dorn和Hanson的一系列研究發現，中國進口的衝擊集中在部分製造業，而這些行業又集中在中西部和南部，如這張地圖所示（顏色越深表示衝擊越大）。

按照先前的貿易理論，這些製造業工人在受衝擊後會轉移到其他行業，緩解衝擊對他們收入的影響。但研究也發現：這些製造業集中的地區在衝擊後，人口並未顯著減少，這意味着許多藍領工人即便失業，也沒有遷離衰落的工業城。這導致大量失業藍領在競爭僅剩的少數職位，使該區失業率維持在高位，居民收入減少。

現實突出了傳統貿易理論的缺陷──工人轉換行業和遷移居所的成本，可能比預想高出不少，現實勞動力市場中的摩擦非常大，而貿易帶來的社會福利增長，可能只有在這個轉移完成後才能完全實現。

美國的經濟和社會不斷進步，但在製造業區域居住的中下層白人，卻失去了自身經濟利益的代表，收入增長陷入停滯，向上流動性不斷減弱。過往一家之主有份得體的藍領工作就可以養家餬口，送子女上大學；但這樣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他們的前途卻充滿了不確定性。

社會不滿的政治轉化

幾位經濟學家還發現，受到較大衝擊的地區，選民更傾向在國會選舉中，選出激進的共和黨，如茶黨候選人。這些受衝擊的藍領更的是白人，最高只接受過高中教育，年齡大於50歲，當前收入在貧困線的1.5倍以下。在這次大選中，特朗普最終得以逆轉，全靠他在賓夕法尼亞，密歇根，威斯康星，北卡羅來納未受過大學教育的白人群體的超水平發揮。如果讀者對比受貿易衝擊較大的區域，會發現有很大的重疊，可見藍領工人的困頓與特朗普的意外勝選，很可能相關。

但支持特朗普的，不僅是中低收入的白人藍領。大選出口民調顯示，特朗普從中等收入人群獲得的支持多於民主黨。這些人的收入比一般藍領高，也更少受到貿易和移民的衝擊，那還有什麼因素驅使了他們？

一份研究可能為上述問題提供了重要的見解。研究者發現，雖然特朗普的白人藍領支持者更多屬於中產而不是底層，但其居住的，往往是多數居民沒受過大學教育的白人社區，居民健康條件較差，向上流動性更弱，依賴福利的人更多。也就是說，特朗普的支持者儘管較少直接受到經濟衝擊，但所在社區的向上流動性缺乏，讓他們對自身和家人的未來感到焦慮。另外，他們跟移民和不同教育程度的人接觸更少，可能促使了這些人形成內向的身份認同，並對接納移民產生懷疑。

疊加在此上的，是他們在政治上的失聲。七十年代以來，共和黨逐漸完成了社會保守主義和經濟保守主義的聯姻，並用「狗哨政治」維繫中下層白人。民主黨在福利與工會政策上節節敗退，轉而建立起「專業階層、少數族裔，和特殊群體」的聯盟；他們在經濟和福利政策上接受列根-戴卓爾的新自由主義，在社會議題上推行進步主義。雖然全球化中，美國人口和文化都變得更多元，進步主義呼喚更多包容。但中下層白人感到自身的身份群體受到挑戰，在社會的「零和遊戲」中佔了下風。

城市精英階層對保守文化持有偏見，多元文化主義演變成了身份政治，都加劇了群體間的矛盾。這時候，主張本土主義，反對全球化，反對「政治正確」，把矛頭直指政治建制派的特朗普，就成為他們打破政治僵局換取改變的機會──即便他們很可能不同意特朗普的某些激進觀點。

逆轉全球化能夠解決困境嗎？

要逆轉全球化解決困境，大多是不能的。比如美國和中國、墨西哥的交易額度巨大，大幅提升關税會直接導至更高的進口價格，消費者和企業都會蒙受巨大的經濟損失。再加之單方面提高關税，很可能會引起報復性關税，即便美國能夠通過貿易戰爭將工作轉移回國內，其代價也需要全體民眾和出口優勢產業承擔。

與此同時，國際貿易和工作外包並不是擠壓藍領階層的唯一作用力。紐約時報曾詳細報導，紡織行業因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而回遷至美國，但創造的新職位卻遠少於以往美國紡織廠或者中國的紡織廠。這是因為，自動化技術大大減少了對紡織廠對人力的需求。

Autor和Dorn在2013年發表的一份研究指出，從1985至2005年，美國的技術進步雖然沒有使得職位的總量減少，但現存的職位不斷向技能的兩極分化。以重複性工作為主的藍領和文書工作，不斷被自動化技術替代；新的職位大多出現在需要人類靈活性的低端服務業，和需要高教育程度和認知能力的高技能職位。這也成為了促使個人收入兩極分化的重要原因。

在過去的三十多年間，無論是全球化的推進還是自動化的進步，其收入分配都日益傾向了資本。全球化和技術進步都為資本提供了優化配置機會，又寄希望於經濟產值的絕對增長能彌補與之共生的分配問題。二戰之後——尤其是二十一世紀以來——勞動力收入佔國民總收入的比例不斷下滑，而硬幣的另一面，則是資本收入的不斷上升。

反全球化的勢力，從來都是跟着經濟週期而動，在經濟低迷時被民粹者祭出；但逆全球化的努力，往往收益不確定而代價高昂。更何況，無論全球化還是產業自動化帶來的威脅，都是經濟發展時共生的分配問題。未來的出路只有創造更多經濟增長，實現更公平的分配。當今全球生產率增長緩慢，人口逐漸老化，週期性的有效需求仍未完全恢復，貨幣政策可能已近強弩之末。美國既亟需解決方案，尋找的過程又十分困難。

贏得中下層白人信任的特朗普，給出的經濟配方，目前只有「逆轉美國的國際貿易成果」和「基建投資」，這都參雜在迎合白人身份焦慮的排外政策中，其核心是回到過去安穩的生活。如上文所述，這不僅經濟成本巨大，而且並不一定能把工作帶回美國，無異於飲鳩止渴。

基建投資在短期能創造就業機會，也是眾多民主黨和共和黨温和派支持的政策。但共和派保守派的反對也不無道理，因為基建投資的效率和提供的長期增長潛力，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政府的投資效率和執行能力，國際經驗中也有不少失敗案例。除此之外，政策界關注的許多問題——包括協助工人應對行業結構和技術變遷，投資科技和教育發展，促進公平分配等等——至今仍然沒有出現在特朗普的政策平台。

特朗普團隊的種種新動向，更令人難以樂觀。但至少，這次大選所揭示的問題，足以供建制派和知識界反思長久忽視的問題，在不久的將來，也許會用另外的方式繼續書寫自由主義的故事。

（梓林：居於紐約，從事宏觀經濟研究，本文不代表作者所屬機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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