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女利主義歧視底層？中國女性的權利焦慮

孫金昱發文在端傳媒的《女權主義如何面對社會底層的性別歧視？》指出，現在一些女權主義者把底層視為敵人和病症，對「鳳凰男」、「屌絲」充滿歧視。這樣下去，女權的主張將會不可避免走向自我矛盾。

此文文首舉出兩個事例：體操運動員商春松對原生家庭的供養，被女權主義者怒斥為重男輕女；病逝的演員徐婷被看作是給原生家庭壓榨到無力透氣的女兒。作者提醒大家：家庭中男女平等的女權呼聲，有着走向歧視底層的巨大危險，甚至來自底層的女性也不能倖免被視為幫兇或主謀。

我同意孫在文章中關於貧窮讓性別不平等問題更加凸顯的論述。但是否要給「女權主義」戴上歧視底層的「高帽」，也許可以帶出更多的討論。

女權與女利不同，但並不敵對

孫的文章提出，「女權主義者仇視底層，不能逃出中產精英獨立女性幻想的泥沼」。這種論調並不新鮮。早在20世紀20年代，中國共產黨黨內就有過一場關於女權主義的討論。歷史學家王政發現，從西方而來的女權主義伴隨着「資產階級」的修飾語，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貶義詞。中共定義中，女權主義意味着資產階級婦女對「平等權利」的狹隘追求，而沒有開展政治和經濟革命。

於是，在中國共產主義話語裏，只有婦女解放革命，而沒有女權主義革命。

這種邏輯，也順延到一部分現今左翼思想浪潮中。西方女權運動在歷史上討論過：批判中產白人異性戀忽視了更多不同情境下的婦女權利。於是「女權主義無視底層，罔顧階級」成為了一句人人皆可喊的稻草人口號，為各種理論流派提供了靶子，供各種流行文化當「背鍋俠」。

而這次，女權主義則是被用來為「女利主義」背了一大黑鍋。

在當下中國，能見度高的「女權主義」話語，和理論書本上的「自由主義女權主義」、「激進女權主義」、「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等學術流派有所不同。實證分析要求相關學者清楚了解被網絡放大的「女權」話語，和實際存在的女權學院派之間的區別。

這些話語，包括戰鬥力強，但未能分析清楚反歧視內涵的「百度貼吧女權主義」、在個人生活中感知到各種性別歧視，並從貼吧轉移陣地的「微博女權主義」，還有以海外性別研究留學生為主的「知乎女權主義」。圍繞這些話語，一個數量巨大的「網絡女權主義社群」已經形成，和中國當下女權主義運動互相促進發展。

在中國女權運動的努力下，很多網友開始自我認同為女權主義者。但在嚴謹完整的女權主義論述看來，不少這類朋友其實屬於「女利主義」，而不是女權主義：她們反對針對女性的性別歧視和暴力，並希望在已有社會制度中，用一切手段保障女性個人利益。她們以個人上升發展為奮鬥目標。她們精力充沛、具備言說能力、在一些專業範圍能獨當一面、對與男權相關的一切人或物充滿戰鬥力——她們或嬉笑調侃，或開戰對罵，或強烈控訴，來表達自己的訴求與理念，希望更多女性能夠獨立強大，在叢林社會中取得勝利。

正因為這種打碎個人發展障礙的強烈願望，這些女性表現出如孫的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樣「仇視底層」：仇恨既男權又貧窮的「屌絲」，仇恨男權家庭，對底層女性也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儘管女利主義與女權主義之間有區別，但女權主義是一個非常包容的、不設嚴格門檻的、能夠理解不同情景下婦女不同處境和理念的萬花筒。沒有女權主義者會把女利主義定義為所謂「偽女權」，不會像某些要求女權主義「清理門戶」的呼聲一樣，把本來就處於性別壓迫下的婦女共同體撕裂。這也是女權主義理論在百年來能夠不斷豐富、革新，吸引無數有志之士投身其中的魅力所在。

女利主義者揭露了社會中性別歧視的問題，而女權主義則在努力解決問題。女利主義者有可能通過更多公眾教育和意識提升，成為女權主義者，兩者並不是敵對關係。

在這裏，很需要警惕的一點是：個人直觀感受可能被網絡言論放大。孫的文章指控女利主義者只罵窮人不罵王思聰，但這也許只是因為刪帖和公關所致，實在不是真實狀況。各種名人富商高官發表性別歧視言論時，戰鬥力強大的女利主義網友罵聲一片，蔡英文被中國官媒用性別歧視言論抹黑後，網絡上的女利主義者也發起了非常激烈的討論，並且多少是因為她們和其他人表達了不滿，官媒最後刪除了這篇文章。

市場與女利主義焦慮症

女利主義者在追求個人上升發展的路上，可能對其他群體造成階級歧視。這是事實，但並非指出事實就足以敲響警世鐘。「中產立場的女性不關注底層、逃不出精英幻想」這種判斷太過老生常談，無法產生新知。

如果只批評女利主義者歧視底層、特別是歧視底層男性，而不去分析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那麼就等同於假借階級之名批評那些想為自己爭利的女性。借一位女權主義行動派的話，這種批評翻譯成大白話就是：「底層那麼慘，你們這些女人怎麼可以在微博上冠冕堂皇地譴責窮人，切割與窮人的關係，只顧自己的權益呢！」

能見度高的女利主義者都藉助新興的自媒體發聲，這和她們的母輩相比，一定程度上擺脱了女性失語的困境，還因此更有機會被聯結在一起，形成更大的聲音。

而今天的中國，行政力量日漸降低社會福利政策，倡導不真實的「市場完全開放自由」。國家主義的威權與家庭私有制下的父權家庭，影響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同階級、處於不同情境下的婦女，都感受到了性別歧視對自己生命的巨大影響——這並不是有資源有學歷的精英女性才能感知的事情。我自己接觸到的產業女工，幾乎都能在談吐之間表達自己如何遭遇原生家庭的剝削、如何遭遇丈夫婆家的不公對待，如何遭遇工廠性別規範束縛。而擺脱失語狀態的女網友們，比仍在失語狀態的婦女更能夠大聲地把不滿和怨氣喊出來。

這種呼喊，並不僅僅是精英主義排斥底層那麼簡單，也代表了面對父權社會、資本市場和國家暴力時，女性焦慮的集體噴發。

資本主義邏輯要求社會上每一個人在系統中不出意外地發揮最大效能，懷抱對未來多勞多得的美好幻想，奮發向上。叢林法則下，大多數人都不甘心成為金字塔底層，都在不停向上爬。特別是由原生家庭投入大量資源進行教育和自我增值的「精英女性」，更不能在這個叢林中有所懈怠，不然這場投資就虧了。而父權制的邏輯，是把女人捆綁在婚姻和家庭中，以愛之名鼓勵女人對家庭無償貢獻。女人在市場和家庭的雙重壓力下，活得一點都不比男人輕鬆。

但是女人可不蠢。不少已經洞悉這套遊戲規則的女性，為了在叢林中自保，只好把個人利益精算到極點。就業環境充滿性別歧視、「玻璃天花板」越降越低、隨處可見的職場性騷，擾已經讓女性勞動者活得喘不過氣；而公共福利越來越少，住房、育兒、養老等社會主義遺產不斷縮水，女性肩上的家庭責任負擔則越來越重。很多女性不得不以婚姻實現階層流動，但不划算的婚姻，非但不會讓人過上輕鬆生活，反而會阻礙未來發展。

在這種大環境下，女利主義者面臨的壓力，可以並只能以擠壓底層甚至網絡暴力表達出來。那些對「鳳凰男」難聽的侮辱，對「被壓榨的女兒」難聽的埋怨，對「窮就別生那麼多」的弱肉強食邏輯的認同，正正是資本市場和父權社會共同作用下，女人的強烈反彈。

女利主義，源於政治權利匱乏

當今中國還沒有普及民主機制，讓公民能夠進入政治決策系統，參與公共政治，以解決結構問題的形式提升婦女地位，進而改善自己的生活。緊縮的政治環境讓中國婦女根本無法擴展政治參與，也沒有辦法看見更多社會變革的可能性。

參與過維權行動、女權運動的女性則可以看見更精彩的人生，但她們為數不多。對社會制度的不同理解能讓人生命更加豐富，眼界更加擴大，但隨之而來的，是恐怖的政治風險，以及隨時被「帶走」的人身安全問題。

缺乏政治參與的土壤，人們就只能用市場和資本的邏輯理解與解釋自己身邊發生的事情，沒有真正的辦法改善底層人民生活。資本主義就是要製造一定數量的貧困人口，來為生產貢獻勞動力。資本主義給往上爬的人們描繪了一副「努力就能成功」的圖景，埋頭苦幹奔向夢想的人是不會關心鳳凰男娶不娶得上老婆的——自己還掙扎在活着的人間呢。

沒有人是蠢的，被捆綁在叢林法則中的女利主義，對個人發展精算到錙銖分毫，絕不至於無法感知貧困和不幸的結構性的問題。但是，難道結構存在問題，我們就不活了嗎？大多數女人被擋在政治決策的大門之外，異見、社運存在巨大風險。既然改變社會結構對很多人來說遙遠、陌生而不可取，那麼，女利主義者就只能用小草般的不屈力量野蠻生長，舉着「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旗幟，遇神殺神，遇佛殺佛，殺出一條通往美好想象的血路來。

而作為有意願有資源改變世界的研究者和運動者，我們不能離地譴責女利主義者在叢林法則中廝殺，然後簡單把女人歸為精英或底層；也不能簡單地對女利主義者貼上「仇視底層」的標籤，而把她們看成與資本共謀的兇手。

女利主義是問題的表徵，不是問題的原因。怎樣在她們中間做左翼女權主義的倡導和組織工作，考驗着每一個運動者和研究者的專業和能耐。

（觀爾，女權主義行動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