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女權主義

孫金昱:女權主義如何面對社會底層的性別歧視?

只針對個體做嚴厲批判,將底層視為敵人和病症,女權的主張將會不可避免地走向自我矛盾


中國安徽省合肥,一名女農民在大型住宅項目旁耕種。
中國安徽省合肥,一名女農民在大型住宅項目旁耕種。攝:STR/AFP

剛剛過去的奧運期間,體操運動員商春松在中國大陸社交媒體引起熱議。出身於普通農民家庭的商春松,7歲就開始了艱苦的體操訓練,在各類國際賽事中成績優異。

媒體除了讚美商春松的努力付出與優秀成績,還有她的「懂事」:省吃儉用、銀行卡交給母親保管,並攢錢為天生眼疾的哥哥買房、治病,這些在傳統意義上的讚美,卻意外引燃了不少女權主義者的憤怒,他們認為,商春松承擔了過多的家庭責任,有被壓榨、「吸血」之嫌;省吃儉用與為哥哥買房之間的對比,也讓其家庭背上了「重男輕女」的罪名。在這種憤怒情緒下,網上甚至出現了對商春松哥哥直接的指責和攻擊,討論的話題重心也有所泛化,轉向了批判所有受傳統男權思維影響、經濟條件艱難的農村家庭對女性的壓榨和對兒女的區別對待。

無獨有偶,當圍繞商春松的討論熱度漸退,演員徐婷的病逝又再次吸引公眾的注意。與商春松相似,徐婷用極端的努力幫襯着自己的家庭,為父母買房,為弟妹提供經濟支持,承擔起遠超其他兄弟姐妹的責任。在得知罹患癌症後,她甚至表示「居然有一絲輕鬆,感覺要解脱了」,因為多年來辛苦拍戲,賺錢全部給了家裏,自己從不捨得花,壓力和辛勞大概都到達了她能承受的極限。在公眾眼中,徐婷的悲劇並非單純的不幸──父母無節制生育了七個子女、弟弟在經濟上對這位三姐長期的依賴,都為徐婷的早逝埋下伏筆。這又是一個被原生家庭壓榨到無力透氣的女兒。

商春松和徐婷都會漸漸淡出公眾視線,但是「被壓榨的女兒」似乎還是會不斷出現。

「鳳凰男絕不能嫁」:從呼籲女權到底層歧視

中國女性在原生家庭和婚後家庭中的地位,是近年來熱度始終不減的話題。一方面,公眾,尤其是越來越多的女性不再接受傳統的「乖女」、「賢妻」、「慈母」模板,對「懂事、賢惠、慈愛、奉獻」等一系列自我壓抑和犧牲女性的敘事不再買帳,轉而呼籲女性在家庭中獲得應有的經濟保障、自由發展權利,以及與男性家庭成員平等的地位;另一方面,這種女權呼籲卻有着走向歧視底層的巨大危險。

「鳳凰男」、「屌絲」、「窮屌」等一系列針對社會底層的歧視標籤,在公共討論中逐漸流行。來自底層的女性也常常不能倖免,或被視為幫兇,或被同樣視為主謀。

有些時候,這種指責根本不分性別,而是以家庭為單位。像商春松和徐婷的案例那樣,貧窮家庭如何選擇生育、如何決定家庭內部分工、家庭資源如何分配等等,都會成為審視和批判對象。即使那些得到公眾同情的「被壓榨的女兒」,有時也並不能完全免於責備。她們得到的問題解決之道往往相當個人化──要麼更加自立自強,要麼與原生家庭決裂。而如果沒有這樣的決心和能力,她們又會被抱怨「過於軟弱」、「不夠爭氣」。

貧窮往往讓性別問題更尖鋭地凸顯出來。資源和機會有限,使得在此情境下的女性遭到更為嚴重的剝奪。例如女性相較於男性,繼承財產更少,甚至無法獲得財產;在家庭財力不足時,女孩常常被犧牲,得不到教育;女性的婚姻常常被視為家庭換取經濟收益的機會……同時,貧窮伴隨着教育匱乏,讓針對女性的歧視、剝削、壓迫更加肆無忌憚。各種仇恨言論以粗暴直白的方式傳播,毫無修飾。同時也讓傳統性別模式少為現代話語挑戰和突破。性別不平等與性別壓迫借「傳統」之名,得以光明正大地延續。一些地方農村地區女性不得上桌吃飯的習慣,正是以「傳統」為護盾,在2016年春節前後的網絡討論中得到了各種形式的辯護。

在社會的底層,對女性的壓榨不僅存在,而且往往比社會中上層更為嚴重。但從這一事實,我們能否認為,底層更加應當受到責備?我們能否認為,底層民眾的愚昧、保守、落後才是性別不平等的罪魁禍首?

持有類似觀點的女權主義者並非少數。貧窮狀態的一系列選擇——放棄教育、多子女家庭、偏愛男孩等等,皆成為底層的「罪狀」,他們要為被剝奪財產、教育機會、平等關愛的女孩們負責。解決性別不平等的方式之一,是抨擊乃至消滅這種底層的生存方式──「窮還生什麼孩子?」;是與這樣的原生家庭抗爭到底──「絕不供養哥哥弟弟」;是與底層保持距離以免被壓榨──「鳳凰男──底層拼搏進入城市的男生──絕不能嫁」。簡而言之,底層有着最高濃度的「直男癌」(異性戀男權主義者)思維和實踐。這樣的思路之下,所謂的性別平等,難以避免要以敵視底層的代價實現,正如學者李思磐所說的那樣,「多少對窮人的羞辱,假性別平等之名而行」。

個人層面而言,一些底層民眾確實需要為性別不平等承擔道德責任,他們的一些做法確實相當程度地侵害了家庭內部女性成員或身邊其他女性的正當權利。問題在於,當下他們所受到的指責,並不完全針對行為,而有相當一部分針對他們的身份、針對他們所遭遇的貧窮本身。

同樣的行為放在社會中上層身上,大多不會引起同樣烈度的反應。較富裕階層對男孩的偏愛不會受到同樣程度的責備,因為即使關愛和財富不能在男女之間公平分配,女孩能獲得的絕對數量,也讓不公平看起來沒有那麼嚴重了;較富裕階層推崇「男主外,女主內」,相比之下也引起較少爭議,如此家庭背景的全職主婦,甚至還會被塑造為某種幸福典型,忽視了其中可能包含的女性經濟獨立與自我實現問題。

同樣,來自較高階層,對女性的歧視與仇恨言論,也經常被原諒。在微博、知乎這樣的平台,如果歧視或侮辱女性言論的案例主角是「鳳凰男」,其引發的吐槽、嘲笑、批判不僅更為激烈,也更集中於他們的出身和經濟背景。

然而另一方面,社會名流身份卻能幫助同樣的歧視言論獲得諒解。中國首富之子王思聰,曾在微博公開對范冰冰、張馨予、張子萱等演員進行蕩婦羞辱,雖也引起爭議,但事件也迅速翻篇,「不尊重女性」從未成為他的標籤。類似地,作家賈平凹認為女性是資源和財產的看法,與相當一部分社會底層民眾觀點相似。他儘管飽受批評,卻也同樣收穫辯護聲音。

最重要的是,無論王思聰還是賈平凹,他們得到的批評、責備與罵名,鮮少和他們的身份相聯繫,他們對女性的歧視被認為是單純的個人行為,而非與出身緊密相關。「絕不能嫁富二代」並不會像「絕對不能嫁鳳凰男」那樣流行。女權討論中的雙重標準,正將窮人變成女權的直接敵人,底層本身被塑造成社會的病症。

走不出「優秀、獨立、自強」的中產階級女性的想象

積極參與女權討論的女性群體,大多屬於中產及以上階層,家境殷實、教育良好、見識寬廣、經濟獨立。她們的生活背景使她們能夠藉助傳播效率更高的平台表達自己觀點,能夠依靠充分教育和更廣闊的見識談論女權,也能夠對性別問題擁有更為敏感的直覺。

但是,生活背景幫助她們發出自己的聲音、獲得性別議題啟蒙的同時,也侷限着她們對性別壓迫和不同生活方式的想象力。這種侷限有時表現為她們錯誤將自己的境況代入那些底層女性的生活,有時表現為對性別壓迫之外的其它壓迫和不平等缺乏足夠敏感。正是這樣的侷限,造成了對底層的敵視,使一些自稱女權主義者的人最終走向了女權的反面。

在微信公眾平台曾出現過一篇題為《做垃圾女人還是極品女人,你想好了嗎?》的文章,其中提到:年過四十的女人分為垃圾與極品:垃圾女人沒有好奇心與求知慾,而極品女人依然在探索未知。

這篇文章中舉出三位女性楷模,但她們皆來自精英階層──或是高級官員的妻子、或是才名兼備、或是早已擁有足夠深厚的資本積累,她們背後成功的因素固然包含個人努力,但是更離不開運氣——良好的出身與天賦。而更多的底層女性和普通女性,不僅沒有這樣的好運,還往往遭遇壞運氣。好奇心、求知慾、上進心的缺乏不是她們的錯誤,而恰恰是她們的不幸,因為這些都是艱難生活中的奢侈品。精英階層女性當然可以追求更高級的自我實現,但也需要同時注意到:她們的生活方式不是女性唯一正確的生活方式,也未見得更具有道德優越。那些還為基本生活煩惱的女性,需要的是尊重與理解、切實的權利保障和社會支持,而不是一碗「極品女人」的雞湯,更不該被高高在上地指點和審視。

不同個體所遭受的歧視、壓迫、剝削、羞辱等等,不完全來自於性別。其它形式的不公與不義比之性別問題,通常毫不遜色。身體與精神的殘障、階級和階層、地域、民族、宗教信仰、體態相貌等等,都能成為歧視的緣由。一定程度上,中產階級女性距離其它形式的不平等相對遙遠──例如普通勞動者遭受的剝削,落後地區社會保障的缺失,少數民族和宗教信仰者受到的限制,和更廣泛存在的經濟不平等。

越是接近底層,就越會遭遇不同形式的不平等。在批評底層社會存在的性別不平等現象時,還不應該忘記底層所遭遇的其它不平等問題,它們的嚴重性並不遜於性別不平等。貧窮使父母必須在兒女之間做出選擇,多子女家庭比獨生子女家庭更為經濟,使每一個家庭成員都需要承擔更重的負擔,使思想更為保守閉塞……而貧窮不是底層的罪狀,貧窮是各式各樣不平等的結果——天賦的不均、政策的傾斜、不公正的分配體系、人為的歧視和區隔。

這並非是說,只有先解決了貧困問題,我們才能去解決性別問題;也不是說,因為一個人的貧窮,他的歧視性言論和行為就應當被寬容,但性別問題更明顯地凸顯出來,不是歧視底層民眾的理由。應當被批評和反對的,是性別歧視和壓迫的言論與行為,而不是一個人的出身。

鄙視底層男性,看似是維護女性,實際上卻與女權主義的核心價值背道而馳。這種對底層男性的歧視,也會自然而然蔓延到底層女性身上──除非她們能夠變得優秀、自強、獨立,像中產階級女性那樣思考和生活,否則她們就是幫兇,不值得被挽救。

可是,性別不平等,不單單是個體惡意選擇的結果,更是與社會結構深深連接的系統性不平等,是與其它社會公正問題密切關聯議題下的子議題。單單聚焦於某個社會群體,對他們所處的整體環境和結構毫無體察、反思,甚至寄希望於徹底排斥或者無視某一社會群體,減少和他們的交集來解決問題,恰恰走向了女權的反面,是在建立新的歧視和壓迫。

少數群體,更需要命運共享

女性與其它少數群體,如少數族裔、少數宗教信仰者、社會貧困階層等,更多的是命運共享,而非利益對抗。更何況,眾多女性本身就有着多重身份,屬於一個以上的少數群體。性別不平等,不是女性遭遇唯一形式的不平等。

從「你弱你有理」到「無能就不要生」,當下的網絡話語,充斥着對底層和弱者不加掩飾的厭惡。若所謂的女權主義者也加入這些偏激的呼喊,他們所要維護的就不再是女性,而僅僅是女性中的一小部分,她們足夠幸運,能夠除女性身份之外,不再擁有其它少數身份。又或者她們足夠努力,能夠掙脱其它少數身份。但是,運氣也好,努力和能力也好,都不是一個人享有平等權利的前提,得到平等的尊重,不需要首先證明自己的資格。

如果忽視了女性所處境遇的多樣性,如果意識不到女權與其它少數群體權利的密切關聯,如果忽視了社會整體結構存在的不公正、不公平,只去「反抗」其它弱者,只針對個體做嚴厲批判,將底層視為敵人和病症,女權的主張將會不可避免地走向自我矛盾,將會成為另一套為幸運精英與權貴辯護的自私話語,它與傳統男權話語幾乎攜手並肩,毫無差別。

(孫金昱,倫敦大學學院政治理論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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