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女利主义歧视底层？中国女性的权利焦虑

孙金昱发文在端传媒的《女权主义如何面对社会底层的性别歧视？》指出，现在一些女权主义者把底层视为敌人和病症，对“凤凰男”、“屌丝”充满歧视。这样下去，女权的主张将会不可避免走向自我矛盾。

此文文首举出两个事例：体操运动员商春松对原生家庭的供养，被女权主义者怒斥为重男轻女；病逝的演员徐婷被看作是给原生家庭压榨到无力透气的女儿。作者提醒大家：家庭中男女平等的女权呼声，有着走向歧视底层的巨大危险，甚至来自底层的女性也不能幸免被视为帮凶或主谋。

我同意孙在文章中关于贫穷让性别不平等问题更加凸显的论述。但是否要给“女权主义”戴上歧视底层的“高帽”，也许可以带出更多的讨论。

女权与女利不同，但并不敌对

孙的文章提出，“女权主义者仇视底层，不能逃出中产精英独立女性幻想的泥沼”。这种论调并不新鲜。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党内就有过一场关于女权主义的讨论。历史学家王政发现，从西方而来的女权主义伴随着“资产阶级”的修饰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贬义词。中共定义中，女权主义意味着资产阶级妇女对“平等权利”的狭隘追求，而没有开展政治和经济革命。

于是，在中国共产主义话语里，只有妇女解放革命，而没有女权主义革命。

这种逻辑，也顺延到一部分现今左翼思想浪潮中。西方女权运动在历史上讨论过：批判中产白人异性恋忽视了更多不同情境下的妇女权利。于是“女权主义无视底层，罔顾阶级”成为了一句人人皆可喊的稻草人口号，为各种理论流派提供了靶子，供各种流行文化当“背锅侠”。

而这次，女权主义则是被用来为“女利主义”背了一大黑锅。

在当下中国，能见度高的“女权主义”话语，和理论书本上的“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激进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等学术流派有所不同。实证分析要求相关学者清楚了解被网络放大的“女权”话语，和实际存在的女权学院派之间的区别。

这些话语，包括战斗力强，但未能分析清楚反歧视内涵的“百度贴吧女权主义”、在个人生活中感知到各种性别歧视，并从贴吧转移阵地的“微博女权主义”，还有以海外性别研究留学生为主的“知乎女权主义”。围绕这些话语，一个数量巨大的“网络女权主义社群”已经形成，和中国当下女权主义运动互相促进发展。

在中国女权运动的努力下，很多网友开始自我认同为女权主义者。但在严谨完整的女权主义论述看来，不少这类朋友其实属于“女利主义”，而不是女权主义：她们反对针对女性的性别歧视和暴力，并希望在已有社会制度中，用一切手段保障女性个人利益。她们以个人上升发展为奋斗目标。她们精力充沛、具备言说能力、在一些专业范围能独当一面、对与男权相关的一切人或物充满战斗力——她们或嬉笑调侃，或开战对骂，或强烈控诉，来表达自己的诉求与理念，希望更多女性能够独立强大，在丛林社会中取得胜利。

正因为这种打碎个人发展障碍的强烈愿望，这些女性表现出如孙的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仇视底层”：仇恨既男权又贫穷的“屌丝”，仇恨男权家庭，对底层女性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尽管女利主义与女权主义之间有区别，但女权主义是一个非常包容的、不设严格门槛的、能够理解不同情景下妇女不同处境和理念的万花筒。没有女权主义者会把女利主义定义为所谓“伪女权”，不会像某些要求女权主义“清理门户”的呼声一样，把本来就处于性别压迫下的妇女共同体撕裂。这也是女权主义理论在百年来能够不断丰富、革新，吸引无数有志之士投身其中的魅力所在。

女利主义者揭露了社会中性别歧视的问题，而女权主义则在努力解决问题。女利主义者有可能通过更多公众教育和意识提升，成为女权主义者，两者并不是敌对关系。

在这里，很需要警惕的一点是：个人直观感受可能被网络言论放大。孙的文章指控女利主义者只骂穷人不骂王思聪，但这也许只是因为删帖和公关所致，实在不是真实状况。各种名人富商高官发表性别歧视言论时，战斗力强大的女利主义网友骂声一片，蔡英文被中国官媒用性别歧视言论抹黑后，网络上的女利主义者也发起了非常激烈的讨论，并且多少是因为她们和其他人表达了不满，官媒最后删除了这篇文章。

市场与女利主义焦虑症

女利主义者在追求个人上升发展的路上，可能对其他群体造成阶级歧视。这是事实，但并非指出事实就足以敲响警世钟。“中产立场的女性不关注底层、逃不出精英幻想”这种判断太过老生常谈，无法产生新知。

如果只批评女利主义者歧视底层、特别是歧视底层男性，而不去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就等同于假借阶级之名批评那些想为自己争利的女性。借一位女权主义行动派的话，这种批评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底层那么惨，你们这些女人怎么可以在微博上冠冕堂皇地谴责穷人，切割与穷人的关系，只顾自己的权益呢！”

能见度高的女利主义者都借助新兴的自媒体发声，这和她们的母辈相比，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女性失语的困境，还因此更有机会被联结在一起，形成更大的声音。

而今天的中国，行政力量日渐降低社会福利政策，倡导不真实的“市场完全开放自由”。国家主义的威权与家庭私有制下的父权家庭，影响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同阶级、处于不同情境下的妇女，都感受到了性别歧视对自己生命的巨大影响——这并不是有资源有学历的精英女性才能感知的事情。我自己接触到的产业女工，几乎都能在谈吐之间表达自己如何遭遇原生家庭的剥削、如何遭遇丈夫婆家的不公对待，如何遭遇工厂性别规范束缚。而摆脱失语状态的女网友们，比仍在失语状态的妇女更能够大声地把不满和怨气喊出来。

这种呼喊，并不仅仅是精英主义排斥底层那么简单，也代表了面对父权社会、资本市场和国家暴力时，女性焦虑的集体喷发。

资本主义逻辑要求社会上每一个人在系统中不出意外地发挥最大效能，怀抱对未来多劳多得的美好幻想，奋发向上。丛林法则下，大多数人都不甘心成为金字塔底层，都在不停向上爬。特别是由原生家庭投入大量资源进行教育和自我增值的“精英女性”，更不能在这个丛林中有所懈怠，不然这场投资就亏了。而父权制的逻辑，是把女人捆绑在婚姻和家庭中，以爱之名鼓励女人对家庭无偿贡献。女人在市场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下，活得一点都不比男人轻松。

但是女人可不蠢。不少已经洞悉这套游戏规则的女性，为了在丛林中自保，只好把个人利益精算到极点。就业环境充满性别歧视、“玻璃天花板”越降越低、随处可见的职场性骚，扰已经让女性劳动者活得喘不过气；而公共福利越来越少，住房、育儿、养老等社会主义遗产不断缩水，女性肩上的家庭责任负担则越来越重。很多女性不得不以婚姻实现阶层流动，但不划算的婚姻，非但不会让人过上轻松生活，反而会阻碍未来发展。

在这种大环境下，女利主义者面临的压力，可以并只能以挤压底层甚至网络暴力表达出来。那些对“凤凰男”难听的侮辱，对“被压榨的女儿”难听的埋怨，对“穷就别生那么多”的弱肉强食逻辑的认同，正正是资本市场和父权社会共同作用下，女人的强烈反弹。

女利主义，源于政治权利匮乏

当今中国还没有普及民主机制，让公民能够进入政治决策系统，参与公共政治，以解决结构问题的形式提升妇女地位，进而改善自己的生活。紧缩的政治环境让中国妇女根本无法扩展政治参与，也没有办法看见更多社会变革的可能性。

参与过维权行动、女权运动的女性则可以看见更精彩的人生，但她们为数不多。对社会制度的不同理解能让人生命更加丰富，眼界更加扩大，但随之而来的，是恐怖的政治风险，以及随时被“带走”的人身安全问题。

缺乏政治参与的土壤，人们就只能用市场和资本的逻辑理解与解释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没有真正的办法改善底层人民生活。资本主义就是要制造一定数量的贫困人口，来为生产贡献劳动力。资本主义给往上爬的人们描绘了一副“努力就能成功”的图景，埋头苦干奔向梦想的人是不会关心凤凰男娶不娶得上老婆的——自己还挣扎在活着的人间呢。

没有人是蠢的，被捆绑在丛林法则中的女利主义，对个人发展精算到锱铢分毫，绝不至于无法感知贫困和不幸的结构性的问题。但是，难道结构存在问题，我们就不活了吗？大多数女人被挡在政治决策的大门之外，异见、社运存在巨大风险。既然改变社会结构对很多人来说遥远、陌生而不可取，那么，女利主义者就只能用小草般的不屈力量野蛮生长，举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旗帜，遇神杀神，遇佛杀佛，杀出一条通往美好想象的血路来。

而作为有意愿有资源改变世界的研究者和运动者，我们不能离地谴责女利主义者在丛林法则中厮杀，然后简单把女人归为精英或底层；也不能简单地对女利主义者贴上“仇视底层”的标签，而把她们看成与资本共谋的凶手。

女利主义是问题的表征，不是问题的原因。怎样在她们中间做左翼女权主义的倡导和组织工作，考验着每一个运动者和研究者的专业和能耐。

（观尔，女权主义行动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