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徐沛然：十五年過去了，西方為何持續製造恐怖主義？

15年前的9月11日，紐約知名地標雙子星大廈，在煙塵與火焰中頹然倒塌。這個畫面透過媒體傳送，震撼了全世界，也宣示著「恐怖主義」正式成為新的全球政治議題，強烈地影響了後911的國際局勢。

當年美國總統小布殊（George W. Bush，小布希）強勢推動「反恐戰爭」（War on Terror），將恐怖主義視為美國首要的打擊對象。然而，15年來，這個世界沒有變得更安全。軍事行動雖然抓到了策劃 911行動的阿爾蓋達組織（Al-Qaeda，蓋達）首腦本拉登（Osama bin Laden，賓拉登），但阿爾蓋達組織並未因此消滅。

甚至，近年新興的伊斯蘭國（ISIS）更是大張旗鼓地招兵買馬、擴張地盤，並於世界各地策劃多起襲擊行動，包括在土耳其造成超過200人死亡的炸彈攻擊。而2015年1月7日，法國的政治諷刺雜誌《查理週刊》（Charlie Hebdo）總部遭到槍手襲擊，在事件現場造成 12人死亡 11人受傷。槍手被指認為激進派穆斯林，而《查理週刊》遇襲事件被視為相當於法國版的 911 事件。

文化衝突論的侷限

對於近年來發生的「恐怖攻擊」行動，我們還可以持續列下去，突尼西亞、肯亞、比利時、利比亞、波士頓、阿富汗、也門（葉門）……而這些受到矚目的恐怖攻擊行動，經常直接和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組織，又稱為「原教旨主義」團體扯上關係。於是一般就會解讀為伊斯蘭世界「仇恨西方」。

委婉一些的說法是「文明衝突」，或是「生活文化」上的差別；直接一點就是認為伊斯蘭信仰落後、不文明、暴力、不民主、不重視人權。在這種詮釋框架下，似乎衝突因素內嵌於西方和伊斯蘭的文化與信仰中，以至於不可避免，而「西方文明」則代表一種更為優越的，更值得追求的文化。

首先，直接將「恐怖主義」和伊斯蘭信仰，和穆斯林劃上等號的談法相當有問題。根據歐洲刑警組織（Europol）2014年發布的《歐盟恐怖主義現況與趨勢報告》（EU Terrorism Situation and Trend Report 2014）指出，歐洲絕大部分的恐怖襲擊來自於分離主義團體。以2013年為例，歐洲發生了152起恐怖攻擊事件，只有2起為「宗教性動機」，而有84起是基於國族主義或分離主義信念。

同時，這些恐怖攻擊事件在媒體的呈現上，往往也會特別突顯嫌犯的穆斯林背景，強化刻板印象。舉例來說，2011年歐洲最大的恐怖攻擊事件為挪威的安德斯‧布雷維克（Anders Breivik），他一共殺害了77人。在其公開聲明中，他反對穆斯林、反對移民，並支持「基督教歐洲」（Christian Europe），但安德斯並不會被標示為「基督徒恐怖分子」，或是「白人恐怖分子」。

就算我們先姑且不論這種粗糙的「西方 VS. 伊斯蘭」的對立命題是否合理。所謂文明衝突必然性的說法，也不符合歷史事實。實際上不同文化與信仰的人們在各地都經常混居，即便不是毫無嫌隙，但也很少演變成武裝衝突。人們不會僅僅因為「生活文化」的不同而發動戰爭，或是採取自殺攻擊；激烈的手段背後總是有著其他更重要的因素。

所以，與其將焦點針對伊斯蘭世界，問說15年過去了，他們為什麼依舊恨西方？並輕率地歸咎於文明或文化衝突，我們不如試著回顧所謂的「西方世界」，在這15年裡面做了些什麼事？也許可以更清楚為何恐怖主義源源不絕的原因。

阿富汗與伊拉克戰爭

911事件的發動者指向阿爾蓋達組織，阿爾蓋達組織總部則被認為在阿富汗境內，而當時阿富汗的塔利班（Taliban）政權被認為包庇阿爾蓋達組織。在要求塔利班交出阿爾蓋達組織高層交涉未果後，2001年10月，以美國和英國為首的聯軍，攻入了阿富汗，並在短短一個多月內就攻下首都喀布爾。

然而，塔利班並未就此潰散，他們躲入山區深處的根據地，持續不斷地發動小規模武裝行動，美國就此陷入了另一個越戰泥沼。美國駐軍人數最高峰為2010年，曾經超過10萬名士兵駐紮於阿富汗，如今縮減至不到1萬人。自2001年至今，美國政府投入了超過三千億美元於阿富汗的軍事行動，也數度打算撤軍，但棘手的情勢讓美軍遲遲無法撤離。

2003年3月，美國以「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之名，和英國共同出兵攻打伊拉克，並拉下伊拉克總統侯賽因（海珊）。然而，一直到2011年12月，美軍撤兵為止，並沒有找到當初言之鑿鑿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今年7月，英國政府的伊拉克戰爭調查委員會（Iraq Inquiry）的報告出爐，該報告認為當年英國首相貝理雅（Tony Blair，布萊爾）和美國總統小布殊，過度誇大伊拉克的威脅，並無視聯合國的意見，強行發動一場「不必要的戰爭」。

這些戰爭不僅沒有為當地民眾帶來長治久安的生活，更造成大量平民死傷。根據2015年發表的《死亡數字：10年之反恐戰爭傷亡統計》報告中指出，在美國主導的反恐戰爭下，一共造成了伊拉克100萬平民死亡、阿富汗22萬平民死亡、巴基斯坦8萬平民死亡。他們指出，儘管難以精確統計，但這三國加總起來的死亡人數不太可能低於100萬人。而這還是相對保守的估計數字，戰爭中流離失所的數百萬難民，其死傷更難納入統計。

無人機轟炸的倫理問題

在這些戰爭中，特別引起倫理抨擊的，是對無人飛行載具（Unmanned Aerial Vehicle, UAV）的大量使用。UAV 俗稱無人飛機或無人機，可由駕駛員遠端操作。早在一次大戰期間就發明了UAV，主要用於偵查行動。直到冷戰結束後，UAV技術成熟，才開始量產攻擊用途的無人機。

自2004年起，在美國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特別行動小組主導下，美國於巴基斯坦西北部，開始執行無人飛機轟炸行動，並擴及到阿富汗、伊拉克、也門、索馬里（索馬利亞），以及利比亞等國。美國政府原本一再否認無人機的攻擊行動，直到2012年1月，總統歐巴馬才正式承認此事。

根據英國獨立媒體《新聞調查局》（Bureau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的專題報導指出，自2004年起，美國針對巴基斯坦使用無人轟炸機攻擊近400次，其中轟炸的目標有60％以上是民宅，甚至包括學校，至今已經造成2379人死亡，但當中只有84人事後確認為阿爾蓋達組織的武裝分子，僅佔總死亡人數約4%。反過來說，以反恐戰爭之名的無人機空襲行動，至少造成上千名巴基斯坦的無辜平民死亡。

巴基斯坦總理曾多次表示抗議，但未能阻止美國的轟炸行動。人權團體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的專員也在媒體表示，他們曾多次目擊美軍以反恐戰爭之名針對平民的殺戮行動，美國的作法恐怕已經觸犯國際法中的戰爭罪。

利比亞與敘利亞的代理人戰爭

2010年11月底，北非突尼西亞爆發了民眾的反政府示威，最終導致政權垮台，被稱為「茉莉花革命」。此一效應在短時間內擴散到其他阿拉伯國家，包括埃及、敘利亞、利比亞、也門、阿爾及利亞等國均引發類似抗議效應，甚至在埃及直接造成政權更替，史稱「阿拉伯之春」。然而，春天沒有這麼容易來臨，既有政權的鎮壓，讓這些國家陷入政治社會動盪，也給了「外來勢力」更多介入的機會。

2011年2月，統治利比亞長達42年之久的軍事強人卡達菲（Gaddafi，格達費），和反對派爆發武裝衝突。歐美各國長年來將卡達菲視為眼中釘，亦把握此機會，一方面迅速承認反對派政府的合法性；另一方面由法國率先發難，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接手，以保護民眾之名，對卡達菲政權展開軍事行動，並支援反對派勢力。

從3月到10月之間，北約一共發動了2.6萬架次的空襲。10月20日，卡達菲於交火時遭到擊斃。然而其政權的瓦解，反而讓利比亞陷入國內各武裝組織相互攻擊的混亂狀況，也給了新興的伊斯蘭國在當地發展的機會。如今的利比亞已經成為伊斯蘭國組織在北非的主要據點，也是區域和平的不定時炸彈。

類似狀況也發生在敘利亞，在2011年初，示威者陸續上街頭要求政治改革和公民權利，遭到執政的阿薩德政府強硬回應，甚至造成平民死傷。2011年7月，部分軍隊宣布成立敘利亞自由軍（Free Syrian Army），和其餘反對派組織合作，展開至今未休的敘利亞內戰。隨著時間發展，敘利亞內戰變得更加複雜。利比亞率先表示支持敘利亞自由軍，並提供他們武裝和訓練。另外，法國與英國也表示將協助敘利亞自由軍。

之後伊斯蘭國崛起，並參與敘利亞內戰，狀況變得更複雜。美國於2014年9月開始轟炸敘利亞境內的政府軍和伊斯蘭國領地。2015年9月，俄羅斯表態支持敘利亞政府，認為應由敘利亞政府來穩定國內局勢，並開始空襲包括伊斯蘭國在內的反政府勢力。然後就是我們所知道的，大批敘利亞平民冒險逃出家園，成為中東、北非歐洲各國的難民人道危機。

歐美列強的代理人戰爭，在加上伊斯蘭國、庫爾德族（庫德族）、阿爾蓋達組織分支等境內武裝勢力，卡塔爾（卡達）、土耳其、沙地阿拉伯（沙烏地阿拉伯）等不同派系的資金流入，讓敘利亞內戰成為一場無比複雜且難以收拾的僵局。

西方培育的「恐怖主義者」

這些恐怖組織如何崛起？他們的資源與武器又從何而來？1979年，時值冷戰期間，蘇聯入侵阿富汗。美國相中了阿富汗當地的伊斯蘭反抗勢力，由中央情報局在巴基斯坦培訓了超過10萬名的伊斯蘭聖戰士，並提供他們資金與武裝，以對抗蘇聯。隨著蘇聯撤出阿富汗，以及冷戰的終結，這些武裝分子當中，開始有人將矛頭對準美國。冷戰時被美國宣傳為英勇對抗蘇聯的「自由戰士」，就這樣搖身一變成了威脅世界和平的「恐怖份子」，而其中一個人就叫做本拉登。如同大家所熟知，他之後建立了阿爾蓋達組織，並策劃了911事件。

近年來新興的恐怖組織伊斯蘭國，其組織創始成員來源複雜，其中包含因理念更為激進化而脫離的阿爾蓋達組織前分支。另外，也包含了部分由敘利亞的反對派轉而加入伊斯蘭國的武裝勢力。

在敘利亞內戰開始之初，美國就曾經在約旦的軍事基地祕密訓練敘利亞反對派，並透過土耳其、約旦和利比亞提供敘利亞反對派武裝與資金，希望藉此能以「民間」的力量推翻阿薩德政府。而這些受訓練的武裝分子和其武器，也就隨著轉投陣營的反對派，部分轉移到伊斯蘭國手中。這就是日前《維基解密》（Wikileaks）所爆料，在美國總統候選人希拉莉（希拉蕊）擔任國務卿時，美國提供武器給伊斯蘭國的過程。

不管是阿爾蓋達組織或是伊斯蘭國，這些所謂的「基本教義派」、「原教旨主義」，在動盪的環境中崛起，又因為種種複雜的因素而被利用、扶持茁壯，最終反咬一口。這是以美國政府為首，數十年來採用秘密工作以操控世界政局帶來的後遺症之一。然而這後遺症的代價卻又得由一般民眾來承擔。

海盜與皇帝，不止息的恐怖主義

911事件造成2996人死亡，毋庸置疑是樁慘劇。然而，在911之後，因美國反恐戰爭而死亡的上百萬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的無辜平民，難道就只是統計數據嗎？人命當然不能量化比較，但我們同樣無法忽視這兩者之間的巨大差距，以及受到的差別對待。如果說阿爾蓋達組織、塔利班政權、伊斯蘭國，以及其他的恐怖組織得為他們的行動付出代價；那麼造成上百萬平民死亡的代價該找誰來討？炸死10個人是恐怖攻擊，炸死幾萬人就不是了嗎？難道真的西方人的生命比較珍貴？

如果說我們生在中東、北非等阿拉伯世界，我們會如何看待這些狀況？當我們的至親好友不幸喪生於前述各種軍事行動、武裝衝突當中，當自己的家園因戰火襲擊而殘破不堪，甚至被迫流離失所時，我們有多少把握自己不會因為憤怒和仇恨，成為下一個所謂「極端的」、「仇恨西方」的「恐怖份子」？前述這些作法，真有可能消滅恐怖主義嗎？

一直以來毫不避諱批評美國這種「國家恐怖主義」的杭士基（Noam Chomsky）在其著作《海盜與皇帝：真實世界中的國際恐怖主義》中引了以下這段話：

「聖奧古斯丁說了一個故事，亞歷山大大帝擒獲一個海盜，問道：『你居然膽敢在海上興風作浪？』海盜回答：『那你又怎麼有膽量在整個世界興風作浪？我只有一艘小船，所以被稱為海盜；你有一整隻海軍，所以被稱為皇帝。』」

這個小故事，尖銳地指出當「西方國家」使用「恐怖主義」這個詞彙時，背後的荒謬邏輯及政治現實。不公義的土壤，就是滋生極端信念與行為的溫床。 所謂的恐怖主義跟伊斯蘭的信仰或文化並沒有直接關係，而是長期以來西方國家恣意地以自身利益操控、干涉、介入、侵略阿拉伯世界所帶來的後果與反撲。

值此911事件15週年，眼看著世界局勢仍舊渾沌，新的恐怖攻擊、新的人道危機不斷再起。如果所謂的西方國家們，仍不放棄長期以來對阿拉伯世界的覬覦與干預，仍舊打著反恐旗號恣意侵略與佔領。那麼在可預見的將來裡，恐怖主義不會有平息的一天。而他們才是真正的恐怖主義製造者。

（徐沛然，自由文字工作者，曾任《苦勞網》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