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2016年6月11日，台灣文化政策研究學會與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偕同《端傳媒》等十多個團體，共同主辦「民間文化政策行動論壇2.0：文化，進行式！」會後我們邀請四組作者，分就當天進行的四場論壇摘要內容，撰寫系列評論。本文為第二場，由台灣視覺藝術協會的吳介祥理事所主持的「文化如何點石成金？藝文補助機制與文化經濟的循環鏈」，聚焦於文化經濟。
藝術文化的榮光下，包裹的是集體窮忙的藝文工作世代。從藝術行政、策展人、到藝術家，普遍都身兼多職，或同時支援多場展演，卻沒有穩定而健全的薪資福利待遇。藝文工作高知能低酬勞，只能靠著新血前仆後繼的湧進勞動市場而支撐，年復一年換過一個又一個。
即便是臺北市藝術創作者職業工會──協助藝文創作者追求適當待遇的工會，理事長林文藻都在論壇當天表示，工會收入僅靠會員定期會費，連雇用一位長期正職的行政人員，都很艱難。此說也反映出，現今藝文環境以非營利組織運作，或是仰賴展演收入，很難造就穩健的職業待遇。因此整個藝文圈，都亟需倚賴政府補助與民間贊助。
2002年曾是台灣藝文圈充滿希望的一年。該年行政院提出的「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2002-2007)」，將文化創意產業（文創產業）列入政策扶植產業，「文創」一詞成為顯學，帶來的是藝文活動成為各項產業加值的動力，藝術文化元素成為賺錢的新契機。這是一種挾帶大眾流行文化、商品化、產業化的活水，與偏向純藝術的展演活動交融在一起。
但十幾年的扶植與發展過去，事實是，文創產業在台灣仍未能穩健發展，同時對於「文創」定義的混淆，也造成文化部若干補助爭議。例如陳綺貞、蔡健雅、SHE等，在流行音樂界已趨獲利成熟的歌手，曾以創作展、演唱會等名義，申請獲得文化部數百萬不等的補助，就曾引起外界質疑：這樣的補助，到底是挹注於文化部本欲發展的前景目標，還是只淪為圖利特定團體？
因此，民間文化論壇第二場的與會者，則將如今藝文發展越趨艱困的矛頭，指向了藝文補助的機制問題、文創產業非文化為核心的發展，以及補助和投資政策的混淆。
藝文補助體制
藝文財務資源的取得，一直是藝文產業的難題。根據文化部的文化統計數據，臺灣的藝文展演活動從2008年的13萬多場次成長為2013年的25萬多場，場次加倍，看似蓬勃發展。但「民眾參與或欣賞現代形式視覺藝術類」的消費金額，卻只從2010年每人每年1300元，微幅上揚到2013年的1462元，消費金額並未明顯增加。表演藝術的消費金額甚至下滑，從2009年每人每年的平均4791元、2011年3826元、2012 年約 3900元、2013 年為 3197元，數字明顯不升反減。
台灣藝文補助機制，將原本應該靈活的藝文創作，硬是放入僵化的行政框架。例如吳介祥就指出，現行作法往往要求申請補助的創作者，配合行政時程在短時間內（長則一年兩期，短則一年四期）結案，無視某些創作工作需要更彈性的時間孕育涵養。此舉造成了藝文活動表面上蓬勃發展，實際上，卻是創作者窮忙的現象。
同時，在現行的補助項目中，中央文化主管機關文化部、地方政府及地方文化局、以及專責獎補助機制的國藝會之間，任務分工定位不明。文化部補助項目，與國藝會的常態補助、專案補助並行，重疊的補助計畫不在少數。事實上，文化部作為藝術文化的專責中央機關，在大方向的政策制訂上，不會細致的將毎個藝術文化補助的類型都顧及到，而是需要將文化部總體的文化政策定位釐清，再與每項補助計畫之間做連結。
過去也有不少藝文補助的研究分析，例如劉育良及吳盈諄於《補助機制與藝文生態》說明，歐洲也面臨了補助標準在「市場化」與「實驗性」之間的兩難，這是各國文化政策的困境。在提高創意產業的補助額度時，是否總會犧牲了藝術文化的預算？兩者要如何並存？若宣稱要發展藝術文化，卻總以營利及產業導向的文創產業為核心，不免造成文化與經濟間的矛盾衝突。畢竟，若說文創產業是以產業化與產值為目的，那一開始就應以「投資」形式，而非「補助」挹注資源。
文創產業的機會與侷限
文化政策研究學會理事長劉俊裕曾提過「臺灣文化經濟體」概念，將臺灣的文創產業、藝術市場與文化消費、對外文化貿易，以及藝術文化的獎補助機制，視為一個文化價值與經濟價值相互調節、互賴共生的整體。
在藝術文化與經濟交織的光譜中，最向經濟靠攏的就是文創產業。蔚龍藝術公司經理劉瑞如就談到，文創產業就要以產業方式思考，不適用於以「維持文化多樣性與公平性」為旨的補助政策。她以在大稻埕經營文創空間的經驗指出，當地傳統產業的產業鏈生態十分完整，但舊一代經營者沒有更多創新想法，因此只要能創建平台，連結傳統產業與年輕人創意，即能創造出很多可能。又例如，過去創意設計競賽僅以美學標準評比，若能帶入量產及市場化思考，將可為競賽作品增加實用性考量。
然而，如果文創產業一昧走向產業化、市場化，文化很多時候不免淪為一種裝飾、點綴產業的功能；而文化部的文創產業輔導政策，將無異於經濟部既有的產業輔導。
文創重要的概念，應該是用有文化性、故事性的產品，將消費者以往「隨機消費」，轉變為一種出於文化認同的「選擇性消費」，是一種「價值消費」。我們期待人們買票去欣賞展演、購買藝術品或衍伸商品，是出自對藝術家與創意的肯定，或認同作品所傳達的理念價值。
不過正如吳介祥提醒的，另外還有一種「品味消費」心理；也就是消費者用藝文商品來建構個人品味、身份。文化創意產業的特殊之處，在於其同時具備「價值消費」與「品味消費」的面向。但是我們現在的文創政策，卻有加深「品味消費」當中階級不平等的危險。
無法被經濟化約的文化價值
論壇當天，中華民國表演藝術協會理事長于國華提到：「文化為何要點石成金？從經濟的角度會覺得黃金的價值比石頭高，但從文化的面向來說，石頭的價值不一定比黃金低。文化政策最困難的地方在於他談的是價值，可是大家的價值都不一樣，也帶出文化政策的現實困境，當大家意見都不一致的時候，我們的當局者都已經不知道該擬出怎樣的文化政策。」
確實，文化價值與經濟價值是如此不同，在台灣文化經濟體當中，這兩種價值還在不斷交融與調節。定義文化價值很困難，但我們正可以透過檢視文化政策，去看我們的國家到底重視什麼。希望透過文化資源的分配，去創造什麼樣的社會發展？
如同論壇第一場次曾柏文提到，文化的重要功能之一是服務公民社會。從這個角度思考，藝文補助既然涉及公共資源的使用，它背後必須要有明確目的，告訴大家補助的理由，同時作為文化主管機關向中央爭取資源時的後盾。
因此，我們能不能逐一檢視，文化不同領域當前面臨的問題？無論我們要投資於市場型的文化創業，或是補助能服務社會的文化活動，都必須要有清楚的競逐資源的標準。于國華指出，文化政策有它的象徵性和功能性，前者依據文化價值的認定會有不同──這部分需要公民社會透過論述、對話、甚至是抗爭來逐漸形成。但就文化政策的功能層面，則必須建置一套有方向、標準的機制。
文化與經濟，不該是互相對立的存在，而是一個循環生態。透過藝術文化以文化創意產業為首的產業化發展，建置一個穩建的產業生態系統，同時利用獲利所得的回饋以及政府公共資源，維持多元的藝術文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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