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天津大爆炸週年：幻滅的中國夢，前途未卜

2015年8月12日，天津港發生特大爆炸。如今，一年已經過去了。

過去這段時間，天津港爆炸的收尾工作按照中國速度進行，除了計劃中的海港生態公園沒完工之外，配套的小學和幼兒園已經完工，海港城三期亦已竣工。曾經被爆炸摧殘的居民小區──合生君景灣、金域藍灣、萬通新城、匯錦苑、旺角居等等，夜晚亮起了越來越多的燈光。距離爆炸現場最近的海港城和啟航嘉園小區，也有零星的住戶往家中搬運傢具。圍牆外的餐飲店和小超市在加緊裝修，準備接待重返家園的居民。

迅速翻新後的社區，試圖盡快回到經濟高速發展的軌道之上，將過去的不美好置之腦後。國內有媒體採訪了受爆炸影響的小區居民、死難的編外消防隊員家屬、爆炸事故罪魁禍首瑞海公司的員工，試圖通過描繪他們的生活，再現出爆炸發生後這些普通人的生活在如何發展。很不幸的是，這篇文章在大陸網絡上被定點刪除，不留一點信息。

在官方指定的互聯網記憶裏，只有欣欣向榮口徑的官方話語，宣傳一切事情都在有條不紊地進展，居民情緒穩定。

這宗爆炸事件，看起來好像和所有其他的事件一樣，會在浮躁的社會裏，被耐心的維穩技術碾碎，不留下任何痕跡。半年前的2月5日，國務院調查組發布了《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險品倉庫特別重大火災爆炸事故調查報告》，這份中規中矩的報告沒有帶動輿論跟進。爆炸事件發生後被持續關注的，是那批被爆炸影響到的豪車。一直有聲音持續追蹤這批受損的豪車究竟去了哪裏，是否會蒙混過關流入普通市場。

對比看來，好像大眾對毫無誠意的官方話語已經喪失了興趣，更執着聚焦於於個人利益是否受損。在精妙的維穩和輿論控制下，要從微觀層面找出準確的客觀證據來，判斷大眾的輿論興趣點究竟在哪裏，相當困難。我們唯有回溯中國從 90 年代到今天的社會經濟歷程，將天津爆炸這一滴水放進歷史之中，慢慢地推敲。

2008 之後：中國中產的抗爭與社會建設

長期以來，中國政府通過拉動高速經濟發展，保持社會穩定。讓大多數人不主動參與政治，為政府奠定合法性基礎。

從國內經濟發展的曲線來看，1997 年到 2008 年是製造業產能被釋放後的經濟上升階段，也相對伴隨了政權合法性最為穩固的時段。2008 年之後，本應開始進入下滑趨勢的中國經濟，陰差陽錯地趕上了互聯網金融的大潮。互聯網金融的諸多創新，填補了傳統經濟模式落後的局面。在此基礎上，中國經濟又被拉入了一個新的高速增長時期，並創造出更多的財富神話。這個神話延續到 2015 年。伴隨着諸多創業公司的死亡和 P2P 的倒閉狂潮，越來越多人開始關注經濟「新常態」的到來。總而言之，好日子總有一天是會到頭的。

傳統經濟模式達到頂峰的 2008 年，也是中國人整體自信指數最高漲的一年。大量國人不僅個人財富增加，還趕上人民幣的持續上漲，有了更強的海外購買力，加之奧運會要在中國舉辦，趕上了空前盛世的激動溢於言表。

同樣是2008年，汶川地震爆發，將落後的中國社會結構打回了原型。貪污腐敗的體制衍生出來的豆腐渣工程，無法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原始落後的社會動員體制，不能及時有效地參與到災害救援之中。災民在混亂裏充滿了憤怒。

汶川地震集中展示出來的混亂，為中國的民間社會帶來了兩個方向：一方面看到了更多政治體制的弊端和弱點，而極力要去改變；另一方面，以一大批參與救災的志願者為起點，許多接受了高等教育的青年人和商界人士，看到了社會發育的不足，轉身開始從事助學、環保、公平貿易、社會創新等領域，全身心投入社會建設之中。

前者以《零八憲章》為標誌，在這個歷史關頭，準備撬動更劇烈的變革。而後者的努力，被許多國內學者共同稱為「公民社會元年」。而二者的命運，也很快就見了分曉。前者遭遇全面的政治打壓，後者則一路發展得欣欣向榮。

這背後，還有持續增長的經濟，為政治合法性背書。2008 年並沒有成為中國夢的終點，反而是一個小高潮。雖然傳統製造業開始出現敗相，但當互聯網經濟開始，知識群體和中產階級的日子越發好過起來。既然經濟還在持續高速增長，中產階級還能享受到更多的社會紅利，政治反對的話語，自然而然走入低谷。最終，2008年汶川地震的悲劇，沒有促成直接指向政治體制根本的變革動力，反而在網絡賦權的帶動下，激起了一陣又一陣社會建設神話。

歷史的車輪滾動到 2015 年的時候，新型經濟模式正要進入強弩之末，天津爆炸發生了。

天津爆炸是一宗與環境規劃有關的事件，雖然國內的環境危機一直不斷爆發，但是基於環境問題的特殊性，城市中產一直沒有成為直接受害人。

傳統粗放的經濟模式，以消耗大量自然資源為基礎創造經濟價值。而當傳統高耗能高污染企業帶動經濟增長的效應變弱，大量污染企業開始向欠發達地區轉移，欠發達地區污染事件此起彼伏。而集中在鄉村和落後地區的人群，掌握的社會資源有限，也無力引起城市居民的共情。

城市的事件也不少。高壓輸電線路、垃圾焚燒廠、PX 工廠引發的的事件中，雖然能看到中產的積極行動，但畢竟這類項目對人體的損害沒有直觀體現。參與行動的中產群體，是基於更為含糊的恐慌心理，懼怕這些項目對身體構成潛在影響。因此，這類事件的動員成本非常高，偶發的群體事件可能引起政府的正向回應，但這個影響決策的過程，依然不是參與群體能夠進一步直接參與的。

即便是受到高度關注的霧霾，也同樣存在類似的處境。霧霾對人體的一切損害，相比於其他有爭議的建設項目，有更多的科學論證，甚至於可以有可見的損害效果，比如人的肺變成了黑色。但是，這樣的損害依然過於抽象。

以往，也有距離工廠較近的居民區，目睹過工廠事故發生的爆炸和火災。然而，唯有天津爆炸事件，是對城市中產最為直接的一次衝擊。爆炸近在咫尺，人身受到傷害，最核心的資產房產受到破壞，受影響的人群居無定所，惶恐不安。

如果2008年的汶川地震，還有一部分的天災因素可以作為責任方的辯解，天津事故是赤裸裸的人禍，城市中產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生活在火藥桶的周邊。對很多城市中產來說，完全貼近生活的真實損害，相比於遙遠的鄉村污染，或者抽象的環境權利，情感共鳴更為強烈。

與2008年類似，面對這一事件，依然有兩條方向擺在面前：抗爭，還是建設？

恐慌的中產，幻滅的美好生活

而與2008年不同的是，天津爆炸發生時，釋放了七年的大眾建設熱潮，已經在柴靜拍攝《穹頂之下》後完成了謝幕。這部講述霧霾污染的視頻，大規模激起了市民群體的響應和支持。但進入行動環節之後，卻只剩下虎頭蛇尾的「從我做起」。參與和改變並不是市民的選項。所謂的建設性參與，在過往一些無足輕重的環節上能包裝出可觀的成績，面對直接的利益衝突之時，建設性參與毫無推動實質改變的能力。

另一方面，抗爭也並不是直接選項。在天津爆炸事件之後，業主們懼怕和政府直接衝突，又看不到建設性改變渠道，最終選擇了滿懷渴望，跪着向政府請願。結果也並不意外：一年過去了，爆炸事件波及的人群並沒有感受到利益獲得保護。

從社會層面來說，天津爆炸事件中的普通市民的選擇，無法超越這個時代打下的烙印，但他們可以為這個時代打下一個新的烙印。發生在天津的一切，對其他市民帶來更深遠的衝擊，最直觀的結論就是：就算不關心政治也不參與公共事務的生活，也可以受到權力現實的損害。

從天津爆炸開始，城市中產的心理防線已被全面打破，無論是之後的校園毒跑道事件、疫苗事件還是奶粉事件，或者是雷洋被打死，乃至於女性在酒店中被襲擊，中產階級已無法相信自己還屬於既得利益團體，每個事件都不斷地引發恐慌。

除了恐慌，直接行動也在悄然變化。城市中產在同一類型的議題之下的抗爭行動，數量上還未有可量化的區別，但 2015 年以來，抗議激烈程度顯著高於以往。在此之前，類似今天烈度的抗議行動，往往要有核心利益受直接損害，比如房屋拆遷、下崗工人維權、女性意外死亡等等。

而天津爆炸後，時代打下了新的烙印，連續發生的高考名額分配抗議、仙桃的垃圾焚燒廠抗議、潛江的農藥廠抗議、連雲港的核廢料處理抗議中，即便損害還沒有開始，城市居民也已經有了更為堅決的意志參與抗爭。

當然，政治高壓的大局還沒有改變，城市中產面對威脅無路可逃，依然不會認同最徹底的政治反對；同時，他們又無法選擇隱忍，參與限制重重的社會建設，也徒勞無功。百般壓抑之下，倒不如以一次集體行動作為宣泄，來得更為暢快。

此時，基於經濟增長紅利淡去，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對普通市民的動員力開始下降，「是中國人就轉」這種標題曾經一度盛行，輕易拉動閱讀傳播。然而今天，這種宣傳不斷減少，在無形中遭遇到中產的抗拒。反對肯德基這樣的「愛國」活動，比起當年的反日遊行，無論是規模還是暴力程度，都小了很多。政府打造中國夢的模式，開始改為從政治教育、傳統文化角度入手，全面開動宣傳機器。有人說：「當有人號稱從文化角度來談問題的時候，他一定是準備耍流氓了。」

天津爆炸已經過去一週年，政府依舊控制着輿論，阻止不利政府形象的信息廣泛傳播。然而政府改變不了的是：經濟方面還沒有找到更新的模式拉動第三輪高速增長，城市中產在壓力重重的生活下，透過天津爆炸看到的是美好生活夢想的危機。

2015 年，天津爆炸的那個瞬間，中國夢灰飛煙滅，只有層層的烏雲籠罩着大地，沒有人能夠看到未來。如今，一年時間過去了，塵埃依舊在大地上空盤旋，舊的中國夢破碎成一地雞毛。夢中驚醒過來的人群在原地躁動，下一個中國夢，將在躁動中出現嗎？

（明亮，新媒體傳播從業者與觀察者）